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辛亥革命对日本的思想冲击

一 日本政界和军界的对华政策主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当日，日本海军在长江部署了四艘军舰，并从旅顺、吴港、横须贺等地紧急增派了多艘驱逐舰。17日，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川岛令次郎下达了训令，要求对革命采取“严正中立”的态度，特别提到对官员和革命党人的态度要多加斟酌，待事变平定后笼络人心。10月14日，日本海军省起草了一份《清国事变概况》，主张确保日本在华既得权益，并伺机扩张权益，在渤海至长江、南海水域等地进行了军事部署。^[1]日本陆军方面也主张趁机武装干涉，并提出了与列强共同出兵华北地区和和长江流域、单独出兵东北等具体计划，并伺机扩大在长江流域的权益。在10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将写有“清朝有事之际我国应否安于现状，应从何地占领，若占领应占领何地”^[2]的书面文件在阁僚中传阅。14日，冈市之助陆军次官在照会福岛安正参谋次长的书简中说：“今清国继四川骚乱之后又爆发武昌叛乱，从形势上看受事态影响的地区将不只该地区，由于长江沿岸利害错综，难以判断形势是否将发展至有必要向该地区共同出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叛乱波及北清之时，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决心一方面以保护满洲的铁路为名单独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另一方面采取向北清共同出兵的手段。”^[3]此外，冈市之助还提到日本在共同出兵时应吸取以往的教训，抢先其他列强占领白河口、长江口要冲，先发制人。

武昌起义爆发时日本首相是西园寺公望，外务大臣由邮政大臣林董兼任。10月16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发6天以后，内田康哉出任外务大臣。日本在革命前期采取的是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并以资金和武器直接援助清政府镇压革命。1911年10月13日，陆军部尚书荫昌派人向青木宣纯求购军火。当日，伊集院彦吉驻清公使就此致电日本外务大臣，电文中提到，中国民间“一般都对革命军抱有同情，如本日即有某民间著名人士特来访晤本职，要求日本保持中立立场。随同时局演变，我国商人进行此项贸易，一旦泄露出去，为外界所知悉，很可能刺伤清国国民感情，从此酿成于我国不利之后果。我政府如决定允许我国商人接受此项订货，务请考虑此间实情，采取有效措施，保持绝对秘密”。^[4]对此，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在与元老山县有朋、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等人商议后，决定借日本商人之手向清朝政府提供枪支弹药。10月16日内田康哉电复伊集院驻清公使，并着重强调了对日本向清朝政府提供军火一事保密的重要性，以及告知清政府日本为此承担的风险。^[5]

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援助采取了由政府授意、由公司出面的方式。之所以采取这种隐蔽的方式，除了顾及英国等其他列强国家对日本单独干涉中国革命的制衡，中国战事和政局前景尚不明了、中国的民间舆论同情革命等也是日本有所忌惮的原因。以1911年10月23日日本与清政府之间的军火合同为例，应清政府求购军火的请求，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大仓洋行、高田商会组成的泰平公司代理店和日资商社北京大仓洋行与清朝陆军部签订了总额高达2732640日元的合同，包括野战炮、榴弹炮、步枪子弹、机枪等。^[6]

日本支援清政府，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从维护日本天皇制度的角度支持清朝政府的正统性，反对中国革命。志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的中国革命运动刺激了日本国内打破藩阀呼声的高涨。对此，日本的统治集团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将镇压革命与捍卫日本的天皇制度和既有统治秩序联系起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认为，由于日本与中国具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如中国实施了共和制并由此带来更大的混乱，这不仅在实际上危害日本，亦会极大地影响日本的思想界。^[7]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也对中国的共和论影响到日本表示担忧：“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甚大，实为可惧。试观今日新闻界青年之辈种种议论，即可得知。”^[8]中国政体问题上日本极力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改革，反对共和制。

其二是作为支持清政府的条件，伺机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侵略权益。解决“满蒙问题”始终是日本干涉辛亥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10月16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在向伊集院驻清公使传达日本政府援清方针的回电中，除了强调向清朝政府提供军火一事保密措施的重要性之外，特别提到了对清朝的满洲政策的不满，内田康哉强调：“清政府亦改变对日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9]这份电报暴露出日本政府企图以军火援助为条件，迫使清政府满足其巩固和扩大在“满洲”的侵略权益的侵略诉求。

