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欧、美、日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国企的重要性

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中起到过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这个作用甚至关系国家兴亡和国民财富积累的成败。我们看一看欧洲国家早期创造和开辟全球市场以及在引领技术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方面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一点。

威尼斯是欧洲文艺复兴初期最早崛起的强大城邦国家。威尼斯的巨大成功与它能及时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强大能力及政府的创新手段密切相关。比如，为了帮助民间商人集团获得和控制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地区的商业通道，威尼斯建立了当时地中海地区及至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威尼斯当时最大规模的企业是威尼斯兵工厂，这是一个100%的国企。这个国企雇用威尼斯全国的技术工人建造和维修军舰和商船，以欧洲所有企业中最高的工作效率为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提供源源不断的专业舰队和既有商业功能也有军事功能的武装商船，因此是欧洲近代史上最早实行“军民融合”的典范。兵工厂能够保证威尼斯在每一次海战中遭到破坏和沉没的舰船得到及时的维修、替换和更新。这个兵工厂还是最先发明和使用符合亚当·斯密后来提出的“劳动分工”原理的流水线作业制造军舰和武装商船的企业。

通过学习威尼斯，葡萄牙成为最早在欧洲成立国有的特许海外贸易垄断公司的国家，这些特许公司承担巨额风险为葡萄牙环球探险和开创全球贸易市场服务。葡萄牙为了实现环球航行和打通海上通往亚洲的贸易通道，先后派出了十几支探险舰队（包括麦哲伦舰队），它们都是由国家组织、主导和资助的。

后来崛起的荷兰和英国又在葡萄牙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公私合营甚至100%私营的股份制来筹建国家特许垄断公司，最大限度地将民间资金吸引到对国家十分重要的海外探险、殖民地扩张和全球市场开拓事业中去，以便快速追赶威尼斯、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海上霸权和贸易垄断权，为民间商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繁荣创造条件。为了向这些股份制特许公司提供去海外为国家开辟全球市场和殖民地的激励，政府赋予这些公司绝对商业和贸易垄断权，风险自负，但是所获得的海外商业利润与国家分成，而且政府拥有任命和罢免特许公司CEO、决定延续和取消特许公司权益的绝对权力。这些拥有巨大资本和私人武装的特许公司虽然获准在海外任意发动战争、取代殖民地当地的统治者、获取当地财富、垄断当地贸易，但是它们自身的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特许公司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规定为国家利益服务，私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违者必惩。

把民间致富的激励机制和国家利益有机、有效统一在一起，是欧洲列强崛起的秘诀之一。而缺乏这个统一机制也恰好是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历史上几次工业化努力）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例如，在从16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400多年间，从英国皇室到所有国家立法机构都一直把私企塑造成同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商业竞争和市场竞争的一个统一行动者，使得每个国民在海外的商业利益与国家的商业利益是一致的。19世纪中叶，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皮塞·斯密斯（Erasmus Peshine Smith）在研究英国崛起成为欧洲最强大商业帝国的秘密时就指出，英国整个国家就像是一个高度协调团结的单一商人，而绝对不是一群一盘散沙的、只追逐私人利益的、奉行放任自流和自由贸易理念的“洛克”式自由个体。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指出（文一，2016）：“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建立在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但符合个体逐利激励机制的统一集体力量，使得英国在全球贸易和政治事务中所向披靡。事实上，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或政治制度更加开明的荷兰，是因为奉行重商主义国策的英国历代皇室利用各种灵活多变的产业政策、国家特许公司、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公共产品服务，为英国民企开辟和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港口、通商要道，和最廉价的原材料（棉花）供应基地（比如印度、美国和埃及的棉花种植园），使得民间采纳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各种纺织机和工厂体制有利可图，引爆了工业革命，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击败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丹麦、瑞典、挪威、哈布斯堡等欧洲列强而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

凡是模仿英国式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和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欧洲国家，都如法炮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而凡是那些采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彻底消灭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未能完成自身的工业革命。

欧洲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意识到国有或国家特许私人垄断银行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百姓福利提升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的重要性，比如意大利早期的公共银行包括Taula de Canvi（成立于1401年，旨在从私人银行提取存款并为短期公共债务融资）、第一和第二圣保罗银行（分别于1408年和1530年成立，旨在消除公共债务和向公众利益服务）、威尼斯的Banco della Piazza di Rialto银行（1587年成立，旨在支付公共债务），及Banch de la Ciutat银行（1609年成立，旨在允许公众有限度地使用劣质造币进行交易）。

