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冲突

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发展、集体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期望水平的提高等，这些全方位的急剧变化或变迁远远超过了现有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社会摩擦、矛盾、纠纷或冲突的大量增多、凸显或激化，^[29]如近年来频发、突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即是集中体现。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0.87万多起一直上升到2005年的8.7万余起，2007年、2008年和2009年每年都超过了9万起。^[30]到2013年底时，这一数字约达18万起，虽近两年来有所平缓，^[31]但总量仍居高不下。由此可知，社会转型期中国的群体性冲突事件长期处于高发态势，城市社区更是重中之重。为此，亟须进行前瞻性的社会冲突化解与治理研究。

一 社会转型中的城市社会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运行方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结构也从过去的总体性社会转向市民社会。^[32]社会结构质的转变必然带来社会异质性、流动性的增强，^[33]也必然引起冲突的量、质、功能和性质的新变化。^[34]由此推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本书从城市治理的视角出发认为，社会转型给城市社会带来的各种矛盾冲突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转型带来城市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与竞争加剧

一方面，社会转型带来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程度加剧，直接造成民众心理焦虑感、紧张感、恐慌感和压力感持续增大。2014年上半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全国的调查结果发现，八成以上的受访者都表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35]。况且，这种“焦虑感、紧张感、恐慌感和压力感”在特定情境下还时常会以“非现实性冲突”的方式呈现出来。相较于“现实性冲突”，这种因压抑、紧张或焦虑等所“释放”出来的“非现实性冲突”的破坏性要更大。另一方面，因社会转型导致竞争加剧还会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国内学界与实务界都普遍认为社会转型中的经济利益问题是造成社会矛盾冲突频发的根源。这种利益冲突在城市社区冲突中的最集中体现就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如城市高档社区与城郊边缘社区就是最直观的对照。倘若这一强烈的反差长期持续下去，势必造成日后难以调和的阶层矛盾冲突。

（二）社会转型带来城市个体间新旧价值观念上的冲突

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新旧价值观之间的规范冲突为个体创造了以这两种规范所不承认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机会，从而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向的迷茫，个体失落感和无助感增强，社区认同度下降。特别是随着现代居民流动性增强、混居性加大等方面的特征，其在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经济基础、社会资本及个人偏好等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再加上现代住宅小区邻里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纽带，大家更是“虽对门相望，但却形同陌人”，社区认同感持续弱化。这种现象在移民安置社区、外来人口较多的社区较为凸显。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还会带来个体社会行为的严重失范。现实社会因无法满足民众不断提升的社会预期，从而使现存的社会规范与价值导向发生紊乱，造成社会行为失范，从而直接导致城市基层社会的各种冲突凸显。如近年来因“旁观者”现象而引发的无直接利益冲突^[36]显著增加，如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等都是如此。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大量出现传递出一个危险信号：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关键时刻，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和各种历史问题的长期累积性叠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社会情绪的变异，^[37]从而使社会行为失范变得更加严重。

（三）社会转型带来城市社区冲突的急剧增加

城市社会是由一个个城市社区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各社区及组织之间维持一种协调平衡的关系才能实现社会的正常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所以社区也成了城市基层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汇集地。特别是随着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与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更是加剧了各种城市问题的滋生与蔓延，尤其是“大城市病”的产生与蔓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等问题，最终都在人们日常所生活与工作的社区中上演。以北京市“蚁族”聚居区为例，随着近年来唐家岭、回龙观等地的拆迁，大量流动人口涌入交通便利、房租低廉的昌平区史各庄镇北四村，从而使这一地区被称为北京“蚁族”新聚居区。

总之，基于上述多方面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况且，城市社区冲突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类型，愈发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日益凸显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然而，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的存在，虽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难以避免的。城市社区冲突就属于这样的一种社会冲突，它虽难以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但若置之不顾，则势必会积恶成疾。

