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启动

（一）“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呼唤中国科技新体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民将主要精力重新回归经济建设，并将目光投向世界——在全球，科学技术大规模地转化为生产力，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质变和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由原来单一的军事竞争、经济竞争转向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随着对外开放，《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一批论述国际科技经济发展大趋势的书籍被引入国内，更使国人看到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新技术革命，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转变战略观念，调整发展模式，力图通过发展高技术和新兴产业，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夺取有利战略地位。在新的国际经济技术格局的调整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有继续拉大的危险，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相比也有落后的趋势。危机使科技工作者不能再沉湎于“人工合成胰岛素”和“两弹一星”的成就，必须重新考虑如何使中国的潜在科技能力转化为国家核心竞争力，以及尽快掌握高技术、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等问题。同时，产业转移和全球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也为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提供了机遇。面对挑战和机遇，亟须克服旧体制中存在的不利于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不利于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能力，不利于发挥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才能的弊病。要想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前进步伐，就必须建立有利于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新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有科技体制始建于成立之初。当时国家满目疮痍、百业待举，而旧中国留下的科技基础十分薄弱，专门的科研机构只有几十个，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只有500余人，全国科技人员也不过几万人，研究领域只涉及地质、气象、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工学等少数学科，只能从事一些较少依靠实验条件的研究工作。有限的科技资源、有限的国力、严峻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国防建设形势，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利用国家可能承担的财力，集中有限的科技资源，满足经济建设与国防需求最迫切需要的科技体制，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另外，科技活动规模相对狭小，也为在缺乏科学管理技术手段条件下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提供了可能。此外，现成的苏联模式对原科技体制的形成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以高度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为显著特征的科技体制。与生产体系相对应，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科研体系。两大体系之间的协调与信息传递，依赖于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几十年来，这种体制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在国际封锁和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迅速发展，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解决了一系列科技尖端问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科技资源的开拓与积累，科技活动规模也日益扩大。科技人员由几万人发展到几百万人，科研机构由几十个发展到几千个，科技投入由几千万元增加到几十亿元。这时，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也日益显示出其内在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阻断了科研与生产的直接联系，科技成果难以及时向生产领域转移，经济建设需求也难以迅速为科研机构所了解；②科技工作的运行模式主要靠行政手段而不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统得过死，束缚了科研机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③科技人员管理僵化，科技力量集中在国家科研单位，在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也难以流动。总之，资源集中的优势已逐渐被过多的行政约束带来的低效率取代，科技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不合理而又无法自行调节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适应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难以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更难以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1984年，农村改革取得的成效与经验，推动了“包字进城”，更广泛地触动了城市改革。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仅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高潮，也加快了方方面面的改革步伐。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迎接新技术革命的需要、国家改革的大趋势，三方面背景促使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84年10月，中央委托国家科委联合有关部委组成了科技体制改革研究组，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激烈的争论，初步形成了改革设想。1985年初，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再次邀请科技界、经济界和海外华裔科学家进行座谈讨论。尽管大家对原体制和改革的看法不尽相同，但至少取得了三个一致认识：①要彻底解决科技面向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改变研究、设计、生产脱节的状况，就必须全面改革原有的管理体制；②国家科技资源要分层次配置，改革中要分类对待；③要创造人尽其才的环境。

（二）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内容、主线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决定》提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一论断在中央文件中是首次出现，表明中共中央对科技的认识达到了空前高度，也为后来国家发展战略中屡次提出的“科技首位论、科技创新首位论”奠定了基础。《决定》还指出：“随着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源泉，成为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的基石。”“在现代化建设中，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

《决定》明确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胡耀邦当时把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宗旨比喻为“动员千军万马上山摘桃子”。“动员千军万马”就是解放科技界、知识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上山”就是让科技界、知识界投入“四化”建设的洪流中去；“摘桃子”就是把创造出来的科技成果应用于“四化”建设。

《决定》指出，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即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基本涵盖了支撑“体制”的构成要素。《决定》明确了改革的主线是贯彻“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解决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问题，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

《决定》明确提出了政府科技投入“应以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速度逐步增加”，对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实行分类管理的政策，还确立了“技术成果商品化、技术市场、新兴产业及新兴产业开发区、创业投资”等新理念。

如果说，从1978年3月至1984年底这一时期科技界改革的意识和探索主要是围绕如何充分发挥科技作用，促进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酝酿改革思路，那么《决定》的颁布则使科技界的认识上升到要全面改革原有科技管理体制。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局限，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的初期，科技界未能跳出封闭的科技系统看待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对于科技体制改革与政治、经济等方面改革的关系认识尚显模糊，对由于宏观管理体制分割造成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认识不够充分，对政府宏观科技管理自身改革重视不够，对微观生产组织技术进步的内在需求不足也缺乏清醒的认识。虽然这些问题曾被许多人不同程度地指出过，但未能成为当时科技界认识的主流，导致改革初期的措施主要是针对科研管理体制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