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有独到的见解。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在进行自己的对象性的活动，他“本来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这并不代表人对自然是一种被动的、原始性的服从，而是人类可以基于社会一定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对自然界进行反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实践活动建立对自然界的自由态度，这意味着在我们“参与”自然的同时，可以成为自然的占有者和改造者。但这种占有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因为人类始终要“寓于”自然之中，总是以实践的方式与所交往的自然界相亲熟。

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界是“感性的外部世界”，给人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和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人类一旦离开这一“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那么一切的物质生产活动便无从进行，人类的生命便也终止了，人类的文明便无法延续。作为“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的自然，主要表现为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然条件、自然场所，或者说劳动要素。但这种自然，是统一人的活动、人的劳动改造的自然，表现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要素的自然，不仅仅作为劳动过程中的几个分开并列的单独要素。自然渗透在劳动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和整个劳动过程之中。“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

分析生态经济林哲学产生的现实根源，特别是生态经济学与绿水青山发展理念的空间结构观念之间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也是生态经济林哲学理论与应用实践研究的需要。

人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首先是体验生存感受，通过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需要的创新，来推进依存关系。国家安全稳定发展关系、集体组织结构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关系、个人生活依存关系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三个不可缺少的基础依存关系。这三大关系是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人与自然的基础关系，是实现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依存度关系的重要支持要件。

提示优化人与自然依存度的和谐环境，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料，实现人类与自然依存关系由波动到稳定发展过程是生态经济林哲学必须研究的三大课题。

相依为命这个概念应该是双方对双方都有付出时，才能说得上来的，但是人类对环境除了寄生虫似的破坏之外一点益处都没有。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普遍观点认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祸害罄竹难书。今天地球没有了人类，依然可以亿万年长青，人类没有地球的话，却暂时找不到外星殖民地，所以结果就是毁灭。自然灭人灭，人灭自然依旧存。如何充分掌握科技知识，利用科技和智慧对环境进行改造，在人类永续发展的基础上帮助恢复好自然环境，使各个物种有基本生存空间，是人类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当今是全球关注生态环境发展的时代。生态环境发展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重视的发展任务，是人类发展的希望和未来。我们必须面对滥用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一系列生态问题。首先要从科技进步中寻找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解决对人的行为怀疑。

进入新时代，哲学研究必须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践行动，因为学术必须建立在服务国家发展和民生需要的实践中，而不是以个人兴趣做学术研究，如果按照个人兴趣继续研究下去，学术研究必然偏离国家发展方向。因此，需要高薪培养热爱国家发展和民心需要的学术研究者，而不是那些每天开口、闭口喜欢研究西方文化，讨论西方学术的人。笔者认为，智库建设与应用对策研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学术与实践方法。我国的各个学术和科研单位，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类的部分研究人员过度投身西方文化研究，使用国家的科研经费去研究西方二流学者的哲学思想，不仅偏离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目标，而且导致了青年人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这些问题需要加快纠正。有些学者对中国哲学文化表示无兴趣，不会研究，实则是没有文化自信，学术研究与实践脱节，这些都是需要加快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从学者的学术纪律方面进行严格要求。中国学者首先要有30年的研究经验、吃透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功底，再去认真研究了解西方哲学文化，此时此刻才能对比出西方文化的优与劣，也就是说建议中国学者退休后再去研究西方文化，比较现实。因此，中国学者要首先搞好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研究非常重要，这样才会明白西方文化和哲学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大。有了中国人的修养和中国哲学功底（对中国发展哲学与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再去研究西方哲学或者文化也不迟。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优秀文化之一，中国哲学也是影响世界发展的哲学。中国始终在生存性的生态哲学方面思考，其实质是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和人类生存问题，核心是对人与自然依存度关系的重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