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皇家图书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战乱、分裂，图书大量散乱消亡。隋朝建立后，秘书监牛弘上表，请“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40]，有偿抄写民间收藏的图书。于是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派遣使者分赴境内各地搜访图书异本，每抄书一卷，赏给书籍主人一匹绢，抄写完毕，图书原本仍归原主所有。六年后平定江南，这项活动扩大到原来陈朝的辖区内。经过历年的不断努力，国家收藏的图书达到三万七千余卷。于是召集国内擅长书法的人士，将它们正式抄写成正副两本，然后加以分类编辑，一部分藏于长安嘉则殿中，专供皇帝御览，一部分藏于秘书省的内、外阁。

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致力于洛阳的文化建设，使之具有了与长安并驾齐驱的文化地位。隋炀帝一向喜爱读书著述，他在以晋王身份担任扬州总管时，其王府中即有学士百人从事修撰活动，直到称帝以后，二十年间从未中断。所修图书囊括儒经、文学、军事、农艺、地理、医方、卜筮、佛教、道教、赌博、狩猎等门类，有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其所撰之书，属辞比事，条贯有序，文略理畅，互相明发。及抄写真正，文字之间无点窜之误。装翦华净，可谓冠绝今古。旷世之名宝，自汉已来讫乎梁，文人才子，诸所撰著，无能及者。其新书之名，多是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41]在图书收藏方面，洛阳与长安也是旗鼓相当。隋炀帝以素所敬仰的文士柳顾言充当秘书省的正长官秘书监，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他在洛阳，把秘书省的官员增加到一百二十员，以学士补充缺额。起初，隋炀帝命柳顾言对长安嘉则殿所藏三十七万卷图书加以挑选，剔除重复猥杂部分，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送到洛阳。他又命人将秘阁所藏图书各抄五十副本，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为红琉璃轴，中品为绀（黑红色）琉璃轴，下品为漆轴，分藏洛阳、长安两京的宫殿和衙署中。他还在洛阳皇宫的内道场中编辑佛教、道教典籍，编撰其目录。“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为之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42]经过隋炀帝的不断经营，“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43]。

魏晋时期的荀勖，对所有图书以四部分类法加以统摄，“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44]。即甲乙丙丁四部，依次是经子史集四类图书。东晋时期，李充编辑四部书目，调整了荀勖四部分类法中乙部丙部的内容，将甲乙丙丁四部依次改为经史子集四类。隋朝沿用了这种图书分类法。对于那些装帧不同色泽琉璃轴的书籍，隋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45]。在观文殿的后面，修有妙楷台和宝籍台，分别收藏魏晋以来的书法作品和名画。隋炀帝对自己的学识、文采十分自负，一向瞧不起驰名宇内的文人和学者，他曾说：“天下当谓朕承藉余绪而有四海耶？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46]这是吹嘘自己即便不是因为皇太子的身份而当上皇帝，凭才学考试选皇帝，也会是非其莫属。他的才学的养成，与他长期读书密不可分。在观文殿的两侧，各修建十二间书堂。每一间书堂中安放十二个书橱，每个书橱高广均为六尺，以杂宝装饰。书橱的前后方安放五香床，皆以金玉装饰。春夏季节，香床上面铺上九曲象簟，秋季铺上凤纹绫花褥，冬季铺上绵装须弥毡。书堂的窗户上挂着锦缎帷幔，安装飞仙，是掌控帷幔升降的装置。每当隋炀帝前来读书时，值班宫女手执香炉在前导引，散出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宫女在距离窗户一丈远的地方脚踏机关，飞仙装置随绳索降下，窗帏因而上行，窗扉和书橱扉自行开启；隋炀帝走后，再恢复原样^[47]。

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被杀后，隋朝大将王世充在洛阳建立郑朝，隋炀帝时的洛阳图籍为王世充所承继。唐朝初年平定王世充，“尽收其图书及古迹”，司农少卿宋遵贵奉命将它们运至京师长安。船只由黄河逆流西上，“行经底柱（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唐初现存的隋代四部书，“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