日本在援助清朝廷的同时，也向南方革命党人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和武器援助。三井物产等日本公司向清朝政府和革命党人双方出售武器，日本陆军也对向革命党人提供武器援助颇感兴趣。^[10]10月底的一封由驻汉口的日本陆军中佐提交陆军省的文书中提到，从日本的对清政策来看，延长革命军的抵抗是极为必要的，日本政府应负责向革命军提供武器。围绕向革命军提供武器的问题，日本政府内部存在较大的争议。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和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反对向革命军提供武器，内务大臣原敬则主张在中国局势尚不明了的情况下应当灵活处理这个问题，采取同时与清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人接触的两面派手段。^[11]

日本之所以向革命党人提供援助，除了在日本当局内部存在的意见分歧以及对中国局势的观望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阴谋分裂中国。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极力主张日本政府趁机拉拢清政府扩大在华侵略权益，并且主张分裂中国。在10月23日的日记中，伊集院彦吉写道：清朝已经气运将尽，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继续统治中国，必须借助外力才能免于灭亡。伊集院彦吉认为中国将陷入混乱的状态，各国将采取干涉措施，此时日本应当争取清政府的信任，并借此扩大日本在中国的权益和影响力。^[12]在10月28日的意见书中，伊集院彦吉指出，清政府已经人心尽失，没有能力和威望继续统治整个中国，即使清政府能够继续存在免于灭亡，也只能屈居北方的一角，与此同时，南方革命势力正逐渐壮大和巩固起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分裂为北、中、南三个部分。他提议日本政府顺应这一大势，向革命党人提供武器支援，促成革命党人与清朝政府长期对峙的局面。^[13]

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针对中国局势的震荡，重新就对华政策问题做出了决议。即在“满蒙”问题上维护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益，等待时机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并设法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以便确立日本的优势地位。^[14]11月16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对田健治郎说，由于日本与中国接壤，日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各国的关注，日本应当与各国一样采取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保持中立的态度，静观其形势。^[15]内田康哉所说的对华不干涉政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干涉，日本维护和伺机拓展在华侵略权益的意图，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对中国革命采取袖手旁观的政策，这一点在日本的对清援助、分裂“满蒙”等一系列动作中都得到证明。而且，内田康哉主张在中国革命问题的对策问题上与列强保持一致的同时，并不反对武力干涉，他对田健治郎说，一旦出现了不可坐视不管的情况，出兵保护在华日本官民的安全也是不得已的。他只是强调，在出兵前，必须与英、美、俄等国保持沟通，争取得到其谅解。

伊集院彦吉对日本外务省在辛亥革命对策问题上的决策方式心存不满。为了实现上述“三分中国”的目标，伊集院彦吉提出日本应当与南方革命势力的主要人物进行接触，并向中国增派军舰。他说，日本外务省慎重地等待时局的发展并由此决定策略，这是“被动”的做法，日本应当积极地利用机会，有必要时由日本“制造大势”，为日本争取利益。他提议，日本应当利用京奉铁路的守备问题，做好调兵的准备，在旅顺集结军舰，并保证大沽、秦皇岛和旅顺之间的通信顺畅，以便能够根据形势变化立即出动占据军事优势的军队，先发制人。^[16]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伊集院彦吉也意识到其三分中国的企图难以得逞。于是，伊集院彦吉又提出了另一个分裂中国的计划。11月19日在日记中，伊集院彦吉写道，最初计划的三分清国已经难以实现，“让清廷退至关外，在满蒙藏地区建立一个国家”尚有实现的余地。^[17]

1911年11月28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时局的重大方针》，决定与英国保持协调，追随英国的主张，要求清朝皇室进行立宪改革。^[18]虽然日本多次提议共同出兵干涉中国革命，但是英国认为即使出兵也无法改变清朝即将灭亡的命运^[19]，因此并不想得罪南方革命党人。更重要的是，当时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又怎能让日本趁机涉足自己的势力范围。1911年12月下旬以后，日本最终接受了清政府即将灭亡的事实。日本虽然依然通过外交渠道重申支持清朝政府进行君主立宪改革，但事实上已经将外交重心放到南方革命党人一方，并以经济援助为条件引诱南京临时政府出卖权利。^[20]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统治阶层在对华政策上存在许多内部分歧，但是总体上采取了援助清政府、伺机分裂中国的方针。为了维护日本的既得侵略权益和日本国内的政治稳定，日本一方面向清政府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极力推动中国进行君主立宪制改革；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不仅默许日本军人和浪人进行分裂中国的阴谋，还积极着手拉拢俄国分裂中国东北。不论是妄图抢占先机或是与列强保持协调一致，不论是支持清廷还是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日本政府调整的只是干涉中国革命的手段，通过干预中国内政最大限度地从中国掠夺领土、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才是日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