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篇
浙江慈善文化历史与发展
浙江慈善事业发展报告编写小组
摘要 近年来，浙江省慈善事业蒸蒸日上，积累了一批成规模、成建制的慈善基金、项目，在国内形成了品牌效应。浙江省的慈善事业发展得如此之好，关键原因在于其继承了浙江省深厚的慈善文化，同时又融合了现代西方的公益慈善文化，从而构造了一个现代性的浙江慈善文化体系。本文即通过梳理浙江省传统慈善文化，分析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并通过对浙江省现代慈善事业的梳理，发掘其对传统慈善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慈善文化 慈善事业 公益事业 融合创新
一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慈善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我国拥有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从总体上看，我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融合道家、法家、佛家等多种源流，形成了一个恢宏复杂的文化体系。而慈善在这一宏大的文化体系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分支。历史上，儒家提倡君主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这里的“仁爱”观念，正是传统慈善的灵魂。围绕这一“仁爱”观念，儒家化出“十义”，所谓“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便将全社会所有人都纳入了这个“仁爱”的体系之中，要求所有人对他人有爱。所以，作为官员，被称为“父母官”，也要关爱、帮扶百姓；作为商人，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还要不忘本心，帮扶同乡邻里……所以，儒家构建起的这个社会是有爱的，是一个“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美好社会。“爱”是这种文化的核心内涵，爱己、爱人、爱邻都是这种文化的表现。
诚然，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或许不再能够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但我们不应全盘否定我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慈善文化，将之视为敝履，也不应照搬西方的公益慈善文化。要想真正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就必须坚持我国的慈善文化传统，不断深入挖掘其中的优秀元素，提炼出真正属于我国的文化精粹，并借鉴吸收西方公益慈善文化的合理元素，使两者融合，将之发扬光大。
近年来，浙江省深入挖掘浙江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慈善元素，并不断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元素，将两者做了有效的融合。所以，浙江省的慈善事业显得格外的厚重，韵味十足。那么，浙江省是怎么做的呢？
二 浙江省传统慈善
自从东晋南朝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到江南以后，浙江省的经济就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在较为发达的经济的支撑下，浙江地区也发展起了丰厚的文化，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是浙江地区早期的特色文化，也为以后的浙江文化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浙江省，尤其是杭州城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其在文化上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依托政治中心，形成了较为安定的发展环境，这为衍生于政治的相关文化奠定了基础。二是依托水陆交通，形成了地域性的商业文化和宗族文化，如商帮、行会、宗祠等。
与之相对应，我们可以发现，在浙江，传统的慈善事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官方慈善，如南宋谢灵运，后周钱弘儇，宋代范仲淹、苏轼、朱熹等；二是民间慈善，尤其是各大善会、善堂、宗祠，如保婴会、恤嫠会、清节堂、同善堂等。这两大类的慈善事业形成了浙江省传统慈善的特色。那么，这些传统的慈善事业又是如何体现其慈善文化因素的呢？
（一）传统官方慈善
在浙江省的传统慈善事业中，官方慈善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历史上，由于政府具有大量的资源，能够较为容易地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有些慈善事业能且只能由政府出面。而且，政府慈善行为也是传统“仁政”“爱民”思想的重要外在表现。所以，官方慈善事业素来便是慈善事业的重要一环。其中较为人所熟知的是水利工程的修缮、灾荒救济、救济贫病和抚育婴孩等。
1.兴修水利
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地势低洼，自古以来水患严重，所以治水的历史传说也流传很多。早在越王勾践便有“祀水泽于江州”，带领群众围堤修塘，发展水利灌溉的记载。受此影响，浙江省历代官吏也大多重视治理水患，防患于未然。
