汉译佛典中偈颂的律动
齐藤隆信（日本·佛教大学）
序言
印度佛教文献的文体类型大致可分为散文（长行）与韵文（偈颂）两类。这些印度佛教文献传到中国以后，不仅意思、内容被翻译成了汉语，文体也被转换成了中国传统的散文及韵文的形态。因此可以说，汉译佛教文献是通过文意的翻译及形态的转换诞生的。
至今为止的汉译佛教文献研究多以散文为主，而对韵文并未给予积极的重视。因此，在今天发表的报告中，我将着眼于以前未被重视的韵文（以下称为“偈”或“偈颂”），以律动为中心，围绕其形态是如何转换这一问题加以考察。这里所说的律动是指“规则地·周期性重复的音乐性的节奏”，具体包含以下三个要素。
一 从偈颂到诗
在汉译佛教文献中，偈颂的形态主要是通过调整音节数（字数）在视觉上达到韵文的效果。但是如果不能满足押韵这一韵文的绝对条件，就会出现分裂现象，甚至会出现一些只是把散文（长行）分割成一定音节数的偈颂。因为对于佛经来说，传达真理是首位的，所以不顾文意而优先考虑形式是不合情理的。但是，也有部分翻译者能在兼顾音律（节奏）的同时进行翻译。这要求译者必须具备极高的词汇水平以及汉字音识别能力才能达成，此时也就是说可以实现文体形态的转换了。通过从韵文的角度重新评价这些汉译佛教文献，很多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这就是笔者开展偈颂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最初将佛教文献翻译成汉语的是后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前者主要翻译小乘佛教的经典，后者则主要翻译大乘佛教的经典。下面笔者将试举几个例子来探讨最初期的汉译经典中偈颂的形式。
（一）后汉安世高翻译的佛教经典
最早汉译佛经的安世高奠定了翻译的规则，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下面列举的《七处三观经》的偈颂则体现了这样的规则：“从后说绝”与“佛说如是”这类固定语句之间画线部分的内容都是韵文。然而，这些文句像散文一样，句中音节数（字数）参差不齐，虽然印度语的原文是韵文，但汉译以后在视觉上变成了散文般的形式，所以音声效果并不理想。
《七处三观经》第2经（《大正藏》2～876a）
佛从后说绝：
不守意者 邪疑故亦睡眠故 魔便得自在如是 但当守意 若欲谛行 但当见谛行 亦当知内出已 不堕睡眠 便得断苦本
佛说如是。
《七处三观经》第7经（《大正藏》2～877a）
从后说绝：
善群居依贤者 为知谛愿宿命行 为乐得无有忧 得善自在
佛说如是。佛说是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七处三观经》第12经（《大正藏》2～877c）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行在祇树给孤独园。佛告比丘，若比丘有四行、不自侵、要近无为。何等为四？是间比丘持戒行戒律根，亦闭至自守意。饭食节度、不多食、不喜多食。上夜后夜常守行。是为四行。比丘不自侵、亦近为。从后说绝：
若比丘立戒根 亦摄食亦知节度 亦不离觉 如是行精进 上夜后夜不中止 要不自侵减要近无为
佛说如是。
（二）后汉支娄迦谶翻译的佛教经典
安世高的偈颂虽然句中字数不统一，但支娄迦谶翻译的佛经偈颂，字数均为四字、五字、六字、七字等，非常均等。这样，偈颂在视觉上变为了韵文的形式，在音声效果上也开始与散文有所不同。自支娄迦谶之后，汉译佛经的偈颂皆以这样的形式进行翻译。另外，还有三字、八字、九字、十二字偈，但最多的还是五字偈。
《慧印三昧经》（《大正藏》15～467a）……四字一句
佛尔时便说偈言：
已住吾我 便言有世 持想作行 欲脱于世 起是念者 为住二法 是为惑事
非正法行 法无作者 亦无坏者 不可见知 亦无人所 着于有者 因起想行
便自说言 我已忍空 起想念空 是为非法 法无所有 便行有法 一切所起
《般舟三昧经》（《大正藏》13～910bc）……五字一句
佛尔时颂偈言：
有居家菩萨 欲得是三昧 常当学究竟 心无所贪慕 诵是三昧时 思乐作沙门
