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范·登·伯格：社会支配中的三元分类系统
涂尔干之脉，剥离了包裹社会秩序的厚重帷幕，让隐藏的社会分类显露真身。但难题依存。基于社会分类而建构的社会秩序公正公平吗？它是在消解既定秩序的不公，还是为既定的社会支配格局背书？它如何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支配格局？
每项严肃尖锐的社会难题的破解，都在耐心恭候与之匹配的智者。主流社会理论教科书中被无端隐没的大家范·登·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隆重出场（van den Berghe，1973；van den Berghe，1978）。
浸染在名家云集的哈佛社会关系系，1960年荣获博士学位的范·登·伯格（与米尔格拉姆同年），并无意争宠，以求承嗣其恩师结构功能论的皇子名分（Homans，1984）。他胸有丘壑，反而离经叛道，沉醉在演化人类学和演化生物学的原典中，并满怀非洲各地鲜活的田野体知。人类暴政、不平等的支配和族群冲突让他刻骨铭心。范·登·伯格从核心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入手，以求透视社会支配格局的源头。
亲子关系一直被虚构为尘世间最柔美温润的人际关系，它以关爱、呵护和承诺为轴心。但当代演化生物学的大家特里弗斯基于亲本投资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在1974年推演出亲子关系的黑暗里子，亲子冲突（Prarent-offspring conflict）无处不在，其动因是适应性的竞争（Trivers，2002）。
同时，范·登·伯格则另辟蹊径，从年龄分类入手，来戳穿核心家庭的温情面纱。基于亲子的权利不对称，范·登·伯格声言核心家庭就是微观暴政（microtyranny）！（van den Berghe，1973）。其言辞令人震惊、刺痛甚至厌恶。
最简而普遍的暴政模型就是核心家庭，它以最纯粹形式，涵括年龄和性别分化。（van den Berghe，1973：4）
年龄分类系统所隐含的成人对儿童的支配，或亲权（prental power）对子女权的不对称，依照范·登·伯格，是原初的不平等（the primordial inequality），是人类暴政的基本形式（van den Berghe，1973：91）。
年龄分类系统有自身的独具特征。第一，人类儿童漫长的成长期，或者延缓成熟（prolonged immaturity），使自身在体能和心智方面都处在相对不利的处境。他们被成人支配，有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根基。第二，就生命历程的视角而言，这种支配形式还相对公平。因为每个成人都曾经历儿童期，大多数儿童也有机会长到成年。
范·登·伯格所辨析的第二元分类系统就是性别分类系统。基于性别分化的社会支配，亦即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或男性统治（viriarchy），已受普遍关注。年龄分类系统和性别分类系统尽管相互分离，但共有生物学根基。范·登·伯格敏锐地觉察到在社会支配的形塑过程中，它们交互纠缠，共同建构社会支配链。成年男性对成年女性以及对两性儿童的支配链条，印证了俗语：是成年男性在主宰世界。
受惠于范·登·伯格的洞见，社会支配论的理论家斯达纽斯和普拉图敏锐地察觉成年男性群体并非同质性群体，其中存在深刻的分化。他们明辨地构造了从属男性目标假设（subordinate-male target hypothesis，SMTH）（斯达纽斯、普拉图，2011；Sidanius and Pratto，1999）。从属群体的成年男性，并没有享用统治和支配的快感，反而遭遇双重困境。因为亲本投资的逻辑，在择偶市场中，他们处境不利（Trivers，2002），难以找寻佳偶。这是第一重困境。同时在等级分明的支配体系中，他们是机构歧视和社会歧视的主要目标。这是第二重困境。因此，冷酷尖锐的社会事实在于“只是优势群体的成年男性在主宰世界”。
五年之后，范·登·伯格又揭示了第三元分类系统，即专断系统（arbitrary system）（van den Berghe，1978）。如果说年龄系统和性别系统还有生物学的道理可言，那专断系统的分类尺度，就全然是任意的、武断的、随心所欲的，令人触目惊心，毫无正当可言。但在社会支配剧的舞台上，其蛮横和粗暴被仔细地装扮文饰，涂抹合法可信的伪装。当人群被户籍、出身、肤色、地域、政治倾向、宗教偏好甚至性取向而不利区分的时候，他们毫无觉知地被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甚至非人化（dehumanization）。
值得警醒的是，范·登·伯格的三元分类图示，只是逻辑工具。它们同时并置地印刻在分类对象身上，并不预设相互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在社会支配的运演过程中，三元分类图示结成分类罗网笼罩众生。它们类似“污名丛”（the stigma Complex）（Pescosolido，2015），有“跨域性”（intersectionality）的特征（Collins，2015）。换成方法学语言，之于社会支配，三元分类图示虽然各自有自身的主效应，但同时有强健的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