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媒体(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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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文化

论当代中国电影文化价值观的构建

于超[1]

摘要:电影是一种时空复合、视听兼收、具象化的表意符号,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是对外宣传本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方式和途径,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象征,其精神理念是蕴含在影像故事中的“内在意义”。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电影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好莱坞电影帝国正借助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完整的故事情节、独特的文化内涵在世界各地不断渗透和扩张。中国电影要在全球市场占领一席之地,就必须在不同的电影类型、故事题材和影片叙事形态中构建一种集体认同的及共通、共享的文化价值观。而构建电影文化价值观也是在发扬艺术创作个性风格、尊重艺术创作审美规律的同时,与传统文化相互整合、相互交融的时代命题。

关键词:中国电影 电影文化 价值观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所共同遵从和认可的关于生活方式、社会准则、精神信仰的基本取向,它影响着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伦理、艺术等领域对于是非、善恶、对错、正邪、荣辱、美丑的基本判断。电影是一种世界通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文化观念传递与弘扬的有效载体,一部影片无论讲述的是什么年代的故事,无论采取的是什么类型的叙述方式,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都会在影片的叙事内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都会融入影片角色的心灵深处。

一 文化价值观是电影的灵魂

从1895年世界电影诞生到现在,风风雨雨已经120多年,其发展过程中有高峰低谷、成败荣辱、经验教训。欧洲是电影运动的发源地却为何不久便衰落?美国好莱坞为何可以长盛不衰、称霸影坛?近年来,日韩以及印度电影大放异彩仅仅是因为别样的民族风情吗?中国当代电影为何总体发展受限,主旋律影片尽管有政府扶持却始终不尽如人意?答案见仁见智,但电影若想被大众接受和认可,能够体现本土的文化价值观却是毋庸置疑的目标。好莱坞作为美国电影的制造基地,也是国际商业电影的制造中心,是全球影业的标杆。分析感悟好莱坞电影中所传达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可以提炼以下几种核心的观念。一是注重英雄主义。好莱坞电影根据每个人成长历程中都会怀有特定的英雄主义梦想,将充满顽强斗志、所向无敌的英雄主义体现在影片塑造的人物形象中,譬如《超人》《拯救大兵瑞恩》《蜘蛛侠》《国家宝藏》《变形金刚》《钢铁侠》《极限特工》《美国队长》《复仇者联盟》《蚁人》等等。二是注重人性化及人情世故的锤炼。《阿甘正传》利用人物的心理描述,把人性中最美好积极的一面呈现给观众,使观众可以从人物身上感染到奋进的力量并受到鼓舞和振奋。著名影片《乱世佳人》塑造出的坚强勇敢、积极独立、乐观向上的女性形象,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和认可。三是注重普适的文化价值观,注重吸收他国优秀故事资源结合本土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与再创作。好莱坞大片《功夫熊猫》抛开中国武侠精神所提倡的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观念,宣扬美国英雄借助超强能力在正义邪恶的斗争中获胜而最终赢得大家尊重与敬仰的价值观理念。好莱坞电影《花木兰》在对人物的重塑中淡化了中国忠孝等传统观念,增加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与挣脱束缚、追求平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人之本性密不可分,它与人的内心最原始的冲动和欲望相吻合,故能深深吸引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观众,这也是好莱坞电影能在全球电影市场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构建一种既能够被本土的观众所认同又能被国外电影市场所接受的影片叙事体系以及电影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要实现中国电影的长远发展以及促使中国文化的长足进步,我们的电影在满足观众娱乐消遣、教育励志与审美艺术鉴赏需求的同时,也要对中国电影文化价值进行准确定位,冲破偏执与保守的思想樊笼,将符合人性精神需求取向与本土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囊括到我们的电影创作之中,进而实现中国电影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发展。

二 中国电影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阐释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仁爱”理念贯穿于经济、政治、伦理、艺术等不同领域,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这种仁爱精神更超然物外、跨越物种。《画皮》系列电影曾在中国票房纪录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故事中的核心人物小唯是历经千年修行的狐妖,她对人类世界的神往是影片突出的叙事主题,而她为了救人甘愿违反妖界禁令、自毁妖灵的无私与奉献更是将影片的文化价值观表现得一览无余。震撼观众的不是美轮美奂的数字技术,也不是亦真亦幻的空间造型,而是作品让我们感触到的妖道对人道的皈依和邪恶向仁爱的转化。影片《捉妖记》取得了超过24亿元的票房,《捉妖记2》票房达22亿元,其中搞笑的、卖萌的、感动的看点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电影并非通过说教的形式去宣传一种普适价值观,而是通过简单的故事情节和紧凑的叙事节奏深入刻画尘世人妖之间的仁爱和博大情怀,进而让观众感应到编导的价值观设定。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中国梦”系列主题微电影《中国人的梦想与希望》曾在英国展映,其中《仁马情》这部作品通过刻画马与自然、马与人的情感来阐述对中国儒家思想的“仁”性思考及博“爱”的感性体悟这一不变的主题,影片的拍摄也捕捉到“晚霞与落日齐辉,人与马至仁至爱”的完美画面。影片《美人鱼》是国内影史首部30亿元大片,作品在谱写一段凄美人鱼爱情童话故事的同时,也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合发展的美好心愿展现在观众眼前。

