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化、产业化的应用实践世界观。从生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中探究生态经济林哲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哲学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需要。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人与经济林的关系是符合哲学总体上研究的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而人和世界关系最本质的方面就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人与经济林的关系问题自然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在研究、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哲学认识基础上产生的，完全符合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即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思维和存在不仅是人和世界关系的两个最本质的方面，也是哲学上最高的两个范畴。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将经济林的作用与人类的问题进行研究，从极其繁多、数不胜数的问题中独立出来，按照人与自然的归结，进行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等相对现象的研究分析。思维和存在是哲学的两个范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反映着人与世界关系的最根本方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任何哲学研究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生态经济林哲学同样必须按照这个方式做出自己的回答。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对经济林与人类活动问题的解决为路径展开，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为起点和中心。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前提对经济林进行研究，经济林与人的认识是两个突出的问题。其中，关于人的认识和经济林存在、意识和物质哪个是本原，即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最重要的。经济林的存在究竟是由思维或意识创造的，还是自在存在的？世界的本质和基础是意识的还是物质的？这些问题在哲学史上属于本体论的问题，它研究世界本身的存在和本质问题。
生态经济林哲学关于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回答，是生态经济林哲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这是由哲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也是解决生态经济林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恩格斯把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的不同回答，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哲学派别的唯一标准。生态经济林哲学无疑是唯物主义哲学。
生态经济林哲学不仅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关注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即世界（经济林生存）可否为人所认识，人的思维能否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的问题。这在哲学史上属于认识论范围，它涉及的是认识的本质、认识的可能性及其实现等问题。
生态经济林哲学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是互相联系的，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研究经济林（物质问题）。由于时代不同，人们对这两个方面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有的侧重于本体论方面，有的则侧重于认识论方面。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哲学研究的重点一般侧重于本体论方面，到了近代和现代，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空前繁荣的推动下，哲学研究更多侧重于认识论方面。这种研究侧重点的变化，意味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和深化，它是时代赋予哲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同时，也不能因此而否定研究本体论的重要性，割裂哲学两个基本问题的内在联系。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容割裂的。认识论必须以本体论为前提和出发点，哲学家对世界可知性问题的回答，其确定性的内容是由他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回答所决定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人的认识实际发生过程来说，都只有回答了本体论的问题以后才能回答认识论的问题。即使是那些否定本体论的哲学家，在他们解决认识论问题的基本倾向和态度中，也总是包含着对本体论问题的回答。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在认识论中总是渗透和贯穿着本体论，认识论是不能脱离本体论的。当然，本体论也不可能离开认识论。不仅人们对本体论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是认识的结果，而且人们之所以提出并回答本体论的问题，其目的也在于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为人们观察、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确立根本的出发点。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如下。（1）生态经济林哲学揭示生态经济林哲学发展的规律。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为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哲学派别，以及对它们的客观评价提供了正确的标准，并指导人们掌握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2）生态经济林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它是揭露唯心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许多流派为了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竭力回避和抹杀哲学的基本问题。（3）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遵循实事求是路线。从实际（经济林存在有贡献）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生态经济林一夜生长丛林）出发，反映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包括哲学基本问题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作了生动的运用和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成果，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新时代探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与基础生态哲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哲学课题，研究好生态经济林哲学，必须从生态哲学基础出发，认识经济林特色产业，掌握开展经济林哲学应用对策研究的方法，才能加快推进生态哲学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好生态哲学和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前提是学习和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从分析生态经济林哲学的基础建设入手，以党情、国情、县情研究为基础，梳理生态经济林哲学思考与实践的关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一 党情研究是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2017年10月18日，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向世界郑重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高扬。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更加光明。
我们来看重大领域的发展变化：
从我国民航发展、公务和商务、各种形式的出行、旅行数据来看，我国2006～2016年各类飞行起降架次（不含训练飞行）持续增长。2016年达到840万架次，2015年起降架次增长率最低，2016年增幅又明显上升，增幅最大的是2009年，达14.09%。
中国造船业在完工量、新接订单量等方面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已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造船大国。
2017年1月，工信部联合六部委印发了《船舶工业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6～2020年）》。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司长李东表示，中国船舶行业已将2012年的8000万载重吨的产能削减至2015年底的6500万载重吨，但仍需要削减30%以上的过剩产能，即中国仍需去除约2000万载重吨的产能。船舶行业全球总产能达到2亿吨，但实际需求只有1亿吨，目前韩国及日本的船舶行业削减产能幅度都超过40%。
散货船、油轮、集装箱船是我国船企的主要建造船型，其建造门槛较低，是中国大小船企主要争夺的目标。而过多的船企导致此类传统船型的造价逐步降低，企业失去议价能力。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措施是有力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再来看高铁产业的发展成果。
从上海出发，乘坐“复兴号”高铁，只用4个多小时就可抵达北京。近期“复兴号”在京沪高铁又实现了350公里时速运营，创造了领先世界的中国速度。
中国高铁从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根本原因在于中车集团创新实干，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从“解放”蒸汽机车到“东风”内燃机车，从“韶山”电力机车到“和谐号”动车组，直到“复兴号”，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成就的一个缩影，也折射出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追求。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那时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的一条主线，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成为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旗帜。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高铁速度，又有“一带一路”稳步推进的长度，还有建设强大“海洋国家”的深度，引领世界前进，引领当代中国智慧型发展进步伟大工程的进度，这一系列“度”的平衡需要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向世界展现中国智慧。
通过我们的航空、造船、高铁等发展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
