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圆了的中文译著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影响
李立业[1]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契机，当时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之必要。到19世纪6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清朝部分官僚的觉醒，他们通过创办军工企业、设立新式学校、创办译书机构，学习西方先进器物，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但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学习西方器物并不能改变中国命运，还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他们将目光转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借鉴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确立了从日本转贩西学的新模式。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大量翻译日文著作，据统计，1896～1911年中国译日文书958种[2]，大大超过同期翻译的西文书籍的数量，译书的重点也从器物转到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特别是被认为是诸学基础的哲学书籍。井上圆了的著作即是在这一时期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
一 井上圆了及其思想
井上圆了（1858～1919）是活跃于日本明治时期的佛教哲学家、教育家。1858年出生于越后国长冈藩（现新潟县三岛郡）隶属于净土真宗大谷派的慈光寺，作为慈光寺的继承人自小就接受真宗的教育。1868年入石黑忠悳门下学习汉籍阅读和数学，后师从长冈藩的儒者木村钝叟学习汉学。1873年在高山乐群社学习英语，次年进入长冈洋学校学习洋学和数学，并在毕业后任汉学助教。1877年进入京都东本愿寺的教师学校英语学科学习。第二年被选为东本愿寺国内留学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预备科学习，1881年正式进修该校哲学科。1884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作为日本佛教界的第一个文学学士，圆了本可以顺利成为教团内的精英教师，但是他却固拒了回归教团的指令，自觉承担起推进佛教近代化、振兴日本佛教的使命。
明治维新后，受废佛毁释运动的影响，日本佛教日渐衰微，对此圆了积极进行佛教改革，提出了“护国爱理”的口号，强调佛教是统一了“护国”和“爱理”两个方面的宗教。[3]圆了指出宗教之隆替与国家之盛衰相伴随，将佛教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认为佛教应承担起镇护国家和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为了抵御基督教和欧化主义风潮的冲击，圆了发表了一系列哲学和佛学著作，运用哲学的概念和逻辑来阐释佛教，通过佛教哲学化，借助理化学的力量排击基督教。1887年，在加藤弘之和清泽满之等人的支持下圆了创建了哲学馆（现东洋大学的前身），以培养教育家、宗教家。
作为哲学家的井上圆了，也以近代妖怪学研究的开创者为世人所熟知。他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广泛收集有关妖怪的资料，历时十年完成了八卷本的集大成之作《妖怪学讲义》。圆了深入考察不同的妖怪，将妖怪分为“真怪”“假怪”“误怪”“伪怪”，其研究妖怪学是为了破除“伪怪”“误怪”“假怪”，发现“真怪”。而“真怪者，不外于宗教，所谓无限绝对不可思议之体”，[4]圆了认为“真怪”即是宗教，是“无限绝对、不可思议”的本体性存在，其研究妖怪学的目的也在于开现宗教之真面目。
二 井上圆了的中文译著
井上圆了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是1889年由林廷玉翻译的《欧美各国政教日记》一书，此书也是最早的中国译日文书之一。之后，随着中国译日文书籍的数量和种类的急剧增加，井上圆了的十数种著述被相继译介到中国。谭汝谦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中记载了12种圆了的中文译著，整理汇总为表1。
表1 《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载井上圆了译著汇总
然而，谭汝谦书中记载的中国译井上圆了的著作并不完整，个别书目出版年份亦不准确，且对各书现在馆藏情况也没有介绍。直到目前，中国、日本乃至国际上研究井上圆了的学者，凡是涉及井上圆了著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都只有参考谭汝谦的这一研究成果，这对于准确、深入地理解井上圆了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十分不利的，所以笔者认为亟须对谭氏书中的记载进行订正完善。笔者根据调查及到相关图书馆查阅的结果，对中国译井上圆了的著述情况进行了汇总（见表2）。
表2 中国译井上圆了著作汇总
续表
通过查阅表2中能够借阅的译著，参照日文原本，对中文译本与日文原本是否一致进行了比较。其中除《哲学原理》没有找到日文原本外，《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录（总论）》的译本与日文原本一致。《心理摘要》依据1887年的日文版本翻译，略去了序言、索引和试验问题部分，直接翻译了目录和正文部分。《欧美政教纪原》目录部分的第二条与第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五条和第二百二十六条的顺序与原书相反，而且在正文的翻译中加入了译者自己的观点。《印度哲学纲要》省略了原书的序言和附录部分，加上了译者序，并且在正文翻译中有省略之处。《心理疗法》亦省略了原书的绪言，正文部分也有省略未译之处。何琪译的《妖怪百谈》和徐渭臣译的《哲学妖怪百谈》均是圆了的《妖怪百谈》的中译本，然而比较两者，何氏译本更忠实于原著，徐氏译本在正文部分与日文原本基本一致，但在目录上有相当一部分不一致，不同之处多为意译或根据文本内容翻译，如《哲学妖怪百谈》中第五谈幻听（山間の呼聲）、第十七谈神物之伪（盗難除の御札と賽銭箱の鍵）、第三十六谈物误（幽霊の誤覚）、第六十八谈火玉（下谷の怪談）、第六十九谈鬼异之母（妖怪の組打）等；[5]《续哲学妖怪百谈》中第四谈鱼神（海鰮の頭も信心から）、第五谈衣鬼（幽霊を切る）、第六谈心鬼（心の鬼自ら心を悩ます）、第十四谈运命说（運と非運）、第十九谈木偶流汗（活上人の木像）等。[6]《失念术》节译自井上圆了著《失念术讲义》的第五章、第六章，在内容上译者并没有严格按照原文翻译，而是择其精要进行翻译。蔡元培的《哲学总论》也是根据圆了著《佛教活论：显正活论》的第二段总论，择其精要译述成文。