不得贪妻子 舍离于财色 常奉持五戒 一月八关斋 斋时于佛寺 学三昧通利
不得说人恶 无形轻慢行 心无所荣冀 当行是三昧 奉敬诸经法 常当乐于道
《慧印三昧经》（《大正藏》15～462c）……六字一句
佛尔时便说偈言：
无上慧为慧王 慧能散诸欲着 是尊慧入慧门 是印经无量慧 知根行住智地
智无碍智去冥 智消着智说法 经如日照三界 常等行于三昧 一切着谛所断
诸三昧慧印将 诸佛者等是种 欲得宝度无极 愿福相福神足 志所愿从是得
《般舟三昧经》（《大正藏》13～910bc）……七字一句
佛尔时颂偈言：
我念过去有如来 人中尊号私诃末 尔时有王典主人 至于彼佛闻三昧
至意黠慧听此经 心悦无量奉持法 即以珍宝散其上 供师子意人中尊
心念如是而叹言 我身于此当来世 奉行佛教不敢缺 亦当逮得是三昧
（三）后汉昙果·康孟详翻译的佛教经典
昙果与康孟详翻译的《中本起经》中的偈子均为五字一句，而且如下面所列例句所示，虽然还不完善，但偶数句末已开始出现注意押韵的迹象了。（偶数句末标明了《切韵》的韵目及后汉的韵部）
《中本起经》（《大正藏》4～163b）
佛受其施、便为咒愿、而作颂曰：
外道所修事 精勤火为最
学问日益明 众义通为最
人中所归仰 遮迦越为最
江河泉源流 大海深为最
众星列空中 日月明为最
佛出于世间 受施为上最
《中本起经》（《大正藏》4～150b）
时如来而作颂曰：
至道无往返 玄微清妙真（平真·真）
不没不复生 是处为泥洹（平桓·寒）
此要寂无上 毕故不造新（平真·真）
虽天有善处 皆莫如泥洹（平桓·寒）
《中本起经》（《大正藏》4～156b）
佛为须达，而作颂曰：
无忧无喜相 心虚清净安（平寒·寒）
已能无所生 见缔入泥洹（平桓·寒）
觉正念清明 己度五道渊（平先·寒）
恩爱网断坏 永寂悦彼安（平寒·寒）
（四）后汉支曜翻译的佛教经典
支曜翻译的《成具光明定意经》的偈颂都明显地考虑到了音数律及韵律，所以可以说这是中国佛教史上，首部带有强烈的中华韵文形态意识的汉译经典。
《成具光明定意经》（《大正藏》15～452bc）
于是善明因复叹曰：
天尊实神妙 世所希见闻（平文·真）
变改卓犖异 睹者莫不欣（平欣·真）
谛观甚奇雅 现变难等双（平江·冬）
不作而自具 不劳饱满众（平东·东）
不语自然使 不教令自行（平唐·阳）
不为而遇为 是徳以可将（平阳·阳）
本行何术法 生而有此荣（平庚·耕）
积何徳之本 致斯巍巍尊（平魂·真）
愿哀贫道者 开饶以法财（平咍·之）
决心之结网 放令无馀疑（平之·之）
＊ ＊ ＊
以上，通过安世高，支娄迦谶，昙果与康孟详、支曜的例子，我们了解了最初期的汉译经典中偈子的形式，同时也对最初期的翻译者们经过反复试验，最终使印度韵文逐渐趋向与中华传统韵文形式一致的过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也就是说，起初的翻译并无韵文、散文之别，之后逐渐出现五字一句、七字一句等均等齐整的形式并固定下来，接着是译者开始注意到偶数句末的押韵。如此，便完成了印度偈语向中华诗形态的转变。另外，关于音律数，在魏晋时期的偈颂中以四字偈与五字偈占绝大多数，而隋唐以后七字偈则不断增加。这与中华韵文的变迁也相吻合。
二 三国时期吴国的支谦
从祖父一代就从大月支国归化中国的支谦，于后汉末期出生于洛阳，自小便深受汉民族的教养。他十三岁开始学习外国书籍，掌握了六国语言，并广泛学习了佛教及世间的文学艺术。后移居于吴，被吴主孙权任用为博士，同时还负责皇太子的教育。他的译经活动是在黄武元年（222）到建兴年间（252～253）大约30年间进行的。在中国佛教史上，支谦是一位评价极高的著名翻译家，这一点从下面列举的偈颂的翻译中也能体现出来。
《八师经》（《大正藏》14～965c～966a）
醉者为不孝 怨祸从内生（平庚·庚）
迷惑淸高士 乱德败淑贞（平淸·庚）
吾故不饮酒 慈心济群生（平庚·庚）
净慧度八难 自致觉道成（平淸·庚）
念人衰老时 百病同时生（平庚·庚）
水消而火灭 刀风解其形（平靑·庚）
骨离筋脉绝 大命要当倾（平淸·庚）
吾用畏是故 求道愿不生（平庚·庚）
我惟老病死 三界之大患（平删·寒）
福尽而命终 气绝于黄泉（平声·寒）
身烂还为土 魂魄随因缘（平声·寒）