二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及现况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与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冲突的凸显期和多发期，且各种矛盾冲突往往还比较尖锐。当然，这与中国日益深化的改革开放不无关系。据财政部2010年的报告，中国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总额已接近国防开支总额，约为5500亿元。^[38]其中，这笔开支中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但是，这并没有带来社会矛盾冲突总量的大幅度减少，反而却呈现冲突数量持续增长之势，甚至出现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怪象，进而使维护社会稳定陷入了一种异常尴尬的困境之中。在这大背景下，一个客观事实是，中国的城市社区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激烈与广泛的变革，且这一变革因关涉整个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而备受各界关注。^[39]

（一）城市社区冲突及属性

所谓城市社区冲突，是指发生在城市社区这一特定地域内，社区居民或其他社区主体因社区内的各种公共事务或问题而引发的对社区整体或局部造成一定影响作用的抵触、差异、对立、排斥等矛盾现象或激烈的、显性化的互动性对抗行为。^[40]但追根究底，城市社区冲突是社会转型期因利益关系格局调整引发的社会冲突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在本质上属于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一种现实性的、社会性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具体来说，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城市社区冲突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属性。

第一，社会性冲突。从冲突的性质来看，城市社区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一种具体类型。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冲突。

第二，群体内冲突。从冲突发生的范畴来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社区冲突大都是在人们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不同社会群体或个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第三，经济利益冲突主导。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冲突大多都是经济利益性的冲突，当然，在政治、文化、生态领域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是，由于经济活动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因经济利益差异引起的利益冲突在城市社区冲突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和影响着其他冲突的产生和发展。

第四，现实性冲突。从冲突发生的类型来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区冲突大多属于现实性冲突。按照科塞的冲突理论，现实性冲突是指个人或群体运用冲突这一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特定的目的。即使是现阶段中国城市社区中的群体性冲突，也都是为了引起社会关注，以促进冲突双方的对话与协商，进而求得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仅仅为了宣泄某种紧张情绪或所谓的“暴力泄愤”，更不是试图跟社会“对立”。

（二）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现况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一直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曾一度造就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扩展运动。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自2001年以来，中国城市建设每年征用土地都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41]诚然，快速城市化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快速扩张、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另一个事实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证实，即快速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如大中城市普遍存在房价飙升、交通拥堵、贫富悬殊、暴力拆迁、环境污染以及“入学难”、“看病难”等问题。然而，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基本场域和重要载体，也是城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交汇点。这样，日常生活中难免充斥着的各种矛盾冲突最终都要“下沉”到社区这一基本场域内“上演”。因此，城市社区矛盾、纠纷或冲突将愈发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日益凸显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并且关涉众多领域的多维层面。在此，本书主要在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五个特大城市的社区进行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来客观展现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的整体概况（具体调研方案和基本数据分析详见绪论部分第四节）。

表1.5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概况

整体来看，针对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大城市社区冲突现况，京、沪、津、穗、深五大城市的调查结果^[42]显示：大约40%的受访者认为所居住社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社区矛盾、纠纷或冲突，其中，选择社区冲突发生频率为“一般”、“较多”和“经常”的比例依次占30.6%、9.2%和2.5%；有近40%的受访者认为与本社区居民的相处关系“一般”及“以下”，而认为“很好”的仅有23.9%；有大约80%的受访者表示所居住社区存在不同程度的社区矛盾、纠纷或冲突，其中，有近10%的受访者认为所在社区的矛盾、纠纷或冲突“较为严重”（详见表1.5）。

由此可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冲突整体状况不容乐观，社区建设与治理水平，特别是社区矛盾冲突治理水平还有待提升。况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随着社会转型的愈发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强力推进，中国的城市社区冲突还将会持续多发、频发。针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的具体状况，大致可以从以下20个方面进行宏观把握（见表1.6）。

