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发展与政策(197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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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主要举措

1998~2010年,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13年,通过组织开展战略研究,明确中国科学院战略定位,直面发展面临的能力不足与科技体制改革难点问题,调整办院方针,建立战略研究体系,重构以规划为核心的中国科学院宏观管理组织体系,深入推进人事管理制度与机制、资源配置和预算制度、科技评价和激励制度等改革,调整科技布局与组织机构,充分发挥了中国科学院在中国科技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骨干引领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

(一)明确战略定位和办院方针

1.明晰中国科学院战略定位

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明确中国科学院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中国科学院在启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之初,就按照“全球眼光,中国国情,着眼当前,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从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世界科技发展新态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出发,注重把握当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发展阶段与创新体系的历史演进,全面正确地理解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目标和国立科研机构战略定位,深入分析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基础和面临的问题,明确自身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定位,主要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科技创新,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向社会输送人才、传播知识和转移技术,成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1999年,江泽民视察知识创新工程并为中国科学院建院50周年题词,要求中国科学院“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我国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贡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科学院的战略定位。

2.调整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是准确把握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方向的需要。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实践中,中国科学院不断明晰发展愿景、使命和目标。2002年,中国科学院从自身战略定位出发,按照“既要保持一定的历史连续性,更要把握时代特点,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思路,将原来的办院方针“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调整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调整后的办院方针体现了国家对中国科学院的战略定位,不仅要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也要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一是始终将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放在首位;二是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和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并举;三是发挥中国科学院在资源、环境、生态等研究方面的优势,为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重大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四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增长做贡献。

(二)建立战略研究体系与机制

1.战略研究明确科技目标

中国科学院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之初,成立了由200余位中青年科学家、战略科学家和管理专家参加的9个战略研究组,先后召开了有上千人次参加的各类研讨会,系统研究分析了世界科技发展态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并经学部和海外专家的咨询与评议,形成了《优先发展领域方向和重大项目战略研究》报告,引导各研究所将科技力量向重点领域方向凝聚。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全面推进阶段,推出了科技创新战略行动计划,组织实施了科技创新跨越发展战略,按照“领域前沿、重要方向和重大项目”三个层次部署实施了一批创新项目。领域前沿项目以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探索为主,原则上由各研究所自主部署;重要方向项目主要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与科技布局调整、创新基地和人才创新队伍建设相结合;重大项目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性科技问题为主要目标,采取顶层设计、统一规划、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

2.构建全院战略研究体系

2004年组织研究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体系,2005年组建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加强院属政策与管理、自然科学史、文献情报研究机构队伍建设,凝聚和培养战略研究人才,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研究支撑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决策与管理支撑体系,优化和加强战略研究相关的学科布局,开展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相关战略研究和中国科学院中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探索与前沿研究,为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决策和中国科学院科学决策与管理以及科学思想传播提供重要支撑。2006年发布的《中国科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由规划职能部门、战略研究平台和专业研究机构、科技创新基地战略研究组、研究所战略研究组等构成的战略研究体系,形成持续开展战略研究的机制,准确把握国家战略需求,敏锐关注世界科技前沿,成为院重大决策的基础,成为规划体系的支撑。”2010年中国科学院发布关于加强战略研究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构建覆盖院机关、科技创新基地和院属各单位的全院战略研究体系,充分依靠科学家、管理专家,建立多层次、系统性、有重点持续开展战略研究的机制,为我院发展方向、战略重点、项目遴选等决策提供基础、依据和建议。”