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原材料中，橡胶材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航空杜仲、橡胶是国家战略资源，其重要性使我们必须认识其重要性并加快实现杜仲橡胶资源的产业化。日本非常重视杜仲橡胶资源的开发利用。经济林产业发展的道路应是多样化的，经济林产业从单一的发展模式变成了行业或者跨行业的复合产业模式，这既是以经济林杜仲橡胶资源为基础发展复合产业的充分要件，也是开展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必须加强一个深刻认识——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系统剖析了经济与生态在演进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这里笔者进行了两个层次的分析，主要是谈实践的工程，同时也将生态经济林哲学的基础工程实践理论和内容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一是落实“两山”发展理念。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二是实践“两山”发展理念。经过10年的探索和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于浙江，已然从盆景变风景、化苗圃为森林，成为全省干部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行动，并呈现出神形兼备、丰盈充实的全域化格局。
通过实践“两山”发展理念，我们看到，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实践并开花结果。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国发展的道路会更加光明。研究这种变化，首先要分析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
我们来看，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变的。
变化的是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
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历史性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不变的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从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我国虽然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经济发展的质量还不是很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从中国在世界所处的空间坐标看，我国仍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
我国人均GDP虽然已经超过8000美元，但仅相当于美、德、日等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还要继续艰苦奋斗。
（三）两个“没有变”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里所述的“两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情和历史使命。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也是党的使命所在。
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就是要坚定“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他还强调，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激发党和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豪感，在全社会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共识和价值认同。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经验反复告诉我们，物质成就的创造是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实践和创造，而意义世界的创造则是更具超越性、稳定性和深刻性的实践和创造。“四个自信”是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发展的丰富内容的外延发展方向。
“四个足够自信”是2016年1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2]
“四个自信”和“四个足够自信”是党领导一切的硬实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党领导一切的竞争力、软实力、影响力、超越力。
了解了党情，就看到了国家的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相信党的十九大必将迈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大步”。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持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从积贫积弱的颓势中起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光荣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不改，矢志不渝。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我党又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从现在开始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这一关键时期即将到来之际，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做出新的战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就意味着，我们党原来提出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将提前15年完成。新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后，中国将真正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如今美好梦想有了新的图景。
要实现新的图景，就需要新的奋斗。中国11个部委联合发文，布局27个省市的杜仲产业化发展，全国各地区、新疆建设兵团等杜仲资源丰富的区域积极投资建设杜仲经济林，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杜仲是我国重要战略资源，其产业化是符合党情需要的发展模式。
这是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哲学意义所在。
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坚持新发展理念到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从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家支柱性产业和战略资源培育产业均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产业布局由国家行业部门主导，资源配置由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参与指导。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各个项目建设阶段表现出的具体矛盾进行分析，查找原因并认真解决矛盾。
（四）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解决新矛盾体中充分与平衡发展问题
生态经济林哲学的基础研究有哪些？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活动、生态环境的矛盾冲突，以及进行深刻反思后生成的各种关系和结果。它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民面对资源环境恶化，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深刻认识生态规律的产物。
从发展的角度看，生态经济林哲学思考的是复合产业，解决转型期区域经济活动与生态资源培育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打破阻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樊篱，这是培育多种类型的经济林产业的必然选择。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利益原则，也是国家战略利益原则。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解决新矛盾体中充分与平衡发展问题。其内涵为生态哲学思考，是将生态复合产业原则的实践过程看成区域内合理的生产方式，同时使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产业实践成果，满足区域内可持续发展的、符合公众需求的、符合生态环境的基本生活方式。
生态经济林哲学以国情调研重大项目“经济林杜仲产业化项目”为重点研究对象，笔者在《第一层级复合产业哲学》[3]一书中指出了研究复合产业哲学的第一层级原则、杜仲橡胶资源培育原则、复合产业原则、可持续循环发展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和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层级哲学关系，同时给出了合理的建议。
生态经济林哲学思考的外延是，新型生态资源培育经济活动的系统，这里主要指绿水青山经济、生态资源化产业化经济、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区域生态生活经济、区域人类生存斗争经济等社会发展经济关系。生态经济中唯独没有、也不包括房地产经济，尽管人们需要，但是严格的学科建设是不包括的。
《第一层级复合产业哲学》是笔者于2014年4月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城完成最后一章的，2014年8月出版，是笔者的原创作品。笔者对这项研究非常自信，这是笔者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计划。一个议题，十多年时间，4000多天，不间断思考。其中有7年多时间笔者在反复推算这个区域公众“新型生态资源消费增长率”计算公式。它是通过资源消费量的增长幅度来概算培育生态资源的资源化经济效果。
公式模型：G=（P2-P1）S-T。G表示培育生态资源收益，P2表示培育1公顷生态资源投入后的平均消费量；P1表示培育1公顷生态资源投入前的平均消费量（这也是区域培育生态资源数据）；S表示1公顷生态资源制造的一种产品的利润额（金额）；T表示培育1公顷生态资源投入的费用。
当G＞0时，培育生态资源经济效果显现。
当G＜0时，培育生态资源经济效果没有实现。培育的产业、开发的产业都比较低端。
“新型生态资源消费增长率”的计算是以一个区域生态产业化为起点来测算的。以杜仲来讲，杜仲产业化工程就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实践工程。杜仲药材、杜仲橡胶、杜仲油是我国的重要战略资源，加快发展杜仲产业既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但是，杜仲资源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各个省区种植零散、发展不平衡，这就是人们的需要与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国际环境来看，某些国家对杜仲资源的研究和利用超乎我们的想象。如对怀孕妇女日本政府同时免费发放60粒杜仲胶囊产品。再如，杜仲橡胶技术是60年前日本、美国、苏联等国家的最高机密，60年过去了，依然是最高机密。从这个方面来看，杜仲橡胶资源的战略地位和产业化是解决新矛盾的手段之一。在我国，虽然安徽省蒙城县已经引进杜仲产业化项目，但是大家对此的认识还停留在中药材的层面，其实杜仲可以生产多种产品。
天然橡胶具有农产品属性，从长期来看其产量主要受生长周期及割胶效率影响，从短期来看天气状况及政策变动都会对其产量产生影响。天然橡胶的生长区域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各国，其中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与中国都是重要的产胶国。
泰国是全球最大的产胶国，2015年生产天然橡胶447.3万吨（同比增加3.47%），产量占全球天然橡胶总产量的36%。其生产的橡胶约20%用于国内消费，其余出口，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浓缩乳胶、标准胶和烟胶片等。
泰国全球最大产胶国地位的确立得益于其绝佳的自然环境以及政府扶植政策的推动。一方面，泰国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及自然环境，适合天然橡胶生长。在泰国东部地区18个府中，宜栽面积达250万公顷。另一方面，泰国政府重视发展橡胶产业，给予多项补助和扶持政策，包括发放补助及收储等。受政策推动影响，泰国的橡胶种植面积不断增长，奠定了橡胶大国的地位。
泰国是橡胶的生产大国，也是出口大国，占世界橡胶出口份额较大。外媒报道，据泰国农业经济办事处秘书长吉莉雅透露，2017年泰国的橡胶产量已经达到了430万～440万吨，出口量接近360万～370万吨。