再如，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是一家皇家特许垄断银行，其主要目的是为建设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融资。在德国和瑞士，许多城市在15世纪和17世纪之间成立了国有市政银行。巴塞尔市议会的章程表示市政银行成立的目的是更好地造福公众。成立于1619年的汉堡银行是一家基于阿姆斯特丹银行模式的公共银行，其信贷角色扩大到包括为城市储备粮食以预防农业歉收和灾荒。发行国家货币的公共银行后来出现在瑞典、英国、法国、维也纳和普鲁士。早在18世纪就开始成形的德国国有银行体系，更是具有为低收入群体贷款和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强大功能。

美国也不例外。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美国东部13个殖民地州的殖民地议会就开始承担银行的贷款职能，以创造收入并为农业和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政府建立了称为“土地银行”的办事处，发行和出借纸币。在这些公共金融系统帮助下维持的政府低税收是殖民地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因为历史原因，美国政府协助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不是依靠国企，而是依靠国资企业、特许垄断公司、产业政策和政府采购。但是尽管形式不同，美国政府和国家力量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却非常重要。比如，美国19世纪初的运河网络建设，70%是靠地方政府出资；19世纪中后期的铁路网络建设，主要靠政府提供廉价土地和特许垄断经营权来吸引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20世纪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主要是靠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协同运作、招标、提供资金。美国有一种国资企业叫作“政府赞助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政府对这些企业只是拥有权证，在行使权证的情况下，可拥有公司79.9%的股份，著名的有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地美（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联邦住宅信贷银行等。还有一类叫作联邦政府收购企业，即那些很大但濒临倒闭的私有企业，为了避免这类企业倒闭所带来的无法承受的经济后果，联邦政府临时性地收购这些企业，在重组后重新将企业私有化。例如，花旗集团、通用汽车、AIG保险等。除了联邦级别的这类“国有控股”企业，还有各州乃至各地区级别的这类“国有控股”企业。

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就是一家对稳定和管理金融秩序起着重要作用的100%国企。据1982年的统计，当时的联邦公司有30～50家，这取决于统计所使用的不同联邦公司的定义和标准。这些公司的雇员数超过10万人，其收入达到近220亿美元。它们当年获得的联邦拨款超过35亿美元，借款达到470亿美元，所发行的联邦借贷担保债接近1660亿美元。联邦公司的业务活动主要分布在信用证和金融、保险、公用服务、通信卫星、交通运输和传播媒介等领域。另外，美国的国企还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全国铁路旅客公司（Amtrak）和美国邮政局等。

又如，美国的电信“大佬”AT＆T虽然本来是私企，但是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毅然决然地将其国有化，以便在战争期间更好地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战争结束很久以后才将其私有化。而且美国之所以能够超越所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全球科技霸主，也是因为它采取了国家主导和协助市场经济的政策。比如，美国在1971～2006年的35年间所产生的对美国全球领先地位和国民经济最重要的88项技术发明中，有77项是完全由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研究项目和出资机构所贡献的，占88%，而剩下的11项中也有政府提供资金支持（Mazzucato，2015）。

事实上，美国各级政府专门成立了很多机构来选择性地对特定产业进行研发资助。在联邦政府层面上，这类机构包括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航天局、总统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其下属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等。

在亚洲最早开启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日本，在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每一个阶段初期，起龙头作用的现代企业（无论是纺织业企业还是重化工业企业）几乎都是先以国企形式起家的，在依靠国家力量组织研发会战、掌握西方技术以后，再逐步有组织、有计划地民营化，进入量产和市场竞争阶段。

具体说来，明治维新初期日本的机械纺织工业是先依靠国企来吸收和消化欧洲前沿纺织技术，然后再推广和民营化的，以带动中小民营纺织企业跟上技术前沿。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轻纺工业的顺利推进，能源、动力、运输等公共基础设施日益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出面下决心进行巨大投资来解决问题，也同时为全国性统一市场降低交易成本。而在国企带动下迅速崛起的民间轻纺工业所积累的巨大国内储蓄又为解决这一瓶颈结构问题提供了丰厚的资金支持。这个时候日本政府才决定在基础设施结构升级中采取“大推进”战略，从而直接把日本带进20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所达到的技术前沿，即采用电动机和内燃机代替（淘汰）蒸汽机。为了规范和整合全国铁路运输能力，以便制定统一的技术升级标准和实现规模经济，日本政府在20世纪初国有化了大部分私有铁路企业，并成立铁道部统一领导。铁道部还从不同欧美国家进口最先进电动机车，并组织全国技术人员进行反复拆解、研究、组装，在搞清楚原理后采用逆向工程进行反复试验和研制，然后指定不同企业专攻和生产不同部件并统一组织力量进行整机组装，直到完全获得技术秘密为止。这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组织的技术消化和创新过程。这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使得日本在重工业建设中的学习曲线极大地缩短和扁平化。

