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我国社会创新的发展——友成起航
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我国社会创新的发展主要仍然以政府让渡社会空间、推动制度建设、改革行政管理制度推动社会发展为主。“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概念及其理论是在20世纪末开始进入实务和学术领域的。但社会创新真正形成一股潮流则是在21世纪初期。这段时间内,在学术领域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为领先者,其2006年与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杨氏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研讨会,并在2009年成立了社会创新研究室。在实践领域,早期较为著名的社会创新的实践者是友成基金会和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友成基金会自2007年5月12日成立后,以推动中国社会创新为己任,提出了“新公益”的理念;与中央编译局共同编译出版社会创新的丛书——“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2009年与英国文化协会联合举办“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设立“中国优秀社会企业家奖”;出版《社会创新蓝皮书》和《社会创新案例报告》;协作参与评选“中国社会创新奖”。
我国社会创新的显著发展可以从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算起。这部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企业、个人可以通过设立私募基金会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创新之中。区别于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的最大功能和使命就是社会创新。从这个起点开始,我国的社会创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年至2008年,这是我国社会创新的起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战略,私募基金会建立,社会创新的专门研究开始出现,社会企业兴起,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法律所确定,在非营利组织领域以社会企业的理念传播和初步实践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2008年到2015年,在这一阶段公民参与、政社合作、社企合作、公益创投蓬勃发展,制度与政策创新不断为社会创新提供空间和实现机制,企业参与社会价值投资开始出现,社会企业获得了包括技能提升、资金资助等社会支持;第三阶段是2015年至今,其主要的标志是“五大发展理念”出现,特别是《慈善法》的出台等将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确定了慈善组织的基本法律保障,在非营利组织和企业领域则表现为更多的跨界合作和融合创新,典型的标志是关于社会创新的相关联盟和标准的出现。
在这三个阶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友成基金会的努力和行动:
2006年,友成基金会开始筹备。
2007年,友成基金会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将社会创新写入章程的公益组织。
2007年,与中央编译局合作翻译“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四册丛书。
2008年,友成基金会接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并纳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8年,友成基金会汶川地震后第二天进入灾区,并在遵道建立了第一家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形成地震救灾“遵道模式”。
2009年,友成基金会与英国文化协会联合举办“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
2010年,友成基金会在上海举办首届“新公益嘉年华论坛”,提出新公益七大趋势,倡导以人为本、跨界合作的社会创新,打造无围墙的“友成新公益大学”。
2011年,友成基金会启动大学生社会企业家精神创业启蒙计划——创业咖啡。
2011年,友成基金会发起全人素质教育平台项目——小鹰计划。
2013年,友成基金会首次提出社会价值投资基金的设想,推动投资领域社会创新。
2014年,友成基金会开发“MOOC培训+就业创业”孵化模式,成为第一家开展电商扶贫的公益组织。
2014年,“路人甲”正式上线,借助移动互联技术实现人人公益。
2014年,研发出以人为本的多维度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三A三力”原则与评价体系。
2015年,双师教学项目获得中央领导批示。
2016年,友成基金会联合联合国社会影响力基金等机构领衔发起、近50家中外机构联合创办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作为支持“义利并举”社会经济发展的投资促进平台,将“三A三力”体系作为社会价值投资参考标准。
2017年,友成十周年庆典,十年来合计选择并资助260余家社会创新机构,包括综合农协、地球村、博能志愿公益基金会、社创之星等;王平理事长在庆典上提出社会创新的十大特点。
2017年,由友成主导成立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主办的“发现中国‘义利99’A股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报告(2017)”发布会在北京金融街成功举办,提出义利并举的价值主张,对社会价值与资本市场进行深入探究。
作为我国第一家由内地、香港、台湾企业家共同发起的基金会,友成在与企业密切合作的同时,积极与政府展开协同,搭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交流沟通的平台,推动人才培养,倡导社会创新理念,其在我国社会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示范、倡导作用,得到了政府、企业和草根NGO的广泛认可,荣誉加身。
从友成基金会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关键的或是具有重大推动创新的时点有三个。一是友成基金会的设立。这是第一家以社会创新为使命的公益机构,它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创新从研究、倡导领域进入实践领域,从传统社会创新走向更具包容性、跨界性的阶段。二是教育扶贫。将志愿者驿站网络与移动互联新技术相结合,通过远程网络教学、农村电商学习平台、县域电商发展服务平台、MOOC慕课教育等产品,将教育与扶贫相融合,这是技术推动社会创新、变革的实践。三是“三A三力”体系的推出和社投盟的建立,前者意味着社会价值投资原则与参考标准在国内的首次系统出现,且这套标准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义利并举、系统思维设立的;后者则是友成作为社会创新的平台从资本的角度面向所有致力于社会创新的组织所建立的网络组织。
十年间,友成基金会的发展和诸多项目的创新特点也非常明显。一是,以人为本,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组织存在的理由并将这种理念贯穿到所有的项目活动中;二是,将技术、资本、政策与公益有效结合,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围绕社会目标动员其所能动员的所有力量,注重发挥桥梁和平台的作用;三是,将社会创新的不同类型有机结合,既注重源创新或颠覆性创新的建立,又注重渐进式创新的发展;四是,将公益组织基金会和社会创新机构的双重身份有效融合,既发挥了基金会服务、治理、倡导、创新的功能,又发挥了社会创新机构跨界、连接、融合的功能。
可以说,以友成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创新机构正在重新定义组织、发展乃至价值观。但是,当友成基金会将触角伸到社会创新的几乎所有领域的时候,其间的张力就会非常之大,问题也随之而来:目前政社合作需要以政府的逻辑为主来运行,对社会创新的思考和研究需要专业的知识储备和方法论,平台的建设需要对双面市场具有充分的认知和技巧,社会倡导和政策倡导既需要把握时机又需要掌握社会技术,推动跨界合作需要对各个领域均有深刻的认知,直接提供社会服务需要专业的社会技术,培养跨界领导力需要对课程体系和授课的方法进行精巧的设计。如果仅仅依据传统的方法来进行,那么全身心的投入、高效的执行团队、充沛的资源似乎可以勉强为之,但是如果这一切都要用创新的方式去开展的时候,几乎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社会创新开拓的往往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或整合不同领域的资源及其运营逻辑,在某一单个既有领域中的所有经验和调查方法都有可能失去功能和作用——不能确定经验是否能够有效地被运用,因为对未知领域也是无法进行调查并完全借助已有经验的。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社会实验的过程。
友成的初心[10]
与市场经济一起发展起来的传统的慈善是存在局限的。传统慈善产生了一批慈善家和基金会。它们能系统地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呢?两百年了好像都没大的进展。
友成区别于传统基金会和公益组织的地方是,我们始终站在社会创新这个战略上,关注整体解决方案,去解决那些从0到1的问题。它是一个心力的问题,你没有用到这个心,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模式创造出来。你心在那,你就创造。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友成必须跨界,友成不是仅仅限于公益领域,它要完全在一个比较高的纬度——独立性和自由度下去做一些社会创新和社会推动。它的功能包括研发、倡导等智库功能。单靠友成是完不成的,团队有它的局限性,单靠自身做不了这样有影响力的事情。友成是在做生态,不是让参与者都成为友成的追随者,将品牌攥在自己手里,让他们去传播友成。我们注意力有限,资金有限,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发现、支持、连接真正致力社会创新的机构上。
王名老师看懂我们,说友成既不是资助型的,也不是实操型的,是平台型的机构。他看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友成想造一个生态,想造一个森林,这个沙漠太干旱了。友成能做多少做多少,从种一棵棵树、一株株草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