吾用畏是故 学道升泥洹（平声·寒）
《太子瑞应本起经》（《大正藏》3～480ab）
听我歌十力 弃盖寂定禅（平仙·寒）
光彻照七天 德香逾栴檀（平寒·寒）
上帝神妙来 叹仰欲见尊（平魂·真）
梵释赍敬意 稽首欲受闻（平文·真）
佛所本行愿 精进百劫勤（平欣·真）
四等大布施 十方受弘恩（平痕·真）
持戒净无垢 慈软护众生（平庚·庚）
勇决入禅智 大悲敷度经（平靑·庚）
苦行积无数 功勋成于今（平侵·侵）
戒忍定慧力 动地魔已擒（平侵·侵）
德普盖天地 神智过灵皇（平唐·阳）
相好特无比 八声震十方（平阳·阳）
志高于须弥 淸妙莫能论（去慁·真）
永离婬怒痴 无复老死患（去谏·寒）
唯哀从定觉 愍伤诸天人（平真·真）
为开法宝藏 敷惠甘露珍（平真·真）
令从忧畏解 危厄得以安（平寒·寒）
迷惑见正道 邪疑睹真言（平元·寒）
一切皆愿乐 欲听受无厌（去艳·谈）→BD.00935作“令融”（平东·东）
当开无死法 垂化于无穷（平东·东）
这里仅列举了《八师经》《太子瑞应本起经》中的偈颂。此外，他所翻译的《维摩诘经》《长者恩悦经》《黑氏梵志经》《撰集百缘经》《法句经》《般泥洹经》《鹿子经》等的偈颂也都兼顾了韵律。另外，支谦还将梵歌（佛教音乐）引入了中国，这也是他的一大功绩。
三 姚秦的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与支谦同为盛名远播的著名翻译家。他自弘始元年（399）来中国，到去世之前共翻译了35部294卷佛经。关于鸠摩罗什对偈颂的翻译方针，在《出三藏记集》14的鸠摩罗什传中有所记载。
什每为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徳。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意思是说，梵文的偈颂翻译成汉语以后，失去了原有的美感及巧妙的修辞。虽然大致的意涵能够被翻译出来，但是却无法改换文体。这就如同饭（偈颂）被咀嚼后，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而且还变成了如催吐物般的东西。由此可见，鸠摩罗什已经意识到汉译偈颂时所产生的瓶颈问题了（即文体对应转换失真的问题）。
（一）鸠摩罗什的汉译佛经中的偈颂
下面来分析已经意识到翻译瓶颈的鸠摩罗什的代表作《妙法莲华经》《维摩诘所说经》《百论》中的偈颂。
《妙法莲华经》化城喩品（《大正藏》9～23a）
世雄无等伦 百福自庄严（平严·盐）
得无上智慧 愿为世间说（入薛·屑）
度脱于我等 及诸众生类（去至·脂）
为分别显示 令得是智慧（去霁·皆）
若我等得佛 众生亦复然（平仙·先）
世尊知众生 深心之所念（去檬·盐）
亦知所行道 又知智慧力（入职·职）
欲乐及修福 宿命所行业（入业·叶）
世尊悉知己 当转无上轮（平谆·真）
《维摩诘所说经》（《大正藏》14～537c）
目净修广如青莲 心净已度诸禅定（去径·庚）
久积净业称无量 导众以寂故稽首（上有·侯）
既见大圣以神变 普现十方无量土（上姥·鱼）
其中诸佛演说法 于是一切悉见闻（平文·文）
法王法力超群生 常以法财施一切（入屑·屑）
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义而不动（上董·东）
已于诸法得自在 是故稽首此法王（平阳·阳）
《百论》（《大正藏》30～168a）
顶礼佛足哀世尊 于无量劫荷众苦（上姥·鱼）
烦恼已尽习亦除 梵释龙神咸恭敬（去映·庚）
亦礼无上照世法 能净瑕秽止戏论（去诃·魂）
诸佛世尊之所说 并及八辈应真僧（平登·登）
上面所举的偈颂中，每句的字数均统一为五字或者七字，但是句末却完全没有考虑押韵。
接着对比一下支谦与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维摩经》中相同部分的偈颂。
支谦译本（《大正藏》14～519c）
清净金华眼明好 净教灭意度无极（入声职韵·职）
净除欲疑称无量 愿礼沙门寂然迹（入声昔韵·药）
既见大圣三界将 现我佛国特清明（平声庚韵·庚）
说最法言决众疑 虚空神天得闻听（平声青韵·庚）