3.健全战略研究工作机制

明确规划职能部门、战略研究平台(系统性、综合性和前瞻性战略研究)、专业研究机构、重要领域科技路线图研究组、科技创新基地战略研究组(项目遴选与科技布局)、研究所战略研究组在中国科学院战略研究体系中的战略定位,注重发挥规划战略布局的主导作用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会联系全院战略研究队伍的网络作用,定期召开中国科学院年度战略研讨会、领域(基础研究、高技术、资源环境)战略研讨会、学科战略论坛,研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问题、领域发展战略问题和学科发展战略问题及相关理论方法,分析科学技术领域重大进展和发展态势并提交战略研究报告。建立年度战略研究报告和信息交流制度,加强国际竞争格局和主要国家重要政策动态监测,加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追踪分析并定期报告相关信息和情况。建立战略研究评价与信誉制度,将战略研究体系各组成部分战略研究情况纳入中国科学院评价体系。发布了《科学发展报告》《高技术发展报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等年度报告,定期发布《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科技竞争力分析报告》《国家创新体系各单元竞争分析报告》《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态势分析报告》等研究报告以及战略情报研究报告等。战略研究为国家科技创新相关规划和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的研究编制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中国科学院政策规划执行与动态调整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重构宏观管理组织体系

中国科学院组建规划战略局,重点加强全院规划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将确立科技目标作为研究所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序列的首要标准,在总体设计基础上,按照“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规范程序,严格论证,逐所审核,明确任务,以研究所进入试点序列为抓手,推动研究所进一步明确科技创新目标,对自身学科布局和重点发展领域进行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凸显了战略研究和规划对中国科学院宏观管理的重要作用。2006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科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规划体系、执行体系、资源配置体系与评价体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新的科技创新宏观管理体制。”2006年《中国科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意见》[3]明确提出,要建立以规划纲要为主体的规划体系。一是建立由院级规划和所级规划构成的两级三类规划体系,明确院级规划(规划纲要、配套规划及专门规划)和所级规划(规划纲要、配套规划及专门规划)定位及编制重点。二是建立规划编制立项、审批管理、专家咨询论证制度。三是建立规划制定、发布、执行、评估、修订的规划全过程管理工作机制,院级规划发布由院党组批准,所级规划报院审批。四是建立规划衔接协调机制,院级规划必须与国家规划衔接,所级规划必须与院级规划和国家规划衔接,使规划制定过程成为集思广益、凝聚目标、明确重点、达成共识的过程,使规划成为谋划未来、谋划全局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和指导工作的行动指南。

建立规划体系,旨在加强规划对全院改革发展的统筹协调功能,建立规范的规划制定、发布、决策与动态管理制度。建立执行体系,旨在强化科技创新基地对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管理功能,强化专业局为科技创新基地提供管理支撑的功能,建立适时调整机构设置与职能的机制,不断优化科技项目组织与支持方式。建立资源配置体系,旨在加强人财物等资源管理部门间的协调联动,按创新发展需求、创新绩效和创新活动规律统筹配置资源,加强资源使用监督与绩效考核,建立导向明确、分类管理、鼓励竞争、注重绩效的资源配置体系。建立评估体系,旨在坚持质重于量、分类评价、科学严谨、公开公正的评估原则,开展对重大科技创新活动及效益、机构、人员与政策执行等评估,包括综合质量评估、政策导向评估、科技布局评估、创新能力监测及发展态势分析。

(四)改革人事管理制度

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之初,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岗位聘任制度,建立了“岗位聘任、项目聘用和流动人员相结合”的新型用人制度,建立了体现绩效优先原则的三元结构分配制度,形成了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用人新机制,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为科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

1.实行岗位聘任制度

1999年,中国科学院率先实行了全员聘用合同制,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铁饭碗”和“终身制”,实行事业单位人员合同管理,实现了科研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重大转变。各研究所按1998年在编人数的1/3设置创新岗位、核算创新经费,其中对外招聘岗位不低于20%。2001年,实施了以“按需设岗、按岗聘任、择优上岗、动态更新”为主要内容的岗位聘用制,停止职称评定工作,提高聘任标准、严格聘任程序,实现了评聘并轨,实现了竞争择优上岗,显著增强了科技人员的竞争意识,有效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一批青年学术带头人崭露头角,队伍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人才结构日趋合理。例如,在4个数学类研究所合并基础上组建的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原有160名研究员中只有60人被聘为首批创新岗位研究员。