中国的橡胶种植面积达1710万亩，年产量为86.48万吨，尚未摆脱大量依靠进口的现状，有80%的橡胶依赖进口。橡胶属于大宗商品，在熊市背景下，2012年以来，胶价跌逾七成，不只中国胶农遭受跌价之痛，泰国等主产国亦惨遭损失。低价已经迫使泰国、马来西亚等橡胶主产区的橡胶产量下滑，预计未来供需状况将慢慢改变，胶价有望逐渐企稳。
橡胶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杜仲橡胶资源是我国的天然胶源资源，是可以培育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新型能源资源。
我们再来看其他能源的供求情况。
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为全球增加了3亿吨产能，而中国经济放缓则减少了5000万吨产能需求，全球就产生了17%的过剩产能。
这种低价格能源持续时间越长，越有毁灭性。有学者指出，如果三年之内价格还是这么低，未来石油价格就要上120美元，如果低价格维持5年，油价就要涨过150美元。
因为石油储量只够全球用30年，学界、石油行业认为油页岩公司就是靠资本市场融资撑过来的，而不是真的有竞争力。而被视为可替代的新能源在100年以后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我们要看到培育杜仲橡胶经济林产业战略资源的重要性。
（五）研究生态经济林哲学，必须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实践“绿水青山”理念的典型实践哲学，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典型实践工程。进入新时代，做好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既是国情需要，也是县情需要，研究生态经济林哲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
（1）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3）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4）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5）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6）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7）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8）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9）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10）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12）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3）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4）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 正确处理国情研究与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关系
国情研究涉及全国各个行业、各个层面，量大内容多。笔者就生态经济林哲学的资源化、产业化层面做一些思考。
（一）中国平稳崛起，迎来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红利期
中国正在平稳崛起，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成长为负责任的大国，迎来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红利时期。这个红利时期，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宣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大国崛起主要看三点：一是总量，即国家综合实力的绝对水平；二是责任，即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担负的责任；三是国际地位的认可与实力的有效运用，需要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的真实动员能力的基础上。如果大国崛起失败，则上述成长过程中断，或者在崛起成功后其地位不能长期稳定保持，被其他国家赶超、边缘化。
历史上，许多国家都对大国地位（尤其是霸权地位）孜孜以求，因为这种地位可以给自身的发展带来必要的安全、空间和便利，这就是“大国红利”。一个国家的资源能源储备、合理总量规模及制度特色等因素所带来的“效益”或“回报”，不仅能够惠及本国，而且能惠及其他国家。大国崛起又直观地表现为国际相对地位（次序）的改变，这又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与冲突。对大国红利的追求，决定了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和冲突。从历史上看，成功崛起并在全球体系中稳固占据主导地位的案例屈指可数，而崛起失败的例子则比比皆是。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体量决定了只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则成为世界性大国指日可期。但是，中国崛起必然会带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调整，这容易招致霸权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猜忌甚至遏制，而我国不利的地缘政治生态又会加剧外部风险。不仅如此，我国内部的转型发展仍未完成，尚处于风险易感期。在这些内外风险因素的交织下，崛起之路必不平坦。因此，总结大国崛起失败的历史教训，避免内政、外交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与世界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大国崛起失败的原因分析
在支撑大国崛起的诸因素中，经济是首位和基础性因素。
1.大国崛起失败的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总是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认为，近代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大国（英国、美国）在经济规模（GDP总量）和生产力（人均GDP水平）方面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德国、日本、苏联等争夺霸权失败的国家，其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都和霸权国有较大差距。
在历史上，一些新兴大国的经济赶超失败，还有一些传统海洋大国在经济上被赶超甚至被边缘化。
在15～17世纪，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中国凭借与贸易相关的技术创新、军事及激励机制的创新而获得成功。但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创新又推动全球形成了新的经济特征，市场活力和决定性的生产力要件，贸易积累的市场经济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空间。英国毫不犹豫地乘势而上取代了没有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中国四个传统海洋国家。
中国自1580年开始就不再是世界第一强国了，而被西班牙取代。1580年葡萄牙王位后继无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趁机吞并了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地，西班牙国力达到空前鼎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而此时的中国明朝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雨，几度“中衰”与“中兴”，国力已无法和15世纪前期相比。英国实现了主要增长动力的转换，成就了其在18世纪至19世纪末的全球霸主地位，而传统海洋三强则没有及时、成功地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
一些大国没有解决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都相当不彻底。例如，虽然“一战”前的德国和俄罗斯、“二战”前的日本都处在现代化进程中，但保守落后阶层实际上起了主导作用并保留了大量封建体制，使得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收益更多地为保守落后阶层所获取，新兴的资产阶级发挥不了作用。
一些大国没有研究解决好资源配置与经济结构的平衡关系。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处理好战略资源、能源资源在财富创造与扩军备战之间的平衡问题，就会招致衰落和失败的命运。历史上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及苏联都有这样的教训。另外，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会导致经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出现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短缺并存现象，削弱了国家长期竞争的基础，苏联模式就是典型例子。
相对于英、法等老牌强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属于后发和赶超国家。这些国家在低起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上低成本的模仿往往可以获得超常的增长。众多研究者发现，长期的追随惯性使得后发国家忽略了技术积累和创新，无法适应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身份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创新风险。
在直接的经济原因背后，制度原因更加关键，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缺乏鼓励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英国能够抓住工业革命的先机并非偶然，这与它的财产权、专利、贸易及司法等基础性制度保障有密切关系。相反，一些传统海洋大国的衰落及一些新兴大国的经济后继乏力，则是因为缺乏相关的基础性制度保障，不能激励资源向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配置。
第二，对国家主导体制的依赖。后发国家由于初始条件不利，在发展初期通常需要过度依赖行政主导来发展经济，这是必要且必然的选择。
2.大国崛起失败的社会因素
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行为及互动关系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乃至外交、军事都产生影响。从社会因素看大国崛起失败，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首先，落后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力量，抑制了新兴阶级的崛起。“一战”前的德国、俄国，以及大革命前的法国，地主阶级和权贵阶层在社会中扮演了主导力量，他们或是拒斥工业化和建立统一的市场，或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利用特权过度攫取利益和压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劳工，因而抑制了新兴阶级的崛起、经济的发展及政治的民主化。
其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疲弱，催生极端势力。“一战”后，在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下，协约国（特别是法国）对德国战败赔偿的无度索取，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中产阶级普遍破产，为纳粹的社会动员准备了条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队成为社会中相对民主、高效和更注重业绩考核的部门。在长子继承制下，经济结构的畸形导致城市和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有限，农村的大量无地青年加入军队，希望凭战功改变命运，这也成为日本军队屡屡“下克上”的社会原因，助燃了其军国主义思想。
3.大国崛起失败的其他因素
“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4]在2016年9月3日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积贫积弱，一穷二白。69年后的今天，当这只沉睡的东方雄狮苏醒并傲立于世界的那一刻，全世界都不得不为之震撼。中国，正在由一个大国向强国蜕变。