对于影片《武侠》的结局,导演陈可辛的处理手法选择了让大反派武功高强、刀枪不入的王羽被插入一根银针后继而被雷击中,这是以另一种独特方式宣扬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因果循环。

在中国电影文化价值观中一贯倡导的侠之大义、惩恶扬善往往是在充满角逐、充满杀戮的叙事进程中展开的,但是作为一种对残酷暴力的修正和淡化,影片在故事结局时常会描绘出一种没有争斗、充满温情的世外桃源。金庸曾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笔下的侠客大都生活在古代并担负着除暴安良的使命,当恶势力横行屡除不尽之时,他们可能就会选择隐匿田园,独自逍遥。《独臂刀》《龙门客栈》《少林寺》《剑雨》《笑傲江湖》《白发魔女传》《三少爷的剑》《绣春刀》等影片中,江湖高手经历了层层磨炼、种种厮杀后最终都选择了远离纷争、归隐山林。这些作品普遍反映了人们对和平、祥和、宁静生活的祈望,更突出了一种文化价值取向,给予我们对美好境界的无限憧憬和遐想。

在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注重亲情、注重情爱和家庭伦理是永恒不变的核心主题。《我和爸爸》《父子》《暖春》《我的父亲母亲》《新妈妈再爱我一次》《继母》《老炮儿》《一切都好》等影片将亘古不变、伟大无私的亲情刻画得深情动容、细腻自然。《小城之春》《一声叹息》《立春》《樱桃》《土婆婆PK洋媳妇》《左右》《夏洛特烦恼》等影片让观众在欣赏之余也深深地思索家庭伦理关系中该负有的责任和义务,为困惑中的人指出了光明的方向。

三 中国电影在彰显文化价值观方面的缺陷

众所周知,电影是一种按照“美学规律”创造的现代艺术,具有艺术性;电影也是一种产品,需要考虑资金的投入和利润的回报,具有商业性;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同时又传达着一定的价值文化,特别是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具有思想性。这三大属性在不同的电影中所占分量和比重是不同的,分别表现为艺术电影、商业电影、意识形态电影。艺术电影不刻意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更多的是从审美追求与人文立场出发,就影片内容形式进行积极创新的探索。商业电影虽然也拥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但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而添加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已经沦为制片方营利的手段,为了赢得高额的票房收入,常常会在制作过程中使用海选主角、制造花絮、炮制明星逸事等手段进行前期肆意的炒作和宣传。意识形态电影侧重于表现思想性,倾向于传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电影往往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阶级性。

中国的艺术电影、商业电影、意识形态电影除了在制作形式、营利模式、宣传策略上存在差异,在价值观念上往往容易产生相互排斥,这导致了中国电影无法在影片的文化价值观领域进行相互融合,缺少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观取向。有些商业电影为了提高票房收入、吸引观众眼球,在电影故事情节上无端设置性爱、暴力、杀戮等阴暗场面,鉴于我们国家尚未实行电影分级制度,这势必会给部分低龄、幼龄电影观众的心理带来阴影。有些艺术电影为了凸显导演艺术个性,张扬导演创作风格,把个人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历史的前进车轮进行反向表述、逆向行驶,扭曲了历史事实,混淆了观众的时代记忆。某些主旋律电影则漠视了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复杂矛盾,把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淡化、理想化,用模棱两可的表现手法对社会环境避重就轻,用固定化的模型笼统地塑造人、事、物。

四 中国电影文化价值观的构建途径

构建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观,首要应做的是重新甄选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广泛传递优秀的文化精髓,同时也意味着将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文明进行新时代下历史性的对接。

(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精华

国外学者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要探究博大精深的世界文化,需要追溯到2000年前中国的孔孟之乡。”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通过电影消遣娱乐、教育宣传、提高经济收益的作用,借助其辐射范围之广、人群受众之多的传播优势,在作品中将文化精神形象化、人物化,让受众群体潜移默化地接受、吸收并传递,这无疑是最有效且老少咸宜、事半功倍的一种途径。《红色娘子军》《鸦片战争》《红河谷》《今夜星光灿烂》《南京大屠杀》《黄河绝恋》《建党伟业》《建国大业》《辛亥革命》《忠烈杨家将》《智取威虎山》《刘老庄八十二壮士》《百团大战》《南京!南京!》《诱狼》《战狼》《空天猎》《建军大业》《明月几时有》《红海行动》《厉害了,我的国》《浴血广昌》等影片表达出强烈的爱国精神、民族情感。《焦裕禄》《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钱学森》《雷锋》《郭明义》《杨善洲》《吴仁宝》《有事找王江》《邹碧华》等影片以当今社会的先进人物为表现对象,将奉献、进取的民族优良品德蕴含在作品中引发观影者的共鸣。通过作品的叙事功能,将优秀民族文化刻画为具体人物形象上的伦理情操和道德风尚,而角色身上可贵的拼搏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使观影者在品味观赏的同时,可以不由自主地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二)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

