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目前是“国进民退”吗？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和社会上最流行的说法之一是“国进民退”，意思是国企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民企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事实并不是这样。无论是从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量，还是从利润总额看，中国并没有发生“国进民退”的现象。2000～2016年，在工业领域，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的比重从67%下降到38%，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50%下降到21%，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占全部工业企业利润的比重从55%下降到17%左右（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另外，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高级研究员Nicholas R.Lardy博士发表于2014年的研究报告“Markets over Mao：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显示，1978～2011年，国企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80%下降到26%，其中制造业下降到20%；1995～2014年，国企出口总额在全国总出口额中的占比从67%下降到11%。此外，近10年来，国有企业所缴税金占中国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变化不大，从2008年的31.58%稍微下降到2017年的29.33%。当然，由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其发展速度远远比不上民营经济。然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所缴税金在国家税收中的占比却并没有以同其他指标一样的速度下降，说明国企的税收负担相对于民企较重。

毋庸置疑，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经济发展伟大成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拥有强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

但这是否证明国企没有价值或甚至只具有负面价值？是否证明私企和国企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呢？答案都是否定的。

国企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的伟大经济成就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一点恰好是长期被国内外学术界所严重忽略的。放弃国企在市场经济中的伟大作用也恰好是东欧国家、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改革失败的核心原因之一。

其实，无论是从欧洲、北美、日本、韩国、新加坡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还是从中国自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来看，国企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随着民营企业的迅速扩张，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小，但国企起到了作为市场经济支点的作用。而这正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上动辄3～5年一次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及由此导致的巨大资源浪费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一点是几乎所有西方训练出来的国内经济学家长期没有认识到或羞于承认的。这不仅是因为在任何大的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刻只有政府和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国企才有能力进行逆周期操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提供大批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与经济发展配套及突破经济发展中的巨大瓶颈，比如水利、通信、能源、供水、交通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教育、医疗、邮政、金融、社会治安、税收、科研等。因此，总是需要国家扮演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

而国家不外乎通过五个主要途径来扮演这些关键角色：（1）国家公共行政机构，（2）国有企业（国家拥有并参与经营）和国资企业（即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国家以金融手段支持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运作，但是国家不直接经营），（3）产业政策，（4）国家颁发垄断经营权（特许垄断公司，比如欧洲历史上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及美国今天仍然在运营的一些特许金融公司），（5）政府长期定向采购合同。

每个试图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因为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国际竞争环境不同，在这五者之间的搭配比例可能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必须不断地提供变化中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一切公共产品和服务，支持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实施，协调市场经济中的各个部门和降低其交易成本，克服市场缺失和失灵，参与初次和二次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弥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缺位、缺陷与不足。

比如，工业化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规模化大生产、规模化运输与规模化销售，因此需要国家力量及时地、规模化地去提供规模化大市场得以存在和运行的规模化基础设施、配套机械设备与原材料供给保障。

毋庸置疑，中国的民营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比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营企业更加辉煌的成就和财富积累。但这一成绩和中国政府不断向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公共产品保障的能力不可分割。如果没有国家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来支撑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比如中国庞大复杂的交通基础设施，通信、供水、金融、电力和能源保障，社会治安保障，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巨大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想取得目前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将中国与表面上私有化程度更高、金融自由化更彻底的非洲国家、南美国家、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等相比，就可以马上看出这一点。

因此，中国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之所以比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更成功，恰好是因为背后有着默默无闻的国家力量和国企在倾力奉献。这些光鲜成功的背后有它们的一份功劳。拒绝承认这一点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耻的。

设想国家一旦修建一片电网、一座大桥、一条运河、一段高速公路、一条高铁或地铁线路，立马会在沿线和两头创造和吸引多少商机、民企及它们会间接拉动多少生产与就业，更何况涉及很多工业部门和基础科学的技术创新。

从就业来说，当然是民企的贡献更大，因为大量的中小企业是民企，而民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国企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已经退出竞争性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让位给更加灵活多变的民营企业，而目前主要集中在资金和技术门槛很高、外溢效应很大的瓶颈型、资源型、科技主导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

在任何国家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甚至晚期，搭建市场主骨架的几乎都是国企，民企都主要是首先占领资金和技术门槛相对低、短期利润回报高、对国民经济外溢效应相对小、与最终消费大市场相对近的更加庞大的下游产业。而为了支持民企发展，国企利用国家力量的优势，占领资金和技术门槛相对高、短期利润回报低、对国民经济外溢效应相对大、离最终消费大市场相对遥远的上游产业和公共产品生产行业。因此，不能够简单地从对就业的贡献大小来判断国企的价值和贡献。私企的自利性质决定了它们在具有公共品属性和国家信用很强的战略性资源领域的有限性和滞后性。这并不是说私企不能进入国企已经进入的市场和领域，而是说它们由于缺乏利润激励和政治责任而无法充当克服国民经济瓶颈的主力军，即便政府希望培育和扶持民营企业进入涉及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领域，也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和工业化过程。

一句话，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分工不同。这个分工的必要性需要从国际地缘政治、产业升级阶段以及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及时规模化供给的历史过程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