2.实行项目聘用制度

在严格创新岗位聘任制度的同时,中国科学院配套实行了项目聘用制度,允许研究所和项目负责人根据科技创新需要自主招聘项目聘用人员,实行有期限的合同聘用,不占事业编制,突破了事业编制的局限性。在人才使用上“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满足了对科研人才的动态需求。对博士后试行项目聘用管理,增强了博士后的岗位意识,不仅吸引集聚了大批高素质科研骨干,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实行高级访问学者制度,不仅吸引了一批优秀人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而且加强了中国科学院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对研究生实行研究助理制度,促进了流动科研队伍建设和科研教育结合。截至2010年底,项目聘用人员约有9700人,占中国科学院职工总数的14%。

3.推行人事代理制度

为了推进岗位聘任制度改革,中国科学院实行部分人事管理职能的委托代理,对新进人员全部实行人事代理,逐步实现人事关系管理与人员使用分离,体现了人才社会化。在中国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环境下,中国科学院鼓励“人才+成果”进入市场发展高技术企业,积极向社会输送人才。采取“离岗安置”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推进转岗分流工作。

4.推行新型分配制度

中国科学院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全面推行体现绩效优先的“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励”的“三元结构”分配制度,由原来的简单从对外争取项目经费中提取奖励,逐步转向按照科技创新贡献确定绩效奖励,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按照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经费的15%~20%设立创新岗位津贴。同时,试行了研究所法定代表人年薪制、特殊拔尖人才协议工资制、项目聘用人员的合同工资制,积极探索知识和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形式,形成了以“三元结构”分配制度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系,打破了人员收入分配的“大锅饭”,有效地激励了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提高了对优秀人才的凝聚力。中国科学院作为人事部科研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试点,为探索科研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五)改革资源配置和预算制度

中国科学院坚持以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带动管理创新,调整资源配置方针,改革资源配置机制,按照国家预算制度改革要求建立了新型预算制度,实现了从单一分配国家财政拨款向广泛吸纳社会创新资源的转变,从按计划平均分配资源向竞争择优重点支持转变,从院统一安排各类科技资源向充分发挥院所两级资源集成优势转变。

1.调整资源配置方针

中国科学院调整了资源配置方针,从资源短缺时期过分强调平衡平均,调整为“整体规划、保证重点、择优支持、鼓励竞争、优化配置、动态调整”的新方针,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杠杆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进一步调整资源配置方针为“绩效优先、鼓励创新、竞争向上、协同发展、创新增值”,力图实现科技创新增值循环。

2.改革资源配置制度

按照新的资源配置方针,中国科学院确定了院所两级资源配置的宏观比例,加大了对发展迅速的科技领域和新兴交叉学科以及科技创新队伍建设的投入,建立了与研究所绩效挂钩的创新试点经费动态调整和择优支持新机制。一是坚持“发展快先支持,发展好多支持”,在研究所进入创新试点序列的过程中,选择改革发展处于前列的研究所先行试点,通过“时间差”体现资源重点支持。在研究所全面进入试点后,根据研究所创新绩效和评价结果,对做出重大创新贡献、评价结果名列前茅的研究所进行奖励性经费支持,对评价结果相对靠后的研究所适度核减创新经费。二是坚持对外竞争经费比例。根据研究所科技创新工作性质,确定了各研究所对外竞争经费与院拨经常性经费的比例,其中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性创新保持在3∶7左右,高技术研究与发展保持在7∶3至6∶4,对不能达到对外竞争经费比例的研究所,相应核减院经常性经费,并在研究所评价中减分,有效地调动了研究所对外合作竞争和聚集社会创新资源的积极性。三是坚持重大创新项目、重要方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费院所两级匹配支持,其中重大创新项目保持在1∶2左右,重要方向项目保持在1∶1左右,基本建设项目保持在7∶3左右,有效地调动了研究所的积极性,保证了项目的有效实施,并使项目实施与研究所的发展有机结合。

3.探索预算制度改革

中国科学院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自身特点,改革按人平均分配资源的做法,积极探索符合国家预算制度改革要求、适应科技创新活动特点的预算管理制度,逐步实现研究所全部收入与支出纳入年度预算管理,根据定员定额、分类分档、总量调整的原则,建立以研究所发展绩效和态势为主要依据的经济资源配置制度体系,运用预算手段推动事业的发展。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启动阶段,实施“基本事业费+创新经常性经费”的配置模式,重在推动研究所改革。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二期,实施“总量不变、取消基数、结构调整”的配置模式,重在推动研究所整体学科建设与发展。在知识创新工程三期,实施“基本运行费+基本科研费”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模式,重在提升研究所运行保障和前瞻布局能力。