东汉会稽郡太守马棱曾主持修建回涌湖，拦截若耶溪的洪水，使周围民众免受洪水之害。又有太守马臻沿前清至曹娥筑成了长127里的长堤，拦蓄三十六源的水，由此建成了鉴湖，得以灌溉良田9000余顷。东晋会稽内史孔愉在任时曾注重水利建设，主持修复句章县在汉代时所修筑的堤坝，得以灌溉良田200余顷。唐朝皇甫政改玉山斗门为玉山闸，使之成为山会平原蓄池的枢纽。唐代元稹在任浙东观察使和岳州刺史时，动员了2000多民众，修筑海堤，改良土壤，挖湖蓄水，以旱涝保收。五代后梁开平四年，越王钱穆，自月轮山指恳山门沿钱塘江修筑捍海塘，以防止海潮侵蚀。宋代初年，赵彦倓致力于修建管理海塘，并建立了水利工程专门的基金制度。宋嘉定十四年，绍兴知府汪纲疏浚西兴运河，建闸置庐，疏导灌溉，又重修绍兴府城，疏浚河道，防范水患。明朝成化、嘉靖年间，均有相应的官吏治理水患。在清朝，仍然有相当多的官吏大臣，重视浙江水患，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民众的安全[2]。
浙江的省会——杭州，更是历来注重水利。自唐朝至吴越时期，西湖每年都要整治，曾经有官吏携手上千名士兵来疏浚西湖。但是到了宋代，由于经济发展不景气，之前用来汲取淡水的六口井遭到了废弃，河道也受到淤泥的阻塞，每到江潮、海潮时节，泥沙淤积，河水漫灌，多有不便。所以当时只能三年清理一次河道，以保证河道通畅，但是也因此劳民伤财。但是到了“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六月，癸未，徙知杭州郑戬知并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寻改知郓州。杭州有钱塘湖，溉民田数十顷，钱氏置撩清军以疏导淤滞。既纳国后，不治，葑土堙塞，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狭。戬发属县丁夫数万辟之，民赖其利。事闻，诏杭州岁治如戬法。”[3] 郑戬对西湖的疏浚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此后，宋哲宗元祐五年时，苏轼任杭州知州，也疏浚了西湖，并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长堤抵御水患。当时西湖水面已有大半被水草等水生植物占领，如果不加以治理，西湖很快就会消失。所以他向朝廷筹借粮食和财务，同时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募集了大量的民工，借此来疏浚西湖，清除水草，使西湖附近千亩田地得到良好的灌溉。而后为了方便民众出行，他又用疏浚西湖的淤泥筑成了横贯南北的长堤，杭州人民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便把它命名为“苏堤”。南宋以来，苏堤春晓一直居“西湖十景”之首。
由此可见，兴修水利是政府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着重考虑的，其中传达的不仅是百姓追求平安生活的向往，更是传达了政府对百姓的关爱，而且这种爱也是双向的，所以杭州人民才会将苏轼修建的长堤命名为“苏堤”。
2.灾荒救济
中国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水灾、旱灾、蝗灾、雪灾等发生较多。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传等的统计，发现在秦朝和汉朝的440年的历史中，自然灾害发生次数高达375次，其中旱灾81次，水灾76次，地震68次，蝗灾50次，雨雹灾害35次，风灾29次，霜雪灾害9次。三国时期，灾害更是有增无减。两晋时期，黄河、长江流域也是灾害频发，几乎连年不断[4]。一旦发生灾荒，百姓往往饥不择食，无衣可穿，甚至会出现卖子卖妻的悲剧。这种悲惨的景象，使官方慈善和民间慈善呼之欲出。
官方层面，自西汉时，政府就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救济灾民。贾谊在给汉文帝上书中指出“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5]自此以后，汉朝便对仓储非常重视，并把它作为救济灾荒的一种手段。三国时期，东吴政权也有开仓赈灾的善举。及至两宋时期，北宋建立后，灾荒频发，蝗灾、水灾等时有发生，所以宋太祖承袭前制，下令重新修建义仓，略加损益，“兼存其法焉”[6]。其后，宋真宗、宋仁宗又设置了长平仓、惠民仓、义仓等，作为救济灾荒的手段。而且，宋仁宗后期还设置了广惠仓，将仓储制度真正地确立下来，使之成为宋代独有的仓廪制度。明清时期，也将仓储制度传承下来，用以救济灾荒。
所以，政府在救济灾荒方面，也是着重考虑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患于未然，用之以时，使百姓尽可能地避免遭受灾荒，其中体现的也是“仁爱”的思想。
3.救济贫病和抚育婴孩
除了上述水利工程的修建和灾荒救济，政府还救济贫病百姓和抚育婴孩。
救济贫病之人一直是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北魏时期，就已经设立六疾馆，向贫病之人赠医施药。唐代也有悲田坊。宋代则以安济坊为主。
安济坊是由苏轼创立的病坊演化而来的。1089年，苏轼任杭州太守，他因杭州地区疫病多发，死于疾病的百姓要比其他地方多，所以经常分发粥水和药品，让官吏携带医生到处去给百姓治病。但是仅仅这样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他“乃裒疾羡缗，得二十，复发私橐，得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名曰安乐。崇宁初，改赐名安济云。”[7]由此可见苏轼创立的安乐病坊的影响之大。安济坊的功能主要是“养民之贫病者”，“处民之有疾病而无告者”。所以就此看来，在救济贫病方面，政府也是仁政爱民的。
除此之外，还有抚育婴孩方面的慈善事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要数临安慈幼局。早在1143年，南宋都城临安就设有慈幼局。1247年之后才设立广为人知的临安慈幼局。临安志卷7中载“淳祐七年十二月，有旨令临安府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安抚端明赵与筹奉行惟谨，于府治侧建屋。而凡存养之具，纤细必备，其有民间愿抱养为子女者，官月给钱米，至三岁住支，所全活不可胜数。”由此可见，慈幼局的经费来源于政府，由政府出钱补贴领养幼儿的人。1256年，皇帝下令让各个州都开设慈幼局，这也使慈幼局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使弃婴溺子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8]。