经道讲授诸法王 以法布施解说人（平声真韵·真）
法鼓导善现上义 稽首法王此极尊（平声魂韵·真）
…（以下省略）…
鸠摩罗什译本（《大正藏》14～537c）
目净修广如青莲 心净已度诸禅定（去声径韵·庚）
久积净业称无量 导众以寂故稽首（上声有韵·侯）
既见大圣以神変 普现十方无量土（上声姥韵·鱼）
其中诸佛演说法 于是一切悉见闻（平声文韵·文）
法王法力超群生 常以法财施一切（入声屑韵·屑）
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义而不动（上声董韵·东）
已于诸法得自在 是故稽首此法王（平声阳韵·阳）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吴国支谦翻译的《维摩经》全部押韵，而鸠摩罗什的《维摩经》则完全不押韵。鸠摩罗什在翻译《维摩经》时，很显然是参照了支谦的《维摩经》并采用了其部分译文的，但不知为何对偈颂的押韵问题却漠不关心。
（二）《大智度论》中的韵文
同为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度论》，100卷中有612首偈颂，其中押韵的有82首（约占全部的14%）。下面举几个例子。
〈卷13〉
闲坐林树间 寂然灭众恶（入铎·药）
恬澹得一心 斯乐非天乐（入铎·药）
人求富贵利 名衣好牀缛（入烛·屋）
斯乐非安稳 求利无餍足（入烛·屋）
纳衣行乞食 动止心常一（入质·质）
自以智慧眼 观知诸法实（入质·质）
种种法门中 皆以等观入（入缉·缉）
解慧心寂然 三界无能及（入缉·缉）
〈卷23〉
大地草木皆磨灭 须弥巨海亦崩竭（入月·屑）
诸天住处皆烧尽 尔时世界何物常（平阳·阳）
十力世尊身光具 智慧明照亦无量（平阳·阳）
度脱一切诸众生 名闻普遍满十方（平阳·阳）
今日廓然悉安在 何有智者不感伤（平阳·阳）
〈卷23〉
骑乘疲极故 求索住立处（去御·鱼）
住立疲极故 求索坐息处（去御·鱼）
坐久疲极故 求索安卧处（去御·鱼）
众极由作生 初乐后则苦（上姥·鱼）
视眴息出入 屈伸坐卧起（上止·之）
行立及去来 此事无不苦（上姥·鱼）
如前所述，鸠摩罗什认为只要翻译印度的偈颂就会丧失原文的美感，这是汉译中遇到的瓶颈。而他确实也将其代表作《妙法莲华经》以及《维摩经》中出现的许多偈颂都翻译成了不押韵的文句。但是，另一方面，他将《大智度论》的部分偈颂翻译成了优美的韵文。《大智度论》与佛经不同，它并不是用来唱诵的。尽管如此，鸠摩罗什还是将外来的偈颂翻译成了押韵的韵文，其意图何在，至今仍是个谜。
总结
汉译偈颂的形态主要是通过调整音节数在视觉上达到韵文的效果。但是如果不能满足押韵这一中华韵文的绝对条件，就会出现词汇割裂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只是把散文（长行）分割成一定音节数的偈颂。因为对于佛经来说，传达真理是首位的，不能妥协于文体形式而伤害文意。但是，也有部分翻译者能在兼顾律动（节奏）的同时进行翻译。这需要译者具有极高的词汇水平及汉字音的识别能力。这样就实现了形态的转换。
到目前为止的汉译经典研究中，长行（散文）的研究占绝大多数，而积极地对偈颂（韵文）进行的研究却很少。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汉译佛典中的偈颂特别是对其律动的研究，明确以前尚未被发现的事实。通过这项研究，可以弄清楚以下五个问题。这是本研究的主要意义之所在。
（1）确定无法断定译者的佛经的译者及推断翻译年代。
（2）推断在中国创作的佛经（伪经）的成立年代。
（3）复原翻译当时的原始形态及校订文本。
（4）发现隐藏于散文（长行）中的韵文（偈颂）。
（5）为处于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魏晋南北朝的音韵学研究提供系统完整的资料。
附：本文稿的详细内容请参考齐藤隆信《汉语佛典偈颂的研究》（法藏馆，全703页，2013年11月发行）。
（吕天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