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创新引领下，科技、制造、国防等领域从跟随走向领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亚投行的成立、G20峰会的成功举办，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
从大国到强国，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公平共享，增进民众福祉。从大国到强国，中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广互利共赢，担当更多的国际责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更为重要的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国际组织和国际公共活动中，随着一个个中国方案、中国建议的提出，世界看待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
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中国的发展注定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经济战略角度看，就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三）生态经济林哲学的定位
当前，中国已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对现阶段的历史定位。
理论和实践互相作用、相互促进，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最近党内学哲学用哲学，重温毛泽东的“两论”，《实践论》是其中之一，另一论是《矛盾论》。毛泽东的哲学思考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路，党的十九大前，党中央同样希望通过党内重新学习“两论”，利用哲学的力量夯实理论基础，为下一步改革发展凝聚共识。
时代在变，形势在变，实践在深入，如果理论不更新，就会跟不上时代。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表了《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智慧》（2017年9月1日）的文章。2017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80周年。“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解决，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
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准确理解“新矛盾”的重要判断，需要我们从唯物史观认识论出发，抓住现实国情的“变”与“不变”，全面揭示矛盾两个方面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社会运动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指出，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现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新时代“新矛盾”的判断。三次表述总体上呈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问题意识与导向调整。[5]
具体来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依据在于生产力的供给侧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侧间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人均名义GDP已从1955年的150元、1980年的463元逐步跃升至2016年的53974元，同时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从建国初期的“贫困”、改革开放初期的“温饱”逐步降低至2016年的30.1%，距离“富足”标准只有一步之遥，综合国力与生活水平均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劳动生产率及其潜力不可同日而语。于是，从“基本小康”跃向“全面小康”，追求更高水平的发展、更加美好的生活自然成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非物质”“非文化”的需求同样亟待满足。“新矛盾”的历史与现实依据正在于此。
这就是国情，“变”的是生产能力、体制机制与治理体系，“不变”的是发展蓝图为人民绘就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据统计，在报告中出现频次最高的热词，“发展”共213次，居首位；“人民”共158次，排第三，充分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是新时代党的理论最根本的出发点、落脚点，是我们化解“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的智慧之源、力量之源。
环顾全球，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坦荡荡承认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与困难，进而正视问题所在，积极寻找出路。英国学者罗思义日前撰文称：西方深陷“新平庸”，中国持续“大发展”，原因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承继这一制度优越性，开拓新时代“人民至上、天下为公”的方略，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调控，朝着更平衡更充分的共同富裕方向不断奋进，中国人民定能创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东方文明大国。这就是哲学定位，也是国情特征，也是第一层级复合产业哲学在实践发展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前提。
（四）矛盾斗争的状态（用三对矛盾关系分析）
矛盾的斗争性在推动事物的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6]对于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可以从量变和质变两个过程分别加以考察。
毛主席的斗争哲学博大精深，毛主席的斗争实践丰富多彩，是中国和世界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复兴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应当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还是毛主席那句名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谈起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我们一定会想起毛主席那句名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前些年，有人对毛主席的这句话说三道四。有人为了反驳，引经据典地说明毛主席不是这个意思。笔者倒不以为然，笔者认为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斗争哲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规律，符合唯物主义辩证法，也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
“斗争哲学”是毛主席对人类、自然界和思维领域本质规律的高度概括。毛主席是哲学大师，更是斗争哲学大师。不管是从斗争哲学的最高形式——军事战争，还是从斗争哲学的最高境界——思想革命，不管是斗争哲学的理论，还是斗争哲学的实践，毛主席都把它演绎得波澜壮阔。
对于自身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的重大判断明晰而深刻——“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7]“四个伟大”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总体回答。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就是为了实现伟大梦想。
（五）中国实践调整了大国引领进步的逻辑关系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
1.正确处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始终伴随着复杂的国际关系，伴随着影响国际秩序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我们来看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观点。他1937年出生，196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后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后重回哈佛大学。他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他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发表的《软实力》一文，迅速风靡全球。它极大地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成为美国国务院推行的重要理念。在东方，它也为中国领导人所重视。2007年，“软实力”一词首次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形式写进中共的十七大报告中。
约瑟夫·奈认为，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有三大特点：一是成本较低，不像军事干预和金元外交那么昂贵；二是效果更好，威权和收买只能收到暂时效果，而做到让别人心服口服，则是长久之策；三是较难操作，因为软实力并非单靠政府一己之力就能完成，需要社会和民间长期积累，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国重视软实力建设，将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拳头同时打出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就是最好的软实力建设。
近年来，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增长较为关注，并于2005年底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一文，提到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
事实说明，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野心始终没有停止，无论美国出动什么招数，都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马歇尔计划的天才构想者，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国，但又未能发挥英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其结果是全球体系崩溃，陷入经济萧条和世界大战。今天，中国力量崛起，它会帮助提供全球公共品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使全世界的民众都受益，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完全可以提供全球公共品。中国是和平崛起、稳健发展的，是与世界各个国家互联互通的，是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
在国内政治中，政府维护治安提供清洁的环境等公共品，所有公民无一例外皆可受益。而在全球层面，稳定的环境、稳定的金融和海上自由则由最强大国家领导的联盟提供。
众多美国智库的学者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准备其政府的对华政策时，应当警惕历史为他布下的两大陷阱：其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警告，如果一个现存大国（如美国）对一个崛起大国（如中国）过于担心，那么就可能引发灾难性战争。其二，特朗普还必须顾虑“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就是中国貌似太弱而不是太强。
今天，特朗普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他的心态应是警惕一个既困难贫弱，又经济发展的中国。要实现美国的目标，美国必须同时避开“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但首先美国必须避免做出危害人类发展的误判和轻率的结论。
习近平同志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报告指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等基本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