所以，从上述政府修缮水利工程、开展灾荒救济、救济贫病和抚育婴孩等方面的举措，我们不难看出，在官方慈善方面，政府能够调动较多的人力物力，完成一些个人所无法完成的慈善事业。而且，政府慈善注重的更多是普惠性、基础性的事业，如修缮水利就是惠及当地所有百姓，以此作为对一个地区全体百姓的生活和安全的保障性、救急性措施，使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不至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保障性慈善事业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只能由政府出面来做，而且这也符合中国传统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也是传统官方慈善所代表的慈善文化的核心内涵。
（二）传统的民间慈善
除了政府慈善，传统民间慈善也占据了慈善事业相当大的比例。民间慈善主要是针对政府慈善的补充和调节，注重的是政府慈善所无法涉及的地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明末以后出现的善会、善堂。
善会、善堂是由民间人士经营的慈善团体及其设施。尽管在以地方官员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的干预下，善会、善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态。但是它始终是以民间为主体的慈善事业，始终被认为是民间的“善举”[9]。
1.嘉善县的同善会
同善会于明末发起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不断向周边发展。在浙江省，同善会最早出现于嘉善县。
明崇祯三年（即1630年），江南地区发生严重饥荒，颗粒无收，饿死的人铺天盖地，加之听过关于无锡同善会的相关情况，而政府的官方救济无法完全覆盖到所有的灾民，一些地区的灾民只能寻找自救的办法。于是，身为举人的陈龙正决定举办同善会。他与当时县内具有较高声望的丁宾商量之后，会同周丕显、魏学濂等人一起开办了同善会。
同善会的开办充满了民间慈善的特征。首先，开办者陈龙正、周丕显都是举人，尚不是官员之位，而魏学濂仅仅是一个生员，就连举人也算不上，这些人都非官方身份，而是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开办同善会的。其次，在同善会的运行上，几乎全是由陈龙正一人承担的。同善会每年聚会四次，每次都是由陈龙正组织、发起、操办聚会，也都是陈龙正在会上发表讲话，推动同善会的发展。另外，在同善会的服务内容方面：一是开展以教化为目的的演说，教人向善，改善积弊；二是救济贫民，在大米价格过高时赈济贫民，使贫民得以度过难日；三是向死者施以棺材，使之入土为安；四是救济贫困学生，使之不至辍学；五是表彰贞洁女子等。最后，在同善会的资金来源方面，陈龙正接受的大多为商业行会的捐赠，没有过多的官方参与。由以上种种可以见得，陈龙正开办的同善会是一个民间性的慈善团体，它在发起、运行、服务对象、资金来源等方面都是由民间人士来参与的，没有什么官方的色彩。
此外，同善会成立之后，在对外宣传和扩展方面，也体现民间慈善中教化的元素。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在向山东省某知县推广同善会时曾写道：“倘无能倡者，则在当事以至诚感之。舍此则有饿而死、强梁而为寇而已矣。浙中风俗近此，况兖豫之久荒耶。同善会录一册送阅。海内相仿而行者已十余郡邑。虽非法所可济，或者诚所能动。门下倘有意风励之，以惠一方民乎。”[10]在给汪念源的信中也写道：“拙刻四种，附呈求教。以同善会录之粗言俚语与列期间，正为世界多事，以此稍固穷民之心。”[11]这都明确地表现了同善会的教化功能。
由此，从同善会来看，明末时期浙江地区的民间慈善主要集中在对人的教化和对贫困者的救济上，这也体现了民间慈善救济度人的作用，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中“忠恕”的思想。
而同善会作为浙江地区出现的早期善会，其服务的内容和“忠恕”“教化”的理念也直接影响了日后的善会、善堂。
2.育婴堂
育婴堂是以育婴为目的的善堂。在浙江省，发展较为突出的是南浔镇和桐乡县的育婴事业。
在清代，南浔镇是长江中下游有名的大镇，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是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人口问题，有些父母生育孩童后或因为精力问题无力抚养，或因为疾病等而将婴孩抛弃，使之自生自灭。为了解决孩童的抚养问题，南浔镇重新修建了育婴堂，以此来作为照料婴孩的基地。
育婴堂的建立与服务内容等方面也充分地展现了浙江省民间慈善的元素。
首先，在育婴堂的建立方面，其建立者是南浔镇有权有势的人，但并非官员，他们向知县提出申请后才得以建立育婴堂。而且，据考证，建立者中有5人是丝绢局的董事，3人是富有的乡绅，他们雇用专业的人员来负责实际的运营工作。这些建立者都是民间人士，并非政府官员。
其次，育婴堂在服务内容方面，包括三类。一是保婴，即婴儿由母亲自己喂养。如果有贫困人家的子女生育孩子，经过族人上报，育婴堂的人便会去他们家查验。如果属实，当月则会给予1000文钱，并为其置办四季的衣服。之后则会每月给予600文钱，时效为5个月。二是育婴，即将婴儿放在育婴堂内养育，由奶娘在育婴堂内哺育、抚养，育婴堂则会支付奶娘一定的报酬。三是寄婴，即寄养在育婴堂以外的奶娘家中，由奶娘养育，同样地，育婴堂也会支付奶娘一定的报酬[12]。无论是保婴、育婴还是寄婴，多具有宗族慈善的性质。而且在当时来看，也都是官方所无法完全覆盖的，哪怕是现在，政府也不可能将全部的内容完全覆盖到全国各地。因此，在官方之外，必须由民间慈善来对此加以补充。