日本经济史学家Toyo Keizai Shimposha为此总结道（文一，2016；乔治·佛梯尔，2017）：“私企产品慢慢出现在（国企带头的）轮船制造、铁路交通和机械装备等领域中。与此同时，那些在国有企业和军火工厂中掌握了新技术的工程师和工人开始向私有企业中转或者开设他们自己的工厂。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的商品技术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且在东京和大阪开始出现小企业和转包商。因此，在明治末期，当重工业还处于其初期时，（日本）已经做好了一战后快速飞跃的准备。”

这个飞跃的起跳板就是新一轮全国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日本雄心勃勃的全国电网和电气化铁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整个20世纪初的前30年，日本政府加大力度，吸收、利用欧美技术来投资新建全国公路网、发电站、电网、电气化铁路网和城乡照明设施。政府在这一时期每年的公共投资占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的份额接近50%（1904～1911年为47%、1911～1919年为44%、1919～1930年为48%）；另外还有超过30%的总投资在政府公共投资的带动下被民间投到了建筑行业。这整个30年间，发电、输电、供电工程方面的固定资产年均增长率高达17%，每4年就翻一番，机动车年均增长率也高达15%。现代基础设施连续30年的超高速增长使得日本在1930年就在全国实现了公路联网、电气化铁路联网、全国城乡通电照明以及全国工厂24小时电力供应，从而大大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用电、运输）成本，并在电气化方面迎头赶上了前沿欧美发达国家。

总之，即便在明治维新后期和一战结束以后，为促进重工业发展和实现对西方技术的赶超，日本政府仍然总是事先建立一批国有重工业企业来起示范作用和技术研发作用，了解市场需求。这些国有重工业企业的机器和技术都先完全从西方进口，组织技术人员从生产实践活动中加以研究，而随着工程人员自身逐渐掌握操作的技术以及对技术的再生产和全面掌握，逐渐将这些企业私有化让市场去竞争。当然这些私有企业和政府保持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互通情报，爱国主义是首要条件。也就是说，日本的私有企业很多是靠政府来培育和筛选的。最终这些私有化后的重工企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主导日本经济的中坚力量。

日本政府，像英国和其他成功工业化的欧洲国家的政府一样，一方面利用市场力量来发展国民经济，但另一方面又强化国家主导市场经济的能力建设以实现对市场力量掌控自如。比如，为了避免整个社会沦为一盘由只顾个人私利而相互倾轧的个体组成的散沙，或开启一切人欺骗一切人的商业战争，从而损害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私有企业和产业实行刻意培育、筛选、扶持并提供公共品，最终使得整个国家（政府和企业）作为一个有机体在全球竞争中像一个单一商人一样行动和对外出击，而不是企业相互拆台、内耗、互殴甚至通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出现一大批仅为私人和家族利益服务，但不断侵蚀和绑架社会并在关键时刻出卖国家利益、挟资本外逃的民营企业。而这样的以个体利益之名破坏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恰好在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盲目采纳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去监管化”以后大量出现过，直接导致所有的个体利益最终被摧毁（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长期坚持由国家来主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战略使得自己在二战以前就基本完成工业化并进入当时世界工业化强国之列。日本现在仍然有不少国有企业，包括日本铁路集团（JR）、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日本烟草公司（JT），以及2007年才开始私有化的日本邮政公司（JP）等。

另外，二战后工业化最成功的新加坡，算得上世界上发达经济体里拥有最大的国有经济部门的国家之一。中国台湾曾经也凭借其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取得了经济奇迹。整个20世纪下半叶，奥地利、法国、挪威和西德也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且运作很好。特别是在法国，国有企业经常被置于产业现代化的最前沿（张夏准，2018）。

国企与民企最大的不同就是战略目标。民企只为局部私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而这些利益并不一定总是与国家整体利益紧密相扣或一致。比如，有些民企老板可以生活腐化，十分铺张浪费，不把资金用于资本再积累，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和金融危机，民企资本首先出逃，起到破坏国民经济的不良作用。而国企必须为国民经济背书，为广大百姓的根本利益背书，它们纳税的税率也最高，在经济危机中还必须逆流而上成为抵御经济大萧条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