(六)改革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

中国科学院持续推进科技评价和激励制度改革,在十余年研究所绩效评价实践基础上,不断完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研究所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坚持“质重于量、分类导向、公开公正、科学严肃”的原则,不断探索完善研究所评价体系,建立了评价结果与研究所资源配置及法人代表年薪挂钩机制。

1.调整研究所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1999~2001年,中国科学院试点研究所评价重点是“创新任务完成情况评价”和“基础性、战略性与前瞻性贡献”评价,并于2000年将“创新文化建设”纳入试点研究所评价体系。2002年,试行了以“重大创新贡献评价”“分类导向评价”“基础指标测评”为主要类型的研究所绩效评价体系。分类导向评价进一步强化了评价对于科研活动的导向作用,“基础指标测评”则演变为“研究所产出评价”与“研究所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从2004年起,试行“综合质量评估”“政策导向评价”“基础指标测评”相结合的研究所绩效评价体系。研究所综合质量评估旨在提升研究所科研创新质量,改变了过去以定量评价为主的方法,试行以同行专家定性评价为主、以基础指标测评为参考的评价方法,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到研究所实地考察与函评相结合,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所评价规范。

2.积极探索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挂钩的新方式

评价是科研管理的重要手段,评价结果是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中国科学院通过不断改进评价体系,不断探索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挂钩方式,初步形成了与研究所创新经费和研究所法人代表年薪挂钩的制度。2000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将绩效评价结果与研究所创新经费挂钩,4类研究所分类评价结果的排序居首的4个研究所得到300万元创新经费奖励,4类研究所评价结果排序最后的研究所则核减20%的创新经费。2002年,按照基础研究发展、高技术研究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科技和高技术产业化等进行分类评价的结果排序靠前的4个研究所和做出重大创新贡献的13个研究所各增加了200万~300万元的创新经费,对4类研究所分类进行基础指标测评的结果排序靠后的12个研究所则分别扣减了10%~20%的创新经费。1999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进行研究所法人代表年薪制试点,2003年试点范围扩大到59个研究所。研究所绩效评价结果作为确定试点研究所所长年薪的一项重要指标,权重占70%。2006年发布的《中国科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对研究所定期进行综合质量评估,主要内容包括职能定位、目标实现、投入产出、科技活动及管理水平、发展态势等。实行研究所分档管理制度,以综合质量评估结果为主要依据,将研究所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三档。分档结果作为确定研究所基本科研费、创新岗位数、所长年薪及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档工作以5年为周期,其间可根据重大科技贡献与创新能力监测结果,对研究所档次进行适当调整。

3.积极推进科技奖励制度改革

2002年,中国科学院对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科技成果奖,新设两年一届的“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一是改革了奖励评审方法。建立了开放式的推荐、评审模式,在院属单位推荐之外增加了院内外5名同行专家推荐的规定,规定院外评审专家的比例不能低于10%,并将国外同行专家对初评结果的书面评价意见作为评奖的重要依据。这种征询国外同行专家评价意见的做法,已被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在200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初评之后采纳。二是确立了高标准、严要求、宁缺毋滥和以人为本的评奖原则。奖励对象从过去奖励科研成果转变为奖励科技人员,奖励成果注重原创和学科交叉与系统集成,奖励优秀集体有利于培育科研团队合作精神,有效地激发科学家的创造潜能,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做出世界一流的原创性成就,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科技工作中做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创新与集成系统和高技术产业化成就,在公益性科技活动中做出具有显著社会效益的重大贡献。

(七)调整科技布局与组织机构

中国科学院积极调整组织结构,通过推进知识创新基地建设、科研机构重组、非法人研究单位布局和应用开发类研究机构转制等措施,完善全院科技布局和组织机构调整。院属法人研究机构由1997年的123个调整为2010年的99个。