世界正步入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差异逐步淡化,传统的地理和空间界线也逐步被打破,各国各地区人民的饮食风味、语言、心理结构、行为模式及思维方式也在迅速地趋同。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也涉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同质化问题,电影所具有的文化复制、消费和传播功能也逐渐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思想融合过程中的特殊焦点。中国电影不可能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封闭起来进行自我表达、自我灌输,而应该对各国优秀文化价值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我们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与其他国家所强调的文化价值观在诸多方面是相似的、相通的、相融的,譬如倡导和平、正义、仁爱、光明、健康、自强、平等、尊重等观念,这是全社会民众共同的美好期许。广泛寻找共同点是我们的电影作品能够被他国观众接受的心理基础,《卧虎藏龙》《霸王别姬》《英雄》《活着》《盲井》《寻枪》《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三峡好人》《鬼子来了》《西藏往事》等影片既体现了本土文化精神又被国际观众所接受。文化全球化下的文化资源整合是各国文化良性互动、彼此影响、交流贯通的过程,全球化与民族化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相互补充与修正,本土电影真实反映本民族的生存现状,积极承载本民族的文化精髓,艺术展示民族电影的特有风格,在全球文化相互渗透认可的基础层面才能共同营建当代世界全人类的精神家园。

(三)中国电影应保持独立的文化立场

近些年中国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有目共睹,电影的票房收益接二连三地被突破。对好莱坞电影叙事法则的膜拜和借鉴,无形中也将其价值理念渗入中国电影的创作中,致使我们在视听上获得观众认可的同时,却在精神上疏远了本土文化。在国际化语境中,面对西方多元的文化价值思潮,我们应始终保持自信而清醒的独立意识,不能够盲目地效仿好莱坞电影,也不能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更不能把西方标准的国际承认作为判断国产电影优劣的标准,避免让我们的电影失去文化立场独立性和民族荣耀感。中国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包括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本国文化精神的传播,作为主流电影,其价值定位应当以本国观众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为方向,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基准,这样才能够保证电影的价值导向不会出现文化上的偏差。《四十不惑》《背靠背脸对脸》《心香》《孩子王》《黑炮事件》《荔枝红了》《追你到天边》《果实》《燕衔泥》《桃花村》等作品虽然在国际电影节未获大奖,但这些影片却以中国式的风格和叙事表现了中国百姓最朴实的生活、情感、欢笑和烦恼,传递了作者深层次的思考。这些电影很难被西方国家的观众所理解和接受,但每一个影像元素都传达了人生深刻的体验,为本土观众所喜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父亲》《英雄》《茉莉花开》《白鹿原》《叶问》《一代宗师》《古堡之吻》《狼图腾》《山河故人》《寻龙诀》等作品在充分体现全球文化发展趋向的同时,也体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在国内外均获得较大范围的好评与认可。

(四)发挥电影艺术评论的引导作用

电影艺术评论是关于电影独特的研究性、审美性鉴赏活动,参与者可以是普通观众,也可以是电影界的专业人士和学者。通过电影艺术评论可以加深观众对作品的理解感悟,扩大作品的传播影响,进而引导民众思想、促进社会进步。电影艺术评论可以通过赏析和评价影片,把藏在作品背后的深刻意图与社会意义挖掘出来,让观众能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作品。电影艺术评论通过分析作品中各种艺术手法和技术手法,能站在美学鉴赏、艺术的高度对相关内容进行全新的阐释,然后提出自己关于生活、人生、社会或哲学的见解,这对作品所表达主题思想的传播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对作品创作宣传的有益补充。积极正面的电影评论可以是优秀作品的推广者,也可以是不良作品的屏蔽者,可以为引导观众理解作品打开一扇通往审美彼岸的窗户,进而为推动电影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贡献一份力量。

结语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更多的文化机遇,推进着中国电影创作和发展的步伐,构建中国电影的核心文化价值观迫在眉睫且任重而道远。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电影所构建出的文化价值观应该进一步以增强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增强本土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为己任。当代电影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衰亡与复兴同在,而作为中国文化价值观有效的传播载体,相信中国电影在未来一定会大放异彩,创造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康尔:《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李少白:《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社,2015。

厉震林:《电影的构型:表演、文化和产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1]于超,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传媒管理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