党的十九大报告论述了坚持新发展理念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就是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作了创新性调整，没有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作为分配制度内的关系，因为效率包括劳动效率、生产效率，是生产领域的范畴，分配领域讲的是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不存在分配效率高低问题。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报告强调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公平，鼓励勤劳守法致富。
2.文化发展与实践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流淌过五千年历史长河，进入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中华文明依然屹立世界潮头，担负起凝聚民族复兴之魂的历史重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高度，回应时代关切，擎起改革这一最鲜明的旗帜，为中华文化前行指明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对文化繁荣发展发表重要讲话，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和引导下，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不断增强。
文化领域取得多个“第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图书出版量世界第一，电视剧制播第一，电影银幕数第一，电影市场世界领先，一批文化精品力作引起强烈反响。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多头并举，中国品牌、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形成。
这五年，文化事业繁荣兴旺、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更加丰富、文化获得感显著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文化自信得到彰显。我国正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责任和具体措施，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服务体系框架；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文化产业增加值逐年增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近年来，我国连续实施了一系列鼓励艺术创作的生产工程，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出版图书近50万种；制作广播节目771万小时、电视节目352万小时；生产电影故事片772部，国产电视剧334部14912集，电视动画片近12万分钟；电视纪录片产量超过1万小时。图书出版量、电视剧动画片、电影故事片产量均居世界前列。
2016年12月8日，笔者应邀接受专访，文章为《体现中国风、传播正能量，打造开放时代民族精神产品》。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通过认真学习讲话，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传递了建立新的“两个秩序和一个文化枢纽中心”的制度设计安排。
从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的战略高度、党和国家的文艺事业和路线两个重要问题入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提出了可持续和跨时代需求的两项重要时代课题和创新任务：一是要高标准地建立新的国家文艺工程创造秩序，解决重要事业发展的硬实力问题；二是要高质量地建立新的文艺作品创作秩序，解决重要战线的软实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文艺工作者“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实现新的国家文艺工程创造秩序的建立，提升中国文艺作品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和传统文化影响力、竞争力。
笔者认为，建立好新的“两个秩序”也是国家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同时，加快提升“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的规格及影响力，使中国风格文艺作品具有世界话语权，是重要文化枢纽工程。我们应在建立新的“两个秩序”基础上，建立中国文艺作品的文化枢纽中心，并建立具有国际引导力的大样本工程，引导文艺工作者和群众创造文艺精品，完善中国文艺精品工程项目的制度设计，从而由此建立正确的导向性和权威性的文艺作品创造机制。
3.公共文化服务扎根人民群众
近年来，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入发展快车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
目前全国县级文化馆有3153个，博物馆、纪念馆4109个，文化馆3322个，乡镇（街道）文化站41175个，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二的村有了文化中心，所有社区都有了文化活动室，到现在，覆盖城乡的国家、省、市、县、乡、村（社区）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经基本建成。2013年至2016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累计流通人次近23亿；博物馆参观总人次近30亿。[8]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9]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激励着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脚步。
（六）中国故事吸引世界目光
从2014年APEC峰会到2016年的G20峰会，再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一次次主场外交重大活动中，中华文化大放异彩，惊艳世界。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国文化感染世界，也进一步影响了国际文化市场。中国文化感染世界是逐步稳健的发展过程，是大国文化风范的展现。
我们再来看其他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以韩国文化产业来说，“韩流”诞生于20世纪末，是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传播中的一个独特现象。“韩流”在韩国有重要的地位，韩国政府举国上下重视文化产业。1999年末，我国汉语词典中正式添加了“韩流”这个专用词。继2005年《大长今》之后，随着《来自星星的你》《继承者们》等韩剧的热播，我国掀起了新一波的“韩流”热潮。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先后有9家银行、3个财团倒闭，韩国受到的打击比日本还大。当时刚上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21世纪韩国的立国之本是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
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口号，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韩国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这些想法和思路在1998年就都提出来了，比英国在1999年提出通过文化来重振帝国的政策还要早。所以，在1998年之后，韩国的文化产业确实发展得比较好，最近十年来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2000年，韩国的文化产业出口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2004年，文化产业就已经成为仅次于汽车制造业的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2010年，达到32亿美元；而在2013年，韩国的文化产业出口总额是50亿美元，合人民币300亿元左右。同样是在2013年，文化产业占韩国GDP的比例高达15%，而中国则不到4%。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韩国的文化产业当中，每多100美元的输出就会有412美元的产业拉动。具体到细分领域，手机等信息技术产品会增加395美元，服装增加35美元，食品加工增加31美元。韩国有51.9%的企业销售额都受到了“韩流”走红的影响。
2011年，韩国宣称，“韩流”创造的附加值已经达到56.17亿美元，“韩流”的无形资产总值达到947.9亿美元，相当于三星的一半。在韩国，文化产业每100万美元的出口，就会带动14～15个人就业，而传统制造业只能带动7～8个人就业。
未来，韩国创造科学部也将建立全新的电子信息产业支援基金，金额达1.2亿美元。韩国还成立了种子基金，对文化产业进军海外市场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韩国进出口银行为支持韩国文化产业走出国门所提供的资金支援，也从1.8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5亿美元。
船小好调头，我们再来看1963年的韩国。60年代，韩国政府把造船业作为支柱产业和出口产业，1962年颁布了《造船工业奖励法》，1967年颁布了《造船工业振兴法》。从1972年起，韩国政府制订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将船舶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产业。韩国发展造船工业，采取成套引进生产设备，进口核心部件进行组装生产的办法，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出口船舶，参与国际竞争。伴随韩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内部一系列的创新，韩国的造船能力迅速提升，国际市场份额不断增加。1973年，韩国首家大型造船企业现代重工业有限公司成立，公司边建厂边造船。技术引进和大规模的船厂修建，为韩国造船业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开始起步。70年代以来，持续高速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增至1996年的10548美元，创造了“汉江奇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如今，韩国经济实力雄厚，钢铁、汽车、造船、电子、纺织等已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其中造船和汽车制造等行业更是享誉世界。大企业集团在韩国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三星、现代、SK、LG和KT（韩国电信）等大企业集团创造的产值在其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超过60%。
通过对比邻国发展布局，我们看到，中国实践了大国引领进步发展的逻辑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发展大势，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围绕发展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具有高度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游离，都是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阶段的伟大胜利，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其重大意义正如全会所指出的，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影响将十分深远。
由分析不同国家的重要海洋产业和文化产业可以看出，中国践行的和平发展逻辑关系是推进历史的、稳健的关系，中国具备引领世界向前的、可持续发展的大国领导力。
