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泰费尔：群际冲突的最简分类

涂尔干的遗产和范·登·伯格的睿智，层层递进，凸显了社会分类之于社会秩序尤其是社会支配的枢纽地位。但在他们恢宏的理论论辩和民族志（包括宗教志）的历史比较分析中，分类的主体虚置，只是近乎空洞抽象的社会；也没有与之相配的严谨可复制的研究程序，尤其是实验程序。

如何在实验室里模拟人类的原初状态，让鲜活的研究参与者近乎完全剥离从出生时就逐渐累积的社会属性，仅仅彰显单纯的认知分类及其后效之间的因果关联，这是社会认同论的奠基者泰费尔殚精竭虑的焦点所在。

这项典范的实验研究的自变量就是社会分类，亦即泰费尔所偏好的构念社会范畴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因变量就是分类后效。自变量的实验操纵，基于两阶段任意武断的分类尺度，使实验参与者随机分配进两个虚拟的群体中，Kandinsky群或者Klee群，并且随机地给他们每人分配一个群体身份号码，如Kandinsky 5或者Klee 4；而因变量的测量则是考察他们在三种不同的分类语境中的绩点分配策略。这些策略，依照实验前的推想，可能有公平（fairness）、最大联合收益（joint payoff maximum，JPM）或者最大差异（difference maximum，DM）等。这三种不同的分类语境，涉及两个内群成员、两个外群成员，或者一个内群成员对一个外群成员，实验参与者只能通过分配对象的号码来进行绩点分配。泰费尔发现在给一个内群成员对一个外群成员进行绩点分配时，主宰策略是最大差异策略。其社会心理意涵就是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Tajfel，1970）。

泰费尔的“最简群体范式”（the minimal group paradigm）已经融入经典，并且成为群际过程研究的典范实验程序。最简群体常被误解为最小群体，但它和成员人数多少没有丝毫关系。可以尝试概括最简群体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群体的划分，或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范畴化，是基于任意的、武断的和随机的尺度和标准；第二，内群成员之间以及内群和外群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接触，每个成员只是依照所分配的号码来感知自身和他人的群体所属；第三，群体的形成以及群际行为的表现，剥离了任何实际的社会负荷，也无法以任何具体线索来进行联想。一句话，最简群体成员，类似于原初状态下的互动情景，他处于“无知之幕”中，对自身和他人的社会属性、心理属性和生理属性一无所知，仅仅在认知意义上把内群所属和外群所属区别开来。泰费尔发现，仅仅是这种认知上的分类或范畴化，就足以充分地导致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而不需要导入利益、资源或机会的竞争。

在前泰费尔时代，群际过程尤其是群际竞争和冲突研究的主宰范式，或者是还原主义的个体人格论范式，或者是现实利益冲突范式。但最简群体范式颠覆了所有这些充满直觉意味的模型。宏观的社会心理过程不能还原为微观的个体内过程，而所有表面上的利益竞争，都内隐社会分类的逻辑和动力学，无论这种分类是雄辩的还是武断的。

社会分类能力，在生命历程的初期就已萌芽。4～5月大的婴儿开始有“认生”反应，亦即开始辨别至亲和外人。现在无法确知这些小天使是基于什么标准来成就如此伟大的使命的，先赋潜能？声调？容颜？互动频率感知？哺乳时的肤觉？而对6～7岁的儿童而言，即使他们对不同国家最多只有些许的经验知识，他们也能以自己的肤色为标准来明确地表现好恶（Tajfel and Turner，1986：15-16）。

生命初期就已萌芽的分类能力，也奇妙地体现在对自身姓名及其字母的偏好上。已经提及，跨文化普遍的，新生儿会被命名。这是每个生命最初获得的所有权，或最简所有权（mere ownership）。“姓-名字母效应”（name-letter effect）或“最简所有权效应”（mere ownership effect），在西文语境中已被重复验证，并且与自尊高度关联（Hoorens，2014；Nuttin，1985，1987）。这种效应与1968年由扎荣茨所发现的“单纯暴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血脉相通（Zajonc，1968）。而中文语境中的验证或否证有待实施。

最简群体范式所明示的最简分类线索（minimal cues）还有奥秘可究，这就是最简归属效应（mere belonging effect）。即使是陌生人之间，微不足道的共享线索如相同的血型或者星座，也会助益于社会联结，内化彼此的目标和动机（Walton et al.，2012）。

当代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深入探究了分类主体的人观图像、加工过程和基本分类策略。分类主体作为能动的行动者，其人观图像（personhood）的具身隐喻是“被驱动的策略家”（the motivated tactician）（Fiske and Taylor，2012；Taylor，1998）。“被驱动的策略家”，意味着行动者有可资利用的多元信息加工策略，而这些策略的选择则基于行动者的目标、动机、需要、时间和社会语境力量。具体来说，行动者有时如“朴素科学家”（naïve scientist），对相关任务的信息进行系统而认知努力的加工，有时又如“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在面临任务情景或问题情景时，进行启发式和认知节俭的加工。

“被驱动的策略家”的隐喻，在种种形式的双过程模型（dual-process models）中，有典范表征。而所有形式的双过程模型的共享特征在于，行动者在社会认知的发动、社会情感的表达和社会行为的实施中，存在联合行动的（co-acting）两套社会认知的加工子系统：第一套子系统是即时的（spontaneous）、自动的（automatic）、启发式的、认知节俭的（cognitive-effortless）和无意识的（unconscious），第二套子系统是延迟的（delayed）、可控制的（controlled）、系统的、认知努力（cognitive-effortful）的和特意的（deliberative）（Chaiken and Trope，1999）。社会行动者往往更多依靠第一套子系统，因为它仅需要较少的认知资源，也更容易发动。但在有能力、动机和时间进行完备思考的时候，社会行动者就会依靠第二套子系统，因为它需要更完善的认知资源和认知努力。

而社会分类的基本策略则是（多重）二元编码（the binary codings）（Beyer，1998；Chaiken and Trope，1999）。行动者的主宰偏好是采用对立范畴来进行区分。二元编码策略或二元编码机制有两个直接后果。第一，在任何社会语境之下，基于特定显著的分类线索，在场的所有人以分类者为核心，被纳入内群和外群之中，依照特定的品质或维度而形塑我们-他们（我群体-他群体、内群-外群、局内人-局外人）之间群体符号边界。第二，行动者在共时和历时的分类体制下，基于交互性的范畴化过程，被纳入多重的二元编码的逻辑之中，他因此会负荷多重的群体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