三 井上圆了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一）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1888～1898年，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实施变法维新，然而变法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在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下最终以失败告终，康有为逃亡日本。
康有为与井上圆了应该早就熟知对方，1897年康编撰的《日本书目志》一书中即介绍有《哲学要领》《哲学一夕话》《哲学一朝话》《伦理通论》《佛教活论》等多部井上圆了的著作，但两人正式结识是在1902年印度的大吉岭。康有为逃亡日本后，1899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在日本外务省的资助下，康有为离开日本，辗转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记载了从1901年10月至1903年4月康有为滞留印度的经历。[7]另据《西航日录》记载，圆了于明治35年（1902）11月15日乘船西航，12月19日到达印度大吉岭，次日即拜访同在大吉岭的康有为，圆了作诗相赠，康亦作诗和之。[8]康有为在《须弥雪亭诗集》中记载：“日本井上圆了博士，哲学第一名家也。访余于金刚宝土，留之下榻，赠诗索和万死奔亡救国危，余生身世入须弥，偶从空谷闻鸾啸，了尽人天更不疑。”“日本哲学博士井上圆了来馆谈玄甚欢，索题四圣堂以孔子、佛索、格低、康德为四圣。东西南北，地互为中。时各有宜，春夏秋冬。轨道之行虽异，本源之证则同。先后圣之拨异，千万里之心通。藐兹一堂，捧经质从。羹墙如见，梦寐相逢。化星方寸，与天穹窿。亿劫旦暮，以俟来者之折衷。”[9]井上圆了的《西航日录》中也有相关中文记录，虽然文字上略有不同，但是通过两者的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井上圆了与康有为在印度大吉岭相见，互相赠诗，谈论妖怪学，并且康有为为四圣堂题赞，两人可谓一见如故。
（二）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1891年入康有为万木草堂，师事康有为，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与康有为一起推行变法，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通过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记》、《日本书目志》及同时期出版的介绍日本的各类书籍，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之前，就对日本的情况比较了解，并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十分钦羡，所以他非常提倡通过日本学习西洋。流亡日本，特别是日语水平提高后，梁启超广泛阅读日本书籍，思想亦为之大变，他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0]此外，梁启超还著有《东籍月旦》《和文汉读法》等文，积极将日本吸收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传播、介绍到中国。
在《东籍月旦》中伦理学部分，梁启超介绍了井上圆了著的《伦理通论》：“此书以明治二十年出版，距今十有五年。就日本人读之，觉其已成刍狗，然适合于我国今日之用。全书共九篇：第一篇绪论，凡廿三章；第二篇论人生之目的，凡十七章；第三篇论善恶之标准，凡十八章；第四篇论道德本心，凡十八章；第五、第六篇皆论人事进化，凡三十一章；第七、第八篇条举各家异说，凡三十六章；第九篇诸说分类，凡十三章；末附伦理学者年代考。此书就本学各种问题分类，与元良氏之著（指元良勇次郎著《伦理讲话》——引者注）体例不同，其叙诸家学说，极为简明，读之可以见源流派别，而今日所考定诸新道德，非漫无依据也。”[11]梁启超不仅给出了推荐理由，还详细介绍了篇章结构和各章内容，并与同类书籍进行比较，可见其对此书的了解之深。
梁启超在日本期间不仅阅读过井上圆了的著作，其与圆了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也有交往，梁启超参观圆了创建的哲学馆后受到启发，写下了《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文章开篇即写道：“吾昔见日本哲学馆有所谓四圣祀典者，吾骇焉！嵇其名，则一释迦，二孔子，三梭格拉底，四康德也。其比拟之果伦与否，吾不敢言，即其不伦，而康德在数千年学界中之位置，亦可想见矣！作康德学说。”[12]关于梁启超具体何时与井上圆了结识并无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据推测应是在1899年，该年5月13日梁启超受东京大学教授姉崎正治的推荐，在哲学会的大会上做了题为《论支那宗教改革》的演讲，圆了也出席了此次大会，或许因此结识了圆了，并受邀参观了哲学馆。梁启超在文中用佛教学说解释康德思想，将康德的认识论与佛教做比较，指出“康氏哲学大近佛教”，明显受到了井上圆了思想的影响。[13]此外，在梁启超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与友人论保教书》《佛教心理学浅测》《说无我》等文章中，也都可以见到受当时以井上圆了为代表的日本佛教界思想影响的痕迹。
（三）《浙江潮》