没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没有了前提。因此，从“站起来”“富起来”的发展阶段开始向“强起来”迈进，是当代中国高度自觉的必然选择。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依然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世界图景中，不再是弱肉强食，也不再是赢者通吃，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没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别，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可以在“各美其美”的同时“美美与共”，可以在共商共建中实现共赢共享。这一文化价值观念已经充分体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体现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中。
三 县情与生态经济林哲学的应用实践关系：以安徽蒙城为例
（一）县域经济增长将经历先“裂变”后“聚变”的过程
蒙城县境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地面高程在21～29.5米，沿涡河区域为黄泛冲积平原，北淝河、芡河流域属河间侵蚀平原；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雨热同期。
蒙城县的水资源主要由自然降水、过境水、浅层地下水构成，均属淡水。地表水主要是过境河流，均属淮河水系，以涡河、北淝河、茨淮新河、芡河为干道，地表水多年平均资源量4.79亿立方米，水库、闸、坝蓄水量7.9亿立方米。地下水为深型裂缝空隙水，主要来自大气降水，分布深度40～50米，年平均可利用量4.49亿立方米。
蒙城县境内木本植物主要有泡桐、刺槐、杨、楝、椿、柳、桑、槐、楮、榆、悬铃木（法梧）、枫杨、水杉、棠梨、梓、松、柏、梧桐、楸、皂荚、柘、朴、丝棉木、枣、杏、桃、李、梨、苹果、石榴、柿、樱桃、核桃、银杏、沙果、梅、无花果、云片柏、刺松、雪松、马尾松、侧柏、夹竹桃、冬青、桂、女贞、黄杨、广玉兰、凤尾兰等。草本植物主要有红芋、绿豆、豌豆、梅豆、红豆、蚕豆、黑豆、芝麻、花生、蓖麻、向日葵、烟叶、薄荷、甘蔗、笋瓜、瓠子、葫芦、莴苣等。
蒙城县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大豆、花生为主。2015年，蒙城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1.07亿元，比上年（2014年，下同）增长4.6%；实现可比价增加值50.2亿元，比上年增长4.6%。
2015年，蒙城县完成造林面积4.033万亩，其中长防林6000亩；新建和完善农田林网20万亩；新建绿色长廊158公里，其中建设森林长廊示范段30公里；全县有林地面积37306公顷，森林覆盖率17.4%。
2015年，蒙城县规模工业企业中，产值达10亿元的企业有3家，5亿元的企业6家，亿元企业32家（其中新增亿元企业1家）。分行业看，三大主导产业完成产值99亿元，其中煤炭电力行业完成23.2亿元，比上年增长3%；轻纺食品行业完成55.8亿元（其中轻纺业比上年增长8.4%，食品加工业比上年下降6.2%）；汽车制造行业完成20.1亿元，比上年增长82.3%。全县有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15家。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15.2亿元，比上年增长9.1%。建筑企业实现利润1853万元，比上年下降2.3%。
2015年，蒙城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94.5亿元，比上年（2014年）增长12.2%。其中，批发业实现零售额17.0亿元，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0%，比上年增长12.0%；零售业实现66.7亿元，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70.5%，比上年增长12.5%；住宿餐饮业实现零售额10.8亿元，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5%，比上年增长13.9%。其中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6.8亿元，比上年增长12.5%。
通过分析，蒙城县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是绿色生态经济。
1.30多年关系式的招商引资时代逐步成为历史
30多年的关系式招商引资方式将成为历史，新时代的矛盾关系将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合作共赢经济和产供销集团供应链经济将成为主导经济。互联网经济是发展中的一部分，但也不是万能的，人们在“双11”时买东西，通过网上挑选，手机支付等，实现了个人生活的便利，但是存在文化缺失。人们被打折所吸引，享受了网上购物的乐趣，每个人都笑疯了。买卖双方都笑翻了，都感觉赚大了。双方都用足了手段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这种经济付出的方便不能解决每个人口袋里面还不具备用不完的金钱的问题，是典型的不平衡关系。因为，每个人需要赚钱，大部分人通过工作获得薪水。因此，合作共赢经济和产供销集团供应链的经济实体，是未来国家、区域重点支持的发展方向。
2.单个的经济组织将大量裂变
中国的区域经济受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经济三种类型的经济模式的影响。区域招商引资基本上是以独立经济体的经济投资为主，以资本运作进行投资的成功者几乎不到5%。受产业结构调整，异地建设或者开设分支机构的企业约占7%。一个百万人口的区域，每年度需要落地的投资要50亿元以上，能够顺利开工的应当是招商引资有成效的，绝大部分是谈判经济和零工经济。而促进区域经济平稳发展的企业主要是生产常态化的企业。因为传统粗放式、关系式经济模式基本退出了经济舞台。新时代的经济模式正在以“一带一路”发展方向进行国家、区域、外国资源的合理配置，集团化主导的经济群开始分享社会区域政府的资源，正在探索新的生产模式和商业贸易行为。
我们现在看出，政府招商引资越来越难。单独的企业靠贷款建设、靠自己销售产品获得生存空间的时代已逐步退出市场。全国招商引资方法将会瞬间转变。
全球的经济发展是跟随两个大国的市场需求和贸易交流进行的，就是中国和美国。美国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无疑，中国是先进的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新的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国的国企、民营企业、小企业正在按照新的矛盾关系实现先“裂变”后“聚变”的发展转变。由于企业是以人和单个劳动力组成的整体，原矛盾关系是围绕生产力进行科学实验的，新的矛盾关系成为以人为本的合作发展模式，充分体现命运共同体的特征。无数个私企和自由职业者的能力、能量、财富、智慧均被释放，产生了“裂变”。而且很多自由职业者的能量也将被释放，这些自由个体又在不断地重组。这个特点是，为了共同完成一个项目，最优秀的团队自动结合，基本是明确工作责任，收入结算后，立即投入现场作业或者工作。不存在现在的申报批准或者市场监督等，政府服务也是被自动整合的一个部分，各部分实现机动灵活、密切协作。其速度和工作量无论是“裂变”还是“聚变”，都可以释放出很大的能量。
（二）法治化的制度下的利益关联时代来临
1.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与复合产业哲学实践
杜仲国情调研项目筹备组于2006年11月就提出，其主要目标是研究杜仲橡胶、木本油料、药材、军工材料、食品材料资源培育，以形成能源型经济的战略定位。杜仲的药材特征具有哲学意义，中医的辨证施治具有哲学意义，杜仲橡胶资源化培育也是哲学层面的研究和思考。这是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实验课题，时间长、跨度大、意义重大，是典型的第一层级研究的跨学科资源整合的复合产业哲学的实践活动。
中国历次中药资源普查获得的数据资料为中国中医药事业和中药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到现在已经近30年，其间中药资源种类、分布、数量、品质和应用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在全国22个省份的655个县组织开展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为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奠定了基础。现在的中药资源普查还是一个试点工作，要争取在全国铺开还需要一个阶段。2013年底在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一共807个县全面开展试点工作，建设11个种苗繁育示范基地，完善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服务体系。
我国是世界橡胶消费大国，目前已超过美国、日本、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橡胶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轮胎供应国。2012以来年橡胶消费量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由于三叶橡胶（普通天然橡胶）属热带植物，主要产地在东南亚，在我国适生区域很窄，仅能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等地栽培，产能已达极限。2011年我国天然橡胶产量为72万吨，创历史新高，但进口天然橡胶数量仍达281万吨，我国对国外天然橡胶的依存度高达80%。如果按照300万公顷果园化栽培杜仲产业基地的发展规模，我国杜仲橡胶年产量将达120万吨，为我国目前天然橡胶产量的1～2倍，这样可从根本上解决天然橡胶资源匮乏的问题。
杜仲是世界上极少数分布于亚热带和温带的优质天然橡胶资源，具有独特的橡（胶）塑（料）二重性，可广泛应用于化工（橡胶）、航空航天、国防、交通运输、通信、电力、水利、体育、医疗等行业。如果我国以杜仲树为资源，发展工农业复合循环经济，规划在10年内培育起一个年产出5000亿至10000亿元的大型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可以解决1000多万人就业问题，可以改变种植加工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杜仲产业集群是以杜仲橡胶、杜仲医药、杜仲“碳汇”等为基础的生物产品产业链，该产业链所开发的产品涵盖国防、交通、医药、保健等国民经济许多部门。
目前我国杜仲产业也具备了市场优势。据测算，利用杜仲高产橡胶良种，采用果园化栽培技术，杜仲产果量比传统栽培模式提高40～60倍，每公顷产胶量达400～600千克。如果将杜仲栽种面积扩大到300万公顷，杜仲橡胶年产量可达120万吨以上，可以使我国天然橡胶资源匮乏问题得到根本缓解。
我国如果减少120万吨天然橡胶进口，每年可为国家和企业减少外汇支出约380亿美元。同时，杜仲橡胶及其配套产品年产值可达1770亿元，约为目前全国油茶年产值200亿元的8.85倍，产业化前景十分广阔。
2016年中国的天然橡胶消费量大约为489.6万吨，同比增长了7%，占全球天然橡胶消费量的比例将近40%。在国内天然橡胶的消费中，轮胎仍是推动下游消费的主力军。2016年全钢胎产量1.21亿条，增幅9.7%，大概消耗天然橡胶287万吨；半钢胎产量4.35亿条，增幅10%，大概消耗天然橡胶87万吨。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轮胎厂纷纷前往泰国、印尼、越南等国建厂，东南亚成为新兴的橡胶下游加工业基地，对天然橡胶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
中国的天然橡胶消费占全球天胶消费量的40%左右，在2014年之前，世界天然橡胶消费的增量主要由中国带动，2015年和2016年，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天然橡胶消费也迎头赶上。2016年全球天然橡胶消费的快速增长有可能透支了2017年的部分消费量，2017年全球其他地方的天然橡胶消费没有明显的增量带动，预计2017年全球天然橡胶消费的增量主要来自中国。
杜仲既是橡胶资源，也是药材资源、油料资源、食品资源、饮料资源、医用材料、军工材料、饲料资源、板材资源，具有战略地位。它属于典型的第一层级复合产业。杜仲的经济特征充分，涉及九大行业，可制造1000余种不同用途的产品。杜仲自身的复合产业特征明显，具有重要战略资源价值，也是人类长期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同时是重要的战略能源。
（三）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贡献
生态经济林哲学的研究贡献，在于将杜仲树经济关系中包含的各个矛盾、斗争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
哲学关系，首先是人与人的关系，其次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最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认为，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应该将人类关系研究摆在第一位，因为，人的独立性、保护性是第一位的，但是人的独立性、破坏性也是很大的。
杜仲树经济展现了“人化生态资源与非人化生态资源”的关系。人工培育杜仲橡胶资源就是人化的实践活动，没有进入人类生产领域的活动，比如，杜仲树自我修复还原能力，是非人化的活动。
人化自然是与开发价值关联的，非人化自然是与培育价值关联的。将来要实现对非人化自然生态能量的储备、调节、应用，才能更好地实现人化自然的培育开发工程。
杜仲树经济展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斗争关系。承认生态资源“有内在价值”的是自然中心主义者，不承认废弃物料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通过杜仲树资源的充分利用，将完全承认废弃物料的外在价值。杜仲树经济的花果皮叶全部应用于人类消费活动中，并且产生了效能价值，效能价值是以外在价值的资源应用形式呈现给人类的。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杜仲产业化经济活动非常清晰地说明，只有内在价值才是根本的，不承认废弃物料的内在价值，不可能有内在价值导向外在价值的至上理论。