最后，育婴堂资金的来源，都是商业行会的捐赠和富有乡绅的捐赠。南浔镇在清代是南方的丝绸重镇，丝织业发达，且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所以，育婴堂在成立初期，其资金完全依赖于丝捐。而且在光绪四年，即1878年的公牍中，也清楚地记载了“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南浔创办婴堂，专恃丝捐为大宗”。由于这种征收厘金时加征的附加税靠捐是一种商业税，所以可以说育婴堂资金来源是当地丝织业的商人身上。除此之外，还有当地行会的直接捐赠，这也体现在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善举方面，此方面不再赘述。
所以，由上述可以看到，在抚育家乡的婴孩方面，民间慈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育婴堂对婴孩的抚育不仅包括了自家人，也包括了其他人家乃至整个村镇的子女，这也充分地体现了上述提及的“忠恕”思想，给人以“爱”，善满人间。同时，也可以看到，作为育婴堂最大的支持者，商人这一群体在民间慈善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3.恤嫠会与清节堂
除了上述有关教化、救济乡民的同善会和抚育婴孩的育婴堂，还有关于妇人的团体，即恤嫠会与清节堂。
恤嫠会指主要在经济上对寡妇给予一定帮助的团体。清节堂则指的是照养那些丈夫死了却不想再嫁人的妇女的机构。这两种慈善团体和机构在浙江省都有所发展。
恤嫠会，在杭州称为恤嫠集，这是因为清朝时期杭州府经常把善会称为集，不过两者的组织性质等都是完全相同的。杭州恤嫠集正式成立于嘉庆二年（1797年），由于照料“鳏寡孤独”政策是历代王朝实施仁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在清朝时期，杭州府在苏州彭氏恤嫠会的影响下也成立了恤嫠集。
在与恤嫠集有关的近20年的记录中，相关资料显示，这20年间经营恤嫠集的一直是居住在杭州的盐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两浙盐商。他们为了照料当地失去丈夫的寡妇，照料他们的婴孩，成立了恤嫠集对这些人加以集中的照料，以免她们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活来源而遭受苦难。由于恤嫠集是由两浙盐商成立的，而且这群人财产较为雄厚，所以恤嫠集的运营资金几乎全部是来自这些盐商的捐赠。这就给恤嫠集这一团体打上了民间慈善的烙印。
清节堂原指的是照养那些丈夫死了却不想再嫁人的妇女的机构，但是在杭州，清节堂的作用有所扩大。
在杭州，清节堂具有三个功能。一是避难所的功能。据《杭州善堂文稿》记载，清节堂不仅是收留生活困难的妇女的机构，也是收留被丈夫家暴殴打，不堪容忍而离家出走的妻子们的避难所。清节堂与外界有一定程度的隔离，在这里，妇女可以得到暂时的庇护，免受丈夫的欺辱，直至家暴事件解决。二是保护和监视妇女的功能。如果妇女在家中遭到非人的对待，或者不受待见，或者被拐卖，那么她们就可以前往清节堂寻求保护，直至安全。三是监禁和扣留妇女的功能。这一作用是相对于保护作用而言的，如果妇女寻求清节堂的保护，由于清节堂与外界相对隔绝，那么妇女也可以说是被监禁。尤其是这种保护作用被妇女的家人加以滥用时，清节堂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拘留所[13]。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清节堂的主要作用还是在于照料寡妇，以及保护受到伤害的妇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最能体现清节堂慈善举措民间性的地方。此外同恤嫠集一样，清节堂的资金来源也是源自商会。
从上述内容来看，无论是恤嫠集，还是清节堂，其都在保护妇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政府无法全面覆盖的方向，以商业行会等为代表的民间资本的介入，使民间慈善得以有了较大的发展。
所以，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民间慈善注重的是周边地区和特定群众的救济，其涉及的是官方慈善所无法普及的领域和行业，面向的是具有较高针对性的群体，其传达出的是推己及人的“忠恕”等思想，注重对人的教化，这也是传统民间慈善所蕴含的文化特点。
（三）小结
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省的传统慈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层面不同。诚如上述，在浙江省的传统慈善事业中，官方慈善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政府具有大量的资源，能够较为容易地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有些慈善事业能且只能由政府出面。在政府主导的这些官方慈善中，其注重的是基础性、普惠性、大范围的，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更多群众的项目。例如，上述的水利工程、救济灾民等皆是如此。修建水利工程，不是为了一两个人，也不是为了一两个村镇，而是为了一整个地区；赈济灾民，同样是为了帮助众多受苦受难的百姓。这些大范围的慈善事业，是难以依靠个人的力量来完成的，只能由政府层面来做。这类政府完成的慈善事业注重的是基础性、普惠性，传达的是儒家传统的“仁政”“爱民”的思想。
而传统的民间慈善，由于民间力量弱小，不足以调动大量的资源，所以其只能局限在某个范围内，作为对政府慈善的补充。同时其多是在小范围内兼顾同乡邻里，救助同乡邻人，从而推己及人，其传达的是“忠恕”的思想，注重对人的教化，这也是传统民间慈善所蕴含的文化特征。上述提及的同善会、育婴堂等就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所以，官方慈善与民间慈善在范围上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前者注重的是基础性、普惠性的慈善事业，是支柱；后者注重的是查漏补缺，是对基础性的慈善事业加以补充和完善。