1.调整重点领域方向

中国科学院加速将重点领域方向从以学科为主聚焦到关系中国当前与长远持续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和重要基础交叉前沿。在知识创新工程一期,通过研究基地建设带动科技布局调整。首批建设了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和上海生命科学研究基地、北京物质科学研究基地、北京地球科学研究基地等研究基地。在战略性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相关科技创新研究、战略高技术创新研究(民用)、国家安全战略高技术创新研究、自然科学前沿和大科学创新研究等方面,重点部署了一批领域和方向。在知识创新工程二期,更加关注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前沿的紧密结合,确定了重点发展的九大领域。在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着力加强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交叉和重大科学前沿,加快信息科技创新基地,光电和空间科技创新基地,先进能源科技创新基地,纳米、先进制造与新材料创新基地,人口健康与医药创新基地,先进工业生物技术创新基地,先进可持续农业科技创新基地,生态与环境科技创新基地,资源与海洋科技创新基地,依托大科学装置的综合研究基地等10个基地建设,通过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带动领域和方向调整。

2.建设知识创新基地

中国科学院按照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鼓励交叉综合以及空间相对集中的原则,在基础科学研究、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资源环境科学研究以及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重点建设了18个优势较强、规模较大的综合研究基地。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包括北京物质科学基地、国家天文台、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大科学研究基地等;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包括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北京农业生物技术与生态环境研究基地、西南生物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基地等;资源环境科技领域包括北京地球科学研究基地、西北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东北高效农业与生态系统管理研究基地、海洋科学研究基地等;高技术研究发展领域包括上海高技术研究发展基地、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基地、东北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研究发展基地、光电研究院、战略能源研究基地等。

3.重组院属科研机构

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启动后,中国科学院通过研究所定位调整、研究所整合等方式进行了重组。1998~2010年对46个研究所进行重组,整合组建了16个研究所(院),包括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金属研究所、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广州能源研究所。例如,在原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计算数学与工程计算研究所和系统科学研究所合并的基础上组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有利于集中优势力量,解决重大数学科学问题,推进数学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研究。在原遗传研究所和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基础上,整合原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组建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显著提升了研究所在水稻基因组功能基因的分离鉴定、转基因技术、作物优良品种选育和推广等领域创新能力。同期,7个法人科研机构定位调整并更名:过程工程研究所、微电子研究所、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国家授时中心、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4.新建共建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布局新建青藏高原研究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光电研究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北京基因组研究所5个法人研究机构,与地方政府共建烟台海岸带研究所、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城市环境研究所7个法人研究机构。在交叉新兴学科方向新建了30多个非法人研究单位。

(八)创新国内外开放合作模式

1.探索与国内其他创新主体合作新模式

按照“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思路,着力加强院校和院地合作。拓展前沿交叉领域研究,促进成果转化。提升满足需求的能力。依托大科学装置,通过共建机构、合作培养人才、联合承担国家任务等多种方式,与大学建立起了功能互补、竞争合作、联合互动的关系,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建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共建了上海健康科学研究所,与大学共同筹建了2个国家实验室、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82个联合研究中心1万多名客座研究员和高级访问学者。构建院地合作工作体系,实施以地方需求为牵引的东、中、西三大板块的院地合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战略,建设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科技园区和中介型技术转移中心等成果转化平台,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2.探索对外合作交流新模式

中国科学院坚持“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立足前沿、着眼长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加强与国际科技界共同开展战略研究,与德国马普学会、英国皇家学会建立战略研究机制,定期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召开双边高层战略研讨会,实施“中国科学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中国科学院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中国科学院国际组织梯队建设计划”“中国科学院国际组织任职人员出访资助计划”“中国科学院—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奖学金计划”“中国科学院对外合作重点项目计划”等,与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国的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等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所),与香港大学等6所大学成立了13个联合实验室,设立了“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等国际奖项,推动国际合作,与港澳台合作逐步从一般性交流向实质性合作转变,从分散合作向重大集成合作转变,从单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变,从跟踪模仿向牵头组织转变,从学术合作为主向学术、技术合作并重转变,从短期合作为主向短期、长期合作结合转变,提高了中国科学院创新能力和在国际学界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