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道秩序的认知与模塑

在先秦文献典籍中，对观象察法与设象表征的活动多有记载，如《尚书·皋陶谟》载皋陶之言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梁启超谓：“叙也，秩也，皆表自然法则之总相。因则而有彝，因范而有畴，因叙而有典，因秩而有礼，则自然法则之演为条理者也。此总相即后此儒家道家之所谓道。其条理，则后此儒家之所谓礼，道家之所谓法也。而其渊源则认为出于天，前此谓有一有感觉、有情绪、有意志之天直接指挥人事者，既而此感觉情绪意志，化成为人类生活之理法，名之曰天道。”^[2]天道秩序其实是人类“感觉”“情绪”“意志”对世界结构的符号化，并将这种文化结构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以“天道”的名义来规训人类生活。在《国语·周语下》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太子晋劝导周灵王效法万物之规律，以此为人间制度法则：“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禹因为对天地物象的模塑，以此来制定人间准则法度，才能建功立业，因此人类活动要遵照天道自然。

人类生存于自然界中，其对时间和空间是两个纯形式的感性直观，“已经包含有前后相继、同时并存的关系”，^[3]也即是说，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直观之中，已经包含了赋予世界秩序感的能力。《庄子·天道》中明确提出天地四时的秩序的模塑问题：“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天地之上下，模塑尊卑之等级，春秋四时之时序，模塑社会演化之秩序。前者是对空间的模塑，后者是对时间的模塑。关于中国道家的“道”，其实已有学者指出，对“道”的探究并非为了对宇宙创生的思考，而是借由天道感悟人道而已，“道还需落实在人间秩序上”，^[4]而这种人间秩序又是对天地四时的观察和模塑，模塑自然天地四时，用以建构人类社会秩序法则，使混沌变得秩序化，条理化。以人类自身为中心的世界，通过建模来形成人类社会的周围世界（Umwelt，也有译成“环境界”“主体世界”的），也即对周围环境感知并形成的以自己为主体的世界，^[5]这种类似生物功能圈的模式其实就是一个符号过程。

建模（model）理论是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Umiker-Sebeok）在对生物学、神经认知学及语言学、心理学等的研究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整体的符号学理论，这一理论在其《意义的形式：建模系统理论与符号学分析》（余红兵译，2016）中有较为集中的探讨。建模理论在西方符号学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应用，这在近年来的相关符号学译著中亦多有反映，如《符号学基础（第六版）》（张祖健译，2012）、《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彭佳等译，2014）、《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周劲松等译，2013）、《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王永祥等译，2015）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翰·迪利（John Deely）、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等西方符号学界的诸多学者多对这一理论有回应和阐述。中国符号学界对这一理论做了集中探讨的是余红兵、彭佳等青年学者，余红兵的博士学位论文《西比奥克建模系统理论研究》（2014），对西比奥克建模理论的理论渊源、发展演化情况以及这种理论的特征、意义和不足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考论；彭佳则从语言与文化这种人类特有的模塑系统入手，致力于生态符号学和民族符号学方面的研究，探讨语言与文化如何映现自然，自然在文化的视角下被文本化，同时又影响人类的生活和文化实践。^[6]这种探讨极具启发性，语言文化模塑的自然与世界又影响到人类的社会实践，先秦贤哲对天地自然现象的观察、认知与模塑反过来又影响了先民们的生活现实。

模塑系统这个概念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引入符号学领域的，洛特曼（Lotman Juri）认为模塑就是“关于认知对象的类比，在认知过程中对其取而代之”，^[7]在洛特曼看来，模塑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模塑系统的结构展现出来的，类似于相似符号，也即是说模塑与对象自己形成一种所谓结构同型（structural homology）的关系，但实际上这种相似不止于此，在实际操作中，形象式相似与比喻式相似也必不可少。

西比奥克等学者进一步将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模塑系统发展为建模系统理论（Modeling Systems Theory），并明确指出，模塑“一方面是一种认识和理解的手段，另一方面是被制造的任何东西”，^[8]也即是说模塑于人类而言，通过符号系统去认识和理解事物，同时也通过符号系统来表征世界、制造事物。此时的自然世界已经不是原始本真的零度自然（zero nature），而是一度自然（first nature），甚至二度自然（second nature）和三度自然（third nature）。一度自然是人类用语言符号范畴化的自然，二度自然则是在一度自然的基础上重塑的自然，三度自然是建构于人类头脑中、艺术中的自然。人类所认知的一切，都是经过语言符号过滤之后模塑而成的，人类理解外在世界也是经过这种模塑系统而来的。^[9]所以文化符号学家洛特曼指出，人类对世界实质的把握实际上就是将世界变成文本，世界“文本化”过程的实质就是世界“文化化”的过程，而世界本身并没有意义，这个意义是人赋予的，是人将非文本文本化，因此文化化就在于赋予世界文化的结构，^[10]而这种认识和结构又会反过来建构并巩固人类的社会结构，使之成为一种具有“自然”意义的结构。

建模系统理论在西比奥克等学者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有关人类文化系统的一种方法论研究，这对我们的文化研究是有启示意义的。如西比奥克所言：“符号活动是所有生命形式都具备的一种能力；而表征则是人类才有的一种独特的能力。”^[11]人类和其他生物都具有其产制与理解特定模型的能力，但人类还能够通过建模来表征世界，这种指称能力正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如《礼记·明堂位》云：“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一定的位置空间关系，表征的却是现实社会中的高下尊卑、远近亲疏，通过空间关系的组合，来呈现一定的意义关系。明堂之位实际上是一种符号活动，这也正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以下，我们将以先秦典籍为中心探讨先民是如何通过对空间与时间的模塑来建构社会文化秩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