表1.6 社区各方面矛盾、纠纷或冲突的严重程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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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冲突涵盖领域广泛，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且经常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具体冲突事项涉及社区住房、社区经济、社区服务、社区就业、社区保障、社区救助、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卫生以及社区管理体制、治理结构、社区法律法规等问题，但冲突的严重程度不一。整体来看，如表1.6所示，因社区贫富分化问题、社区居民与社区外来人口间的问题、社区内违章搭建问题、社区治安问题和社区服务问题等五项所引起的冲突等级为“严重”（此处将“十分严重”和“严重”两项合并为“严重”项，所占比均在20%左右），具体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33.3%、21.5%、21.1%、19.5%和18.4%，为此对这几类冲突应重点关注，亟须解决；因社区保障问题、社区救助问题、社区居民维权性问题、社区就业问题和社区经济问题等五项所引发的冲突等级为“一般”，具体所占比例都将近1/3（都占30%及以上），为此对这几类冲突应格外引起关注，防止恶化；然而，因社区居民与政府管理部门或工作人员间的问题、社区居民与社区居委会间的问题、社区解体或变迁问题、社区征地或拆迁问题、社区法律法规不健全问题等五项所引发的冲突等级为“不严重”（此处将“不太严重”和“不严重”两项合并为“不严重”项，所占比均在60%左右），具体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69.1%、62.6%、61.8%、59.7%和59.1%，但是对这几类冲突也不容忽视，以防患于未然。此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并没有将大家所公认的现代城市住宅小区里最为棘手的物业冲突^[43]纳入进来，是因为物业冲突作为一种复杂的社区冲突，往往与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不易于单独测量。^[44]为此，在下文中将对此部分单独进行深入研究。

具体来看，如表1.7所示，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问题中，因社区贫富分化、社区内违章搭建、社区环境、社区征地或拆迁问题以及社区法律法规不健全问题而引发的冲突“十分严重”，具体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13.1%、10.4%、7.5%、7.4%和7.1%。由此推知，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冲突问题已在这些方面发出预警，应引起注意。本书不认为社区矛盾、纠纷或冲突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某种程度上，处理“社区小事”和处理“国家大事”运用的是同样的道理，应未雨绸缪，进行前瞻性的预判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因社区居民与政府管理部门或工作人员间的问题、社区居民与社区居委会间的问题、社区解体或变迁问题、社区法律法规不健全问题和社区管理体制或治理结构问题所引发的社区冲突相对“不严重”，具体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45.8%、39.2%、37.8%、36.9%和36.9%。

表1.7 社区各方面矛盾、纠纷或冲突的严重程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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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因社区征地拆迁问题和社区法律法规不健全问题而引发的社区冲突，在整体看来是相对“不严重”的，但具体看来，则是“十分严重”的。这表明：在现实生活中，因征地拆迁问题和社区法律法规不健全问题而引发的冲突往往具有“极化”现象（如前者集中体现在城市征地拆迁冲突中，后者更为凸显在因业主集体维权或自治等而引发的社区邻避冲突以及成立业主委员会、自主管理委员会等方面），这种冲突需谨慎对待，否则很容易因处理不当而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十分严重”且已发出警告的社区冲突，应引起高度关注，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对“一般”的社区冲突，需引起注意，防止恶化；对“不严重”的社区冲突，应持续化解，直至转化或消失。

表1.8 中国城市居民对社区矛盾、纠纷或冲突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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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要对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进行整体排序的话，如表1.8所示，位列前五位的依次是由社区贫富分化问题、社区内违章搭建问题、社区居民与社区外来人口间的问题、社区服务问题、社区保障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或冲突。但从此却可以看出，排在前五位的社区冲突几乎都与利益相关。由此推知，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冲突仍以物质性的利益冲突为主，而涉及权力、权利、文化、空间、结构等方面的冲突相对较少，但随着社区公民意识的觉醒，社区维权性冲突呈现日渐增多的趋势，其他类型的社区冲突较过往也有增无减。但整体来说，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城市社区冲突程度还相对较为缓和，仍处于“现实性冲突” 层面，而非基于价值、权利、民主等诉求方面的“非现实性冲突”。对此，将在下文社区冲突属性及特征部分重点论述。

最后，还需注意的是，在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中，冲突事项与严重程度也往往存在区别与差异，各有侧重。例如，在综合混合式社区中，因贫富分化、违章搭建、社区治安、社区原居民与外来居民间的问题等引起的冲突较为严重，而在现代商品房式社区中，因社区物业服务、社区环境、居民维权问题等引发的冲突较为严重。这部分内容将在第二章中进行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