二是官方慈善与民间慈善的界限较为分明。诚如上述，官方慈善注重基础性、普惠性的慈善事业，民间慈善则注重对其完善和补充，更多的是惠及乡村邻里。两者在各自的领域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两者之间的合作并不是非常密切。官方慈善与民间慈善常常是并道而驰，甚少合轨。
三是民间慈善借助了较多的商业行会的力量。前面已经提及，民间慈善注重对官方慈善的补充，其实施是小范围的，所以民间慈善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远远少于官方慈善。但同时民间慈善又是一项事业，需要尽可能考虑长远的运营，又需要保证资源的连续性，所以其对资源的掌握也有一定的要求。而江浙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商业行会众多，且掌握着许多的资源，所以这个群体也就承担起了民间慈善的重担。
《乐善录》记载，在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十四年，即1867～1898年的32年中，民间慈善事业资金主要来源于盐业行会、米业行会、箔业行会、锡业行会、木业行会等诸多行会。在当时杭州善举联合体的所有收入中，上述行会的捐赠比例达到了30%～45%。除了捐赠外，还有一项靠捐，即在征收厘金时加征10%的税金专门用于慈善事业[14]。在当时，杭州善举联合体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同行的捐赠，但是由于税收的对象主要是这些商业行会，所以也可以将这部分税金直接加于商业行会，这样一来，商业行会在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出资比例就达到了40%～55%，甚至更高。这也就说明，商业行会在民间慈善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浙江省，传统慈善事业分为官方慈善和民间慈善两大类，界限较为分明，官方慈善事业注重基础性、普惠性的慈善举措，传达的是“仁爱”的慈善思想；而民间慈善事业注重对官方慈善事业的补充和调整，同时也借助了商业行会的力量使之更具长远性发展，传达的则是推己及人的“忠恕”的慈善思想。“仁爱”与“忠恕”内在相通，“忠恕”在国家上的表达是“仁爱”，“仁爱”在个人上的表达是“忠恕”。所以，说到底，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不过是同一文化下的两条腿。
三 浙江省的现代慈善
早在2007年，习近平书记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到过慈善的道德性，其在《在慈善中积累道德》一文中提道：“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尊崇厚仁贵和、敦亲重义，并将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奉为美德。树立慈善意识、参与慈善活动、发展慈善事业，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不管做了多少，只要关心、支持慈善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就开始了道德积累。这种道德积累，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及公众形象，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福利与和谐，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得到更好的弘扬，切实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
为了增强慈善对社会凝聚力、向心力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中央层面出台了《慈善法》，对各种慈善行为加以规范；浙江省各个市也相继出台了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各种指导意见，结合本地特点对慈善事业开展引导和管理。于是，浙江省的慈善事业在新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通过对浙江省现代慈善事业的调研，我们可以发现，其大致具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慈善资源的整合和慈善文化的弘扬
与传统慈善不同，浙江省现代慈善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注重资源的整合和慈善文化的弘扬。这一点从慈善精准帮扶基地、慈善文化发展研究院、民间基金会的探索等方面可见一斑。
1.慈善资源的整合
在此方面，主要是慈善精准帮扶基地建设以及《西湖宣言》的发布。
（1）慈善精准帮扶基地
慈善精准帮扶基地即将慈善组织的服务和资源同贫困地区的需求相对接，减少供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无效帮扶，更好地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民摆脱贫困状况，过上更好的生活。
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要求扶贫力量在组织上多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如何利用现代慈善进行帮扶，对于浙江省是一个新的课题。浙江省民政厅慈善处顺应慈善需求，联合各经济欠发达地区成立多元化、体现本地特色的慈善精准帮扶基地，把这一新的课题深入实践之中。
当前，已经建成的基地共有云和县慈善精准帮扶基地和开化县慈善精准帮扶基地，其中，后者更为成熟。
为了提升精准扶贫基地的运作效率，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处采取了以下方式来开展精准帮扶工作。
一是改善资金的配置。在精准帮扶工作刚开始的时候，精准帮扶基地的资金和场地等大多是由政府层面给予支持的，但这些支持并不能够保证基地的长远发展，所以，后来，在政府的支持下，这些精准扶贫基地也开始吸收社会资金支持，如采用“招善引资”的方式解决基地的资金需求。
