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产生
人与自然依存度关系的探索涉及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行动、生存，涉及哲学方法论、伦理观，生态经济林哲学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方向。生态经济哲学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的补充和发展，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内容。
劳动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中介和桥梁，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逻辑起点。笔者认为劳动过程是生态经济哲学的实践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产生了哲学思想，特别是生态经济哲学是劳动的显著产物。生态经济哲学的实践活动，是以合理性的方式改变、服务自然界，将自然界利于人类生存的资源养分无偿提供给人类，使人类与自然界的劳动关系成为相互依存的合理活动关系，这也是人类经济生活的永久实践工程。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完善了自身的生态经济思想。人类的生态经济哲学思想与自然界的生态经济特征所表现的关系，就是人类与自然在实现合理的实践。这种实践是通过生态意义的人类改造工程来实现的。笔者认为，生态经济哲学需要经济林中的银杏、核桃等满足人类的生活和调节需要，这种两者双向调节的互动关系，形成了相互促进的生态经济关系。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得到具有生命力的经验成果，将其转化为高级的生产力关系，生产出代表更高的生态经济哲学思考，同时也带来了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人与机器合作的新型产品，用这种成果使自然界加速变为满足人类需要的生态环境。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制止人类对生态资源的贪婪欲望，制止人类在短期利润驱动下的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生态经济哲学思考人类对自然界的活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合法性表现在人类开始了单方面的征服自然界的活动，是否有有关部门支持其建设，以及是否有实施技术的环保合法的证明，如果没有，那么就存在国家生态法规许可的涉及国家利益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价值利益。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都是永远无限度地向自然界一味索取其生态资源的证明。貌似符合生态利用的各种形式的关怀人类生存健康、人居环境优美、使用清洁能源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等的污染企业依然存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惰性依然没有改变，造成了科研部门闭门造车，提出系列生态改善的无用方案。人类对环境利用的持续性的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严重异化，导致生态环境建设没有走出逐利的怪圈。
笔者认为，通过世界经济发展的线索和美国、欧洲等经济体影响世界的经济版图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自然界的破坏性更突出地体现在人的异化劳动中。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对比，可以看出有四个显著区别。
第一，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所有供人类使用的技术发明都来源于社会中的工匠之手，这些工匠就是生态经济哲学的早期实践者，是典型的科学和技术哲学的应用实践者。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全世界的科研者工作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意义，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与分析依然成为主要的社会发展研究，但是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完全跳出了哲学研究的视域，自然科学家们开始将技术来源同工业生产利益结合，进行服务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由此，以科学来推动生产力发展，为服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行全面的应用实践探索。
第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在英国，新机器和新生产方法体现了英国工业大国的地位，由此带来了加快推动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发展的步伐。这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在美国、英国、欧洲、日本等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典型特征是新的技术和发明在发达国家间进行了资源配置。技术超过了一国的范围，对经济规模发展的影响和刺激超过之前的工业革命，其传播速度快、广泛，成为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要经济地位的推动力。
第三，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的没有经济技术发明成果，有的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过程，比如日本还没有完成一次革命的全国胜利，又被推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实施过程。日本、韩国都是在两次工业革命中交叉进行的，其经济实践经验为既可以吸收第一次工业革命，又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实现国家新经济增长，这是日本、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四，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容，实质都是产业化活动。核心问题是提供了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其进步表现在，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研究成果展现了生态经济哲学的研究与批判的系列问题。
笔者认为，从第二次科技革命之后，生态经济林哲学的思考开始在西方哲学家眼中有了题意，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对自然界的破坏性表现在人类向自然索取和人类向生活需要索取中，突出了人的异化劳动本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表现出来的反自然、反人类的一面。
生态经济林哲学强调劳动者必须保持生态化，不能与自己所从事的劳动异化，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同时也是建设生态环境的行为，不是破坏自然的行为。人们在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的同时，要解决认识问题和在实践中进行的危害人类自身发展的过程行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开始征服自然，而这种不尊重客观自然规律的征服，最终必然导致被自然所征服，由征服者变成被征服者。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繁重，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承担着重要的保护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责任。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类自身的对立统一的哲学传承关系。生态经济是人们意识到必须回归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关系中去。恩格斯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3]，所以，这就是生态经济哲学研究的主要关系。
生态经济林哲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建立在对生态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之上的新的哲学传承活动。随着生态经济林哲学的活动范围和实践活动不断深入，认识自然规律的解决方案就无法简单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由此看到，生态经济哲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必须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研究自然规律活动和研究如何利用自然规律活动规范人类行为。
1869年生物学家海克尔的《有机体普遍形态学》一书第一次提出了“生态学”这一概念，书中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加以批判、修正和扬弃，倡导建立关注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态伦理学。此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环境伦理学等理论相继提出。在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问题上，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前者是以自然界和生态环境本身为核心价值的生态中心主义，后者则是以人类自身利益为核心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
通过研究文献资料，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学说，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相比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是一大进步。
我们来看文献资料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时，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此，尽管他们没有专门和系统地阐述过生态观，但由于理论的内在逻辑，当他们在阐述自然观和实践观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进行批判性考察时，就包含着关于生态问题的大量论述，即有丰富的生态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经济”或“生态经济哲学研究问题”这些概念，但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基本、核心命题进行了详细充分的论证，反映出他们对生态问题有着独到精辟的见解，展现了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研究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伟大实践命题，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丰富且较为系统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思想。其中涉及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等实践层面。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由此来看，生态经济林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态经济林哲学。
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生态经济林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实践出发，论证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客观真实存在，阐述了人与自然界的本真关系和人应当以“实践精神”反作用于自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属性是人类的首要属性，人类离不开自然界，要靠自然界来维系生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虑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4]
自海克尔于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这一概念以来，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但实际上，生态学作为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学科，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确立的。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日益扩大，生态作为“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目前的生态危机也呈现出全球扩散态势，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也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支涉及面很广、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R.奥尔曼曾经把它列为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生态社会主义总体上的特征是将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