《浙江潮》是1903年由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月刊杂志。孙翼中、蒋方震、马君武、蒋智由等任编辑，以“输入文明”“发其雄心”“养其气魄”“汹涌革命潮”为主旨，设有社说、论说、学说、大势、杂录、小说、文苑、谈丛、时评等栏目。主要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批判改良派的“和平立宪”主张，积极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浙江潮》是20世纪初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份留日学生刊物，内容丰富，客观地反映了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变动和发展过程，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留日学生复杂多变而又充满爱国热情的思想状况。
《浙江潮》在杂录栏目下设有“东报时论”，专用于从日本各报纸杂志中选取精要论述，短其篇幅刊印发行，以供国内无法直接阅读日文报刊的人阅览，增进国人智识。《浙江潮》第2期的“东报时论”栏对井上圆了的《东洋伦理与西洋伦理之差别》一文的要点进行了概括：
东洋：（一）纵的人伦，以父母为人伦之始；
（二）以家族为社会之单位，人依家而立，故为家族之组织；
（三）家督相续，无嗣子则收养子；
（四）东洋之国以历史而言为一家族之发达，故重家族；
（五）儒以孝道为人伦之本，故维持纵的人伦。
西洋：（一）横的人伦，以夫妇为人伦之始；
（二）以个人为社会之单位，家依人而立，故为个人之组织；
（三）无养子之制度，家督不相续；
（四）西洋之国不过为个人之团聚；
（五）基督教以爱人为人伦之本，故维持横的人伦。[14]
从此篇记载可以了解到井上圆了的著述对当时留日学生亦有较大影响，并且通过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被译介、传播到中国国内，对于国人了解日本及西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光绪皇帝
澳大利亚学者叶晓青一次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资料时，偶然查到光绪帝朱笔所列的书单，时间为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8年1月29日），其中就有井上圆了著《欧美政教纪原》一书，其他还有《日本宪政略论》《政治讲义》《法学通论》《政治学》《民法原论》《政治泛论》《宪法论》《警察讲义录》《欧洲新政史》《经济通论》《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等关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书籍。[15]
光绪帝于1898年采纳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推行戊戌变法，但却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抵触，随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幽禁在中南海。从此份书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光绪帝虽然被慈禧太后软禁，失去了执政权，但他仍然广泛阅读西学之书，不断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也许他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掌政权，推行改革，使中国像日本那样走上独立自强的道路。
（五）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思想家，历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蔡元培致力于我国近代教育的改革和民众思想的启蒙开化，他以日文为捷径，自学日语，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并通过翻译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思想。蔡元培读了井上圆了的著作之后大受启发，说“吾读日本哲学家井上氏之书而始悟。井上氏曰：佛教者，真理也，所以护国者。又曰：佛教者，因理学、哲学以为宗教者也”。[16]受圆了佛教思想影响，他于1900年发表《佛教护国论》，在文中即呼吁以佛教为护国兴邦的意识形态。1901年，蔡元培通过节译圆了著的《佛教活论：显正活论》发表《哲学总论》一文，对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功能做了概括性的阐述。
1901年4月，蔡元培托人代购八卷本的《妖怪学讲义》，历时数年译出其中六册，由亚泉学馆购印，但因该学馆失火，此书译稿的五册均被烧毁，仅余《总论》一册。[17]1904年，绍兴印书局出版《妖怪学讲义》总论部分，1906年4月创刊的《雁来红丛报》在第一期至第七期上也连载了该书，之后由商务印书馆购印并于1906年9月发行。蔡译《妖怪学讲义》是井上圆了的中文译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被誉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100种译书之一。出版后曾多次再版，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发行过不同版本，笔者将现在能够见到的蔡译《妖怪学讲义》版本汇总，如表3所示。
表3 蔡译《妖怪学讲义》发行版本汇总
《妖怪学讲义》全书共分总论、理学、医学、纯正哲学、心理学、宗教学、教育学与杂部八部分，主要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来研究各种怪异现象。全书把妖怪分为虚怪和实怪，虚怪又分为伪怪和误怪，实怪分为假怪和真怪，以科学的分析逐一解释几百种异常现象、幻觉、妄想、概念判断推理上的迷见谬误，以及感情、意志上冲动所造成的迷误。迷信是在人们对自然科学知识认识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潜入人们思想的根柢，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而要破除这些迷信，只有通过科学与哲学。蔡元培指出反对迷信、建立健全的道德必须要有健全的知识，“欲为国家拂拭迷云妄雾，必兼开智德二光”，必须“祛人心之迷妄”，[18]普及科学知识，其翻译此书的目的也正是要反对迷信、振兴教育，以推进社会道德。