二是发挥自身的平台作用。省慈善事业促进处积极发挥自身平台优势，帮助各地区的精准扶贫基地链接外部资源。在实际运作中，省慈善事业促进处让各基地总结自身需求，决定需要开展哪些慈善精准帮扶项目，以及需要哪些资源。然后，它就从省内外链接资源，帮助这些平台项目落地。自2017年12月成立后至2018年7月，近半年的时间里，省慈善联合总会成功对接了20多个慈善精准帮扶项目，吸纳、对接了1200多万元的资金。同时，由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介入，开化县、云和县等地的慈善精准帮扶基地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省慈善事业促进处除了在省级层面上对慈善精准帮扶基地给予支持，在地方上也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同时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还引入社会的参与，发挥社会力量发展慈善事业，陈小德处长考察各县慈善精准帮扶基地时也曾提到要发展“政府主导，社会主唱”的慈善发展模式。这在开化县和云和县两地慈善精准帮扶基地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可见一斑。
开化县慈善精准帮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成立于2017年11月。在基地成立初始，浙江省民政厅及下属的省慈善联合总会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一是联系相关县，为基地提供硬件——基地的办公场地，为基地解决场地忧患；二是利用自身影响力宣传、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基地的建设和开发，探索新的慈善需求；三是利用与省外的资源联系，积极地为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对接省外有效资源。而且，浙江省民政厅的副厅长还曾亲自到场视察相关工作。这些帮助极大地推进了基地的运行。
同时，开化县民政局和慈善会也在基地的成立和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了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他们一是搭建基地在本地的工作平台，为基地提供了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和80多万元的初始资金；二是明确了基地的两个主要职能——慈善精准帮扶和项目孵化；三是以基地建设为契机，推动服务对象资源的对接，引导各方资源汇聚于基地平台，为基地内组织和项目的发展提供资源；四是为进驻基地的项目和组织严格把关，筛选出适合本地情况的和需求的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进驻，以达到满足当地的需求的目标。在各方的重视和努力下，基地得以初步建立与运营。
云和县慈善精准帮扶基地（以下简称“帮扶基地”）成立于2018年年初，目前，该帮扶基地共有2名工作人员。在帮扶基地建成后，为了推动自身的发展，云和县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设完善体系。云和县慈善精准帮扶基地由县民政局负责建设，通过近6个月的探索，基本建成了集精准帮扶、组织孵化、项目管理、培训交流、信息共享、文化建设、成果展示等多种功能为一体，以“一基地、两中心、三互通”为框架的体系，链接线上线下互联互通互动，畅通精准发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路径。
二是促进需求对接。在有了上述基础以后，云和县积极培育、吸引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入驻平台，并在平台上公开群众需求，推动两方面的资源对接。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培育、吸引组织和项目入驻，以及通过驻各村、街道的工作人员，收集、整理、核实困难群众的需求和情况，在网络平台上公开。
三是“招慈引善”。云和县政府大力“招慈引善”，通过吸引外部资源，扩充帮扶资源。县慈善总会深入探讨、发掘本地困难群众的需求，根据这些帮扶需求来引进相应的资源，以保障困难群众的需求得到较好的解决。目前，通过“招慈引善”，基地已引入了“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浙江绿色共享教育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天猫美家”等一批品牌慈善公益组织和“焕新乐园”“为了明天·关爱儿童之家”“绿色梦想计划”一对一资助、“绿色共享·助教行动”等优秀项目。
通过上述的努力，云和县慈善精准帮扶基地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例如，该帮扶基地依托成熟网络平台和完善的线下审核机制，解决了长期困扰互联网慈善事业发展的需求发布人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这是云和县慈善精准帮扶基地突出的特色之一。这有助于提升人们对于互联网慈善的信任度，助力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此外，借助 “三互通”，该帮扶基地也简化了审批手续，解决了救助程序过于烦琐问题。最后，通过“招慈引善”，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基地基本实现了各职能部门、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的互联互通，得以有效统筹救助资源，拓展帮扶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救助方式相对单一的问题。