杜仲产业化实现了自然中心主义者由否认废弃物料的内在价值向承认废弃物料的外在价值的转化。这种转化完全说明了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两种思维方式的内在统一性。即自然中心主义者将以生态资源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标准来衡量外在价值，就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外在价值论的思维逻辑框架形成了完全一致的关系。
通过杜仲树生态经济林哲学分析与研究复合产业特征和产生的哲学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杜仲树产业化的内在与外在价值斗争完全说明了杜仲产业化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该矛盾是推动新时代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
法治化下的关联时代来临，以生态化的哲学实践，都是规范行为基础上的产业化经济，是建立在人类法治思维、哲学思考、人类生存需要逻辑关系合理的前提下，体现新时代特征的经济模式。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法治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同步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法治化的过程。一个远离法治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治理现代化的国家。从政治角度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没有法治的民主必然是混乱的民主，法治为民主铺路。从经济角度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契约与诚信既是维系市场经济的纽带，又是法治精神的内容。从区域经济来看，法为市场设定规则，使得市场主体设立和市场交易在法定轨道上有序进行；法又为违规经营设定责任，保障受害者向违法者主张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从文化角度看，法治既是人类文化的成果，又是文化的守护者。法治保护多元文化，促进它们共存共荣、和谐发展。
（四）智慧政府壮大智能产业，培育智能经济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将政府变成一个价值创造的管理服务平台。
政府应转变为三类企业服务的方式，主动上门提供服务，如医疗、养老等。
（1）列入国家计划的政策性破产企业（简称“计划内破产企业”）。
（2）经省、市国资委、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认定的依法破产企业（简称“计划外破产企业”）。
（3）经省、市财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国资委认定的特困企业和困难企业（简称“退出市场企业”）。
以上三种企业的职工将获得新的工作机会。
还有其他类型企业，处于艰难期，或者“走出去”阶段，或者资源整合阶段。区域政府将是这些资源配置的主导者，也是这些资源的平台建设者。政府将通过资源整合平台建设，壮大智能产业，培育智能经济。
（五）两类企业做产品的新模式
蒙城县连续稳定年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将迎来集团化的重新整合的平台化建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连锁经营、超市经营等方式将很快趋于疲软，一个新兴的、集团化的产供销模式将很快出现并主导市场，逐步建成生态化的供应链。
能够存活的企业是特色企业，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蒙城县的资源配置优势是绿色经济，优势资源有粮食、油料等。利用五河流域的天然生态环境，侧重生态食品工业发展，以每条河流为主，设立试验区。对接航空公司等大型企业，提供优质航空食品，逐步形成特殊食品加工基地。
中国已经出现大量的中产人群，他们需要高端、高质量、在国际上有品牌的产品，而国内的品牌尚不能满足其需求，既然是痛点，就是制造业的蓝海。
新兴的消费品牌有很多，非常成功，光是从食品来说，就有周黑鸭的鸭脖，有“三只松鼠”的坚果，中国人那么爱吃小龙虾，到现在还没有品牌，这就是机会。蒙城的“虾想您”也是绿色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如果以集团化的品牌打造，就要形成“虾想您”的蒙城文化品牌，要使“虾想您”文化风靡全球，就要借助政府的管理服务平台进行传播，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建设机制。有好项目，还得有愿意干事的一群人，这就是中国饮食文化发达的根源所在，中国能够创造这样的数百个品牌，也只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表现。
（六）加快开展人工智能平台建设
国家11个部委发文，加快林产工业发展，经济林杜仲产业化位列其中。国家部委支持杜仲产业园区建设，配套多项政策，复合产业经济模式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制造业利润率达到5%、6%就了不起了，做外贸的利润率连3%都没有。再看看互联网企业呢？百度净利润35%、阿里36%、腾讯28%。大飞机、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是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买房经济、公寓产业、赚大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经济发展、人民需求与财富生成渠道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新制造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不懂转型、不善于用平台就会被淘汰，对各种项目必须先规划、设计的时代已经改变，而类似集团化、行业化、园区化的10组产业链，或者10家以上的企业，或者10家以上的集团化品牌企业产业链资源配置齐全的项目建设时代已经来临。
目前，社会关注的集团化竞争力产业有很多，通过壮大智能产业、培育智能经济，为我国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经济繁荣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带动国家竞争力整体跃升和跨越式发展。
到2020年，我们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务必要进入国际第一方阵。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万亿。
到2025年，我们人工智能的理论和技术务必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4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5万亿元。
到2030年，我们人工智能务必要占据全球人工智能制高点。实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10万亿元。
开辟专门渠道，实行特殊政策，实现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精准引进。在我国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尽快建立人工智能学院，增加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招生。
在这一个个变化的背后，不仅代表着产业的重大变革，同时也预示着更多职业的重大变换。
中国崛起，我们需要不断总结。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些哲学层面的分析：它必须是对以往大国崛起模式的超越，而不能是模仿、复制。此外由于“超大型”本身就蕴含了力量，保持中国崛起进程的平稳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崛起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首先中国的“超大型”是国家规模的前所未有，中国崛起甚至很难说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还应看作“人类一大块”的行动。中国崛起受到的资源制约不是地理性的，它代表了人类现代化与地球资源之间的矛盾。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思考的问题，是国家发展需要的问题，是人民需要的这种新变化，表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发展轨迹从贫困时代到温饱时代、小康时代，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长期努力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出了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技术管理实践阶段，开始了以创新引领世界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创新发展道路，中国方案已经成为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中国发展的内涵和特征将由中国人来书写完成。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新时代中国经济林特色资源化、产业化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四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细分物质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是物质第一性的问题。
生态经济林首先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经济林是有生命的物质。经济林亦称“特用林”。以生产食用产品、饮料果品、加工油料、加工工业原料和可以加工应用的药材药品为主的林木。
根据其利用部位的不同，大致分为：
（1）利用种子作为榨油原料的木本油料，如油茶、油桐、油橄榄、核桃、杜仲、山桐子等；
（2）利用树叶的茶树林、桑树林等；
（3）利用树皮的纤维林和木栓林，如枸树、栓皮栎、杜仲皮等；
（4）利用枝条作编织原料的采条林，如荆条、怪柳、杨柳、沙棘、竹木等；
（5）利用树液的橡胶林、漆树林等；
（6）利用树皮、果叶进行加工，提取杜仲橡胶，加工杜仲油料等。
（7）利用银杏、杜仲树形，加工为城市景观林。
这些加工利用的过程是生态经济林哲学实践应用过程，提高了中国经济林的价值，可以重点实施集约化经营。利用中应区分是综合开发山区的，还是平原区的，必须合理利用区域自然经济林资源的适宜性条件等进行开发。营造经济林应选择早熟、丰产、优质的苗木品种和类型。杜仲资源是中国战略资源的早期培育工程，再过20年，我国战略用胶、用油、用药基本上完全保证，可以满足工业、军事、民用、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需要。
2007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开展国情调研工作，重点选择了银杏、杜仲苗木项目在甘肃省、湖南省、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份进行经济林产业化研究成果转化。其中，杜仲橡胶、杜仲油料资源培育在国家林业局、中国林科院相关专家团队实验中，连续进行了十年的培育推广工作。
2016年12月，国家林业局下发了全国杜仲产业规划。
2017年5月，国家林业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11部委联合下发，杜仲产业列入重大发展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系建立和直接指导建立的、目前我国规模化培育战略资源加工油料树种的主要品种苗木基地有：2014年以来中国林科院经济林研究中心技术输出独家授权指导单位湖南九九慢城集团杜仲苗木基地、安徽省蒙城县和山西省闻喜县、长沙县等进行15个省区选用优质良种杜仲苗木培育基地。2012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寒旱研究所与甘肃省陇和春科研公司培育银杏、山桐子、杜仲优质苗木。2010以来安徽省雄花森农业科技公司杜仲苗木培育联合相关科研单位培育的银杏、山桐子、杜仲优质苗木等。2018年以来亳州华仲金叶医药科研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国内外医药种植基地，合作开发种植的优质山桐子、9种“药食物质”苗木、优质秦巴杜仲苗木基地。
生态经济林哲学的广义性是指具有哲学研究的广义属性。与人类生活密切关联的防护林相对存在的特殊物质，这种物质基本上是固定的，是一个国家生存的保障体系，其广义性还有以生产木料或其他经济林产品直接获得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森林，森林是人类生活的大自然的代表性物质之一。另外，它包括特用经济林、薪炭林等物质。