商务印书馆版蔡译《妖怪学讲义》出版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杜亚泉在《初印总论序》中评价说：此书“甚见重于其国人，甚有益于其民俗”，“煌煌巨册，其精思名论，令余钦佩崇拜，不可名状”。并说：“余读是书时，学问上之智识已略进，稍知心理学及生物学之门径，自觉宇宙间之名理……每读井上氏之书，及生物进化精神物理诸论，常使余心幽焉渺焉，与此真怪相接触……不复作人世役役之想。”[19]我国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把直至1935年中国介绍西洋哲学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认为蔡元培译的《妖怪学讲义》即是第一个时代的标志，是中国早期引进西方哲学的代表，“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于哲学的态度”。[20]江绍原在《中国礼俗迷信》一书中也多次引用此书分析迷信问题，并评价此书是日本明治时期为建设现代化文明国家而破除迷信的代表作。[21]
四 结论
井上圆了一生投身于著述和教育事业，生前发表著作127部、论文等638篇，[22]并积极创办中小学校。哲学馆事件之后圆了辞去一切职务，投身于哲学普及和大众启蒙，在日本各地以民众为对象讲演5000余次，听众总计百万人以上。1919年，他漫游中国，经上海、汉口、北京、天津，由营口到大连，在大连幼儿园演讲时因病去世。他的一生不仅在日本社会留下了重要的足迹，对近代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圆了的相关著作于20世纪初被集中翻译到中国，是当时著作被译成中文最多的日本思想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民智的开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圆了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仅仅通过其译著，其思想也影响到当时的在日华人和留日学生，并通过他们传播到国内，促进了国人智识的增长。井上圆了是当时被介绍到中国最早、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最大的日本思想家之一，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启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当初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只是为了社会改革和民族自救寻找思想药方，但井上圆了强调佛教是宗教又是哲学的说法，启发了后来一些中国佛学研究者试图给佛教寻找超越与涵盖一切思想的理论。以井上圆了为代表的日本佛教学家对晚清以来中国的思想影响，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尝试以佛教义理来理解西洋科学与哲学，用西洋的科学与哲学诠释佛教义理，以及用西洋的近代宗教学研究方法研究佛教历史、文献与思想等，这不仅刺激了中国佛教复兴，也为中国思想界提供了一种能够理解新思潮的思考范式。
[1]李立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哲学史、日本思想史。
[2]参考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3]王青：《井上圆了与蔡元培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世界哲学》2013年第3期。
[4]〔日〕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录（总论）》，蔡元培译，东方出版社，2014，第115页。
[5]参考井上円了『妖怪百談：通俗絵入』、四聖堂、1898。
[6]参考井上円了『妖怪百談：通俗絵入続』、哲学書院、1900。
[7]参考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
[8]参考井上円了『西航日録』『井上円了選集』23巻、東洋大学井上円了記念学術センター、2003。
[9]康有为：《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164～165页。
[10]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1217页。
[11]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377页。
[12]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151页。
[13]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
[14]《井上圆了氏之东洋伦理与西洋伦理之差别》，（东京）《浙江潮》第2期，1903年。
[15]参考杨志《光绪帝最后的书单》，《时代发现》2013年第7期。
[16]蔡元培：《佛教护国论》，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第106页。
[17]参考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8]〔日〕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录（总论）》。
[19]杜亚泉：《初印总论序》，〔日〕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录（总论）》。
[20]张东荪：《文哲月刊发刊词》（1935），《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东荪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389页。
[21]参考江绍原《中国礼俗迷信》，渤海湾出版公司，1989。
[22]参考三浦節夫『井上円了と著述』『井上円了選集』25巻、東洋大学井上円了記念学術センター、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