通过上述慈善精准帮扶基地建设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举措的出发点都在于改善民生，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与我们上述提及的传统官方慈善的“仁爱”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
同时，它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还增加了社会的元素。 诚如上述，在慈善精准帮扶基地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省民政厅、省慈善联合总会等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且在基地建设之初都给予了场地、资金、资源等大量的支持。而且在地方上，云和县、开化县两地的民政局与慈善会也给予了大量的场地、资金等的支持，在基地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是基地的主管单位。这些都是基地建设过程中的官方主导的一方面。除了官方参与，基地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还加入了较多社会的元素。如开化县慈善精准帮扶还以基地建设为契机，推动服务对象资源的对接，引导各方资源汇聚于基地平台，为基地内组织和项目的发展提供资源，由于引入了社会力量的参与，目前基地已有 “幸福陪伴”“关爱空巢老人”“彩虹盒子”“公益小天使”“长腿叔叔留守儿童关爱计划”“珍珠生计划”“村级慈善帮扶基金工程”“和平新衣”“希望工程”“心灵花园”“生命之光”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等多个慈善项目。据统计，目前开化县精准帮扶基地共开展慈善项目25个、公益性项目11个，筹集慈善帮扶基金近1200万元，救助帮扶各类困难群众8000多人次，有效地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需求。再如上述提及的云和县，在引进社会力量时，依托“云和县和合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立了慈善资源交流中心，还通过“招慈引善”的方式，吸引外部资源，扩充帮扶资源。目前，基地已引入了“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浙江绿色共享教育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天猫美家”等一批品牌慈善公益组织和“焕新乐园”“为了明天—关爱儿童之家”“绿色梦想计划”一对一资助、“绿色共享·助教行动”等优秀项目。
（2）《西湖宣言》
《西湖宣言》于第五届“西湖论善”论坛发布。该论坛是由浙江省民政厅指导、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主办的，于2018年10月30日在杭州举行。西湖论坛围绕“新时代慈善新作为和新担当”“慈善与脱贫攻坚、精准帮扶”“慈善与环境治理”“慈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议题分享了慈善经验，共话慈善未来发展。
“西湖论善”论坛的建立源于“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西湖自古繁华，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吴越王钱镠的《钱氏家训》中“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利在一时故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的家国情怀更是千年垂范。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长三角在进入一体化发展时期，也对慈善事业有着更高的要求。
所以，在政府的主导下，长三角慈善界举办了西湖论坛，以此促进地区慈善事业的一体化发展。此次论坛，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在慈善理念、慈善目标、慈善原则三个方面达成一致：慈善理念——善为至宝，是人生之本，万事之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只要心怀慈善，参与慈善，都是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慈善目标——通过慈善合作机制创新和具体项目实施来真正推动长三角慈善发展的一体化，实现慈善资源共享互补，促使长三角地区慈善活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中国和全球慈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慈善原则——尊重人的价值，以关注人的尊严为先，平等互助、依法行善，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化程度。
除此之外，三省一市还将在四个方面探索长三角慈善一体化的行动战略：建立一个新机制。建立长三角慈善一体化合作机制，形成沪、苏、浙、皖慈善优势互补的良性循环，更好地发挥慈善协同效应，促使长三角地区慈善资源配置更加充分和高效；树立一批新典范[15]。这些都是融入社会元素的表现。
2.慈善文化的弘扬
除了注重慈善资源的整合，浙江省现代慈善事业还注重慈善文化的传播，这主要体现在慈善文化的交流、研究和传播三个方面。
在慈善文化的交流方面，省级品牌交流有之江公益沙龙和西湖论善。之江公益沙龙，主要是探索和完善慈善组织发展的各种新问题，解决和创新，牵手共同成长，共同推动浙江的慈善事业不断繁荣进步。“西湖论善”论坛，旨在探讨如何复兴中华传统，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发展之路，大致内容前文已经提及，不再赘述。
行业的发展，对慈善文化研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慈善文化的研究方面，主要是慈善文化发展研究院和敦和基金会“竹林计划”。