生态经济林哲学的狭义性是指具有哲学研究狭义属性。人类利用经济林树木的树汁、树枝、花蕾、嫩芽、果实、种子、树皮、树叶等，以生产工业材料（橡胶）、食用油料、干鲜果品、工业原料、药材及其他副特产品（包括淀粉、油脂、橡胶、药材、香料、饮料、涂料及果品）为主要经营目的。还有一些物质具有特殊的经济价值，如木本粮食林、木本油料、工业原料等特用林。
（一）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细分物质部位分类
生态经济林哲学瞄准人类需要的树木果实或种子，进行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加工，例如研究木本粮食林（如银杏、板栗、枣、柿），研究木本油料林（如山桐子、油茶、核桃、油桐、油橄榄、乌桕等），研究果木林（如核桃、苹果、柑橘等），研究工业材料林（如杜仲橡胶、三叶橡胶树），研究药材经济林（如银杏、杜仲树）。
根据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范围，对于以树木浆液为工业原料的橡胶林、漆树林产品等，研究物质作用的生态意义。对于以利用树皮为目的的栓木林（如栓皮栎、黄檗等）、纤维林（如构树、三桠等）、药用林（如厚朴、杜仲、奎宁等），是以生态经济林哲学的分析研究方法对这些物质产生积极作用进行分析，分析社会贡献意义，分析满足人类需要的生存价值。研究以利用树叶为目的的桑树林、柞树林及茶树林等可以提供人类饮茶、加工原料、添加剂等物质意义；研究以利用树木枝条为目的的采条林（如荆条、桑条等），满足人类基本生活用材的实践价值，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特征。
（二）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的细分物质用途分类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物质与其满足人类生活的哲学意义，也就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和其简单的落地加工方法。
1.主要生产干果或材果兼用物质材料
（1）银杏林。材果兼用，以果为主。果供食用，叶可用以提制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药物冠心酮，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2）香榧林。材果兼用，以果为主。果供食用，也可榨取食用油。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3）板栗林。材果兼用，以果为主，果供食用。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4）枣树林。有红枣、黑枣等。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5）柿树林。果供食用或加工成柿饼。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6）核桃林。材果兼用，以果为主。果营养价值高，供食用和药用。核仁含油率高达80%，油供食用和工业用。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7）山核桃林及薄壳山核桃林。材果兼用，果仁供食用并可榨油。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2.生产食用油料为主的经济林物质材料
（1）油茶林。种仁含油率可达52%，为食用油上品，并可供工业用。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2）油橄榄林。取果榨油供食用和工业用，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3）文冠果林。种仁含油率高达66%，油供食用和工业用，为中国北方重要油料。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4）巴旦杏林。核仁含油率可达61%，油供食用及药用，也可作为工业原料，为中国西部干旱地区木本油料，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5）乌榄林。果加工后供食用，榄肉及榄仁也可榨油供食用或工业用，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6）油棕林。采种榨油，产品有棕油及棕仁油，均供食用，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7）椰子林。主要产品椰油，供食用及制皂工业原料，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特征。
（8）山桐子林。有经济价值的主要产品为山桐子油，含油率可达36.3%，其中亚油酸含量高达66%～81%，可供食用、保健医药业和工业使用，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3.生产工业原料为主的物质材料
（1）松林。有的专以割取松脂为主，有的原为天然林或人工营造的用材林。在采伐前进行一次或数次采脂，以生产松香和松节油，供工业多方面利用。
（2）泓森槐。属蝶形花科刺槐属的落叶乔木，其花、树皮、树叶均有广泛用途，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3）乌桕林。中国重要木本油料林，可加工乌桕（皮油），种仁加工为青油。种子出油率可达41%，供制皂及油漆工业等多种用途。
（4）白蜡林。主要放养白蜡虫，生产虫白蜡，供防潮、润滑、着光等，供多种工业、医药用途。白蜡树用萌芽、更新法营成矮林，可生产白蜡条，供编制农具和家具。
（5）黄檀林。黄檀属树种多可放养紫胶虫，生产紫胶。在中国产的黄檀属树种中，可建立经济林、放养紫胶虫的除黄檀外，尚有钝叶黄檀、思茅黄檀、南岭黄檀等。
（6）黑荆树林。速生，高产，可提供优质的栲胶原料。树皮含凝缩类单宁高达50%，供制革工业用或加工制取单宁酚醛胶，供胶合木材及其他多种用途。
（7）橡胶树。为产胶植物中产量高、采割易、栽种面积最广的胶林。所产橡胶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材料。
（8）漆树林。主产品漆液（生漆），为优质涂料。果实可提取漆蜡，果仁可榨取漆仁油，均供工业用。
（9）栓皮栎林。一般为天然林经人工培育，专供剥皮，加工软木，有多种工业用途。栓皮栎亦为用材树种，木材坚硬，果实可取淀粉，壳斗可提单宁，有多方面经济价值。
（10）青檀林及构树林。青檀树枝的韧皮纤维为制宣纸的特需原料。安徽泾县一带制纸（宣纸）工业多兼营青檀林。构树多属野生，经人工保育成林，可剥皮加工为优质纤维，供制复写纸、蜡纸、绝缘纸、棉纸等，并可与棉纱混纺为人造棉。
（11）棕榈林。主要产品棕皮及其加工品广泛用于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日常生活各方面。
（12）蒲葵林。主要生产葵叶，用于制成圆扇和织扇并加工成各种工艺扇品。
（13）八角林。果实可作调味香料，也可加工提取茴香油，供食品工业用。
（14）樟树林。大多数种类的枝、叶、树皮、果实、树干都可提取樟脑油、芳樟油、黄樟油、山苍子油等，用途广泛。
（15）花椒林。果实含有芳香油，可作食品调味香料或加工榨取椒油供食用或工业用。
4.以生产药材为主的经济林物质材料
（1）肉桂林。中国广西南部栽培较广。树皮、枝叶、花果、树根等均可入药，统称“桂品”。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其中桂皮是医药珍品。
（2）杜仲林。主要产品树皮（杜仲）含有桃叶珊瑚苷，为强壮剂，也是降低高血压良药。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杜仲的果实、树叶、树皮均含有杜仲胶，是一种硬性橡胶，可加工提取杜仲胶，供电工及其他工业用。
（3）厚朴林。主要产品树皮（厚朴）含有厚朴酚等成分，为行气、化痰、治喘良药。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4）枸杞林。果实（枸杞）具有滋肝补肾、生精益气、治虚安神、祛风明目的功效。枸杞的根皮（地骨皮）、嫩叶（天精草）均为中医常用药材，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5）槟榔林。果实加工为榔干和榔玉，可供医药上作为收敛剂和驱虫药物用。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其嫩叶在中国台湾地区名为“半天笋”，供食用。
5.其他经济林物质树种
（1）以用叶为主要目的的茶树（叶制茶）、桑树（采叶饲桑蚕取丝）、柞树（放养柞蚕，取柞蚕丝）、樟树（放养天蚕，取天蚕丝）等的制取和加工方法，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2）以用芽为目的的香椿（萌芽更新，取食嫩芽）等的制取与加工方法，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3）以用花为目的的桂花树（花做成糖糟，供食品工业用）、茉莉（花可用以熏茶，名为花茶）等的制取与加工方法，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4）以用果为目的的可可树及咖啡树等的制取与加工方法，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
（5）以用枝干为目的的制取方法。可采取萌芽条，剥取韧皮，加工制取纤维，供制绳索用；杞柳及紫穗槐可培育成矮林，割取萌芽条，供编织工业及制家具及农具用等。同时具有“药食物质”的经济价值。[10]
生态经济林哲学以跟踪研究侧重推广扶持的、研究开发经济林物质的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主要研究企业如何开发加工生产油茶、山桐子、杜仲、银杏、香榧、山桃核、柿、覆盆子等，如何进行经济林良种选育、容器大苗培育、优质高效丰产栽培、经济林种植标准制（修）订，以及林下经济林药薄荷、当归、三叶青、七叶一枝花等多种栽培苗木的研究种植，跟踪研究湖南省九九杜仲产业集团、安徽省雄花森公司等杜仲企业及甘肃省陇和春系列产品等。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以跟踪研究开展国情调研项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持开展的系列重大跨学科项目为重大研究课题，并以哲学方法研究和参与长期跟踪研究承接经济林产业规划、人类健康森林与森林健康抚育项目、技术咨询等社会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研究课题。
2007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科研人员以参与开展重大国情调研项目，进行跨学科多种合作的研究方式，陆续合作在甘肃省、湖南省、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安徽省等建立了六大经济林研究基地，共建约10万亩经济林苗木，约2亿棵杜仲、构树优质苗木。
2010年12月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申报国情调研重大课题杜仲项目课题立项，批准进行杜仲项目的成果转化研究应用。2013年2月申请立项组织《杜仲产业绿皮书》的编撰发布工作。该项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申请立项并承担组织管理和跨学科合作研究，主要以杜仲产业化项目的部分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为主，进行试验推广。2014年12月，湖南省九九杜仲集团公司投资杜仲产业，与中国林科院杜仲项目团队合作，转化部分杜仲技术。湖南九九杜仲集团公司投资杜仲产业后，对推动由国家林业局组织实施的《全国杜仲产业规划（2016～2030）》和由国家林业局等11部委联合下发文件组织推广实施的林业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推进林业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林业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的重要研究课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林业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制定了《林业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其中经济林杜仲产业为其重点建设的十大工程项目之一。
[1] 何中华：《恩格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
[2] 《以“四个足够自信”坚定反腐决心信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年12月13日。
[3] 胡文臻：《第一层级复合产业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9页。
[4]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萱图》，《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第3版。
[5] 《人民网评：“新矛盾”从何处来往哪里去》，人民网，2017年10月20日。
[6] 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
[7] 《习近平：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财新网，2017年7月27日。
[8] 袁晴：《十九大记者会文化产业发展多繁荣？数字告诉你！》，光明网，2017年10月20日。
[9] 《习近平治国理政“100句话”之：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央广网，2016年1月26日。
[10] 侯金浚、王廷敝、刘振华：《泓森槐速生丰产林的营造技术》，《南方农业》2014年第30期，第70～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