慈善文化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18年10月，是省慈善联合总会的内设机构。内设“慈善文化研究部”“慈善书画联谊部”“慈善文艺宣传部”“慈善综合保障部”四个部门，涉及慈善文化、书法、义演等方面，将通过各种形式传播优秀慈善文化，打造全国领先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慈善文化宣传载体和战略智库，在慈善理论创新和慈善实务探索等方面发出更加有力的“浙江声音”。
在业务领域方面，善文化发展研究院主要通过各种形式传播慈善文化，除政府参与外，其还吸引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慈善界、商界、学界和新闻媒体的行动者和研究者们参与进来，共同传播慈善文化。
在理念方面，研究院成立时，省慈善联合总会会长、慈善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陈加元曾指出，慈善文化发展研究院的成立是全国慈善系统的伟大创举和积极实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一是通过慈善理论研究用文化的力量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慈善文化的研究成果，以新时代慈善事业为引领，在广度和深度上做出努力；二是通过书画艺术与慈善的跨界融合，团结广大文化界爱心人士活跃作品创作，实现精神层面的提升；三是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宣传慈善文化，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进社区、进山区、进欠发达地区，实现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求和慈善文化的精神追求。其传达的是“崇德向善”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这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慈善的道德性观点。这种慈善的道德性不是高高在上、阳春白雪式的，而是人人都能够参与的慈善。所以就这些来说，其理念也体现了慈善文化的民间性和大众性。
“竹林计划”，是我国首个青年慈善学人的研究资助项目，由敦和基金会出资、联合中国慈善联合会共同发起，资助40岁以下的青年慈善研究学者，在传统慈善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构建本土慈善知识、理论和文化，助力古今贯通、中外融汇、理论与实践的打通。项目于2016年五四青年节启动，项目面向支持青年学者开展慈善文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推动慈善研究剩余生态完善，包含课题资助、国际会议支持，竹林论坛、竹林雅集、“竹林论善”系列成果展示，资金金额达600万元，打造了百余位青年学者的竹林社群，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慈善行业中的品牌项目。
“竹林计划”至今已开展两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学术界和慈善行业均引起了较大反响。既发现了一批优秀的、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和一些视角独特、专业深入的研究成果，也带动了更多的青年学者、慈善界人士和行业其他组织关注和参与慈善研究，为我国慈善事业的理论体系构建、实证问题研究以及人才队伍建设打下了一定基础，贡献了力量。
在慈善文化的传播方面，浙江省自2006年起举办慈善大会，设立“浙江慈善奖”，对个人、机构和项目进行表彰。2018年，第五届“西湖论善”对浙江慈善爱心榜选十大义工、十大慈善之星、十大慈善项目进行了表彰、对30部优秀慈善微电影进行展播。
社会层面，也有各种形式的探索，如中国慈善文化论坛、宁波建立“善园”地标。“中国慈善文化论坛”，是由敦和基金会与中国慈善联合会等联合主办的全国性高端论坛，论坛定位为慈善文化的学术、思想、文化交流和发布平台，关注深入思考的观点论述和尖锐直率的行业领域评论，以及行业领域信息发布。分别于2016年9月、2017年9月、2018年11月，在深圳、杭州、北京举行，举办以来的主题包括“慈善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接通善道——跨界、融合、创新”“中国慈善文化的演变与传承”。“善园”定位为宁波爱心城市的地标，延续以严康懋为代表的宁波帮善义精神，运用宁波当时因拆迁而废弃的传统乡土建筑构件，以民间常见的牌坊、照壁、影壁、桥、廊、亭、院等形式加以再购、利用。自项目筹划开始，以街景小公园为附属，以弘扬公益慈善文化为主旨，集展示、体验、参与于一体，具浏览、休闲、教化之功能，旨在打造一个区域内共建、共有、共创、共治、共生的生态系统。自项目筹划开始，先后有百余家企业，近万人次，给善园建设捐款捐物，在此基础上发起设立的善园公益基金会已实施500余个公益慈善项目，筹集善款近千万元，项目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有近70余万人次参与公益帮扶。
综上所述，无论是慈善精准帮扶基地，还是慈善文化发展研究院，抑或是社会参与的积极探索，都体现了浙江省慈善事业注重慈善资源整合以及慈善文化弘扬的特点。
（二）个人捐款较为突出
除了上诉提及的有组织的慈善事业外，浙江省慈善事业也有较多个人参与的元素。较为著名的就是“顺其自然”爱心捐款事件。
该事件发生在宁波慈善总会。自1999年起，就有爱心人士在每年11月下旬或12月初都向市慈善总会捐款，捐款数额从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每年数量都有增加。因为总是署名，且多用“顺其自然”其中的字选字组合，所以便为这位爱心人士取名“顺其自然”。如果是受灾地区捐款，他的署名则在“风调雨顺”几个字里择字组合，如2011年8月30日，“雨顺”给“蓉蓉”汇款3000元，留言说，“从媒体上得知蓉蓉一事，寄去3000元人民币，盼孩子早日康复返回学校。”2015年，象山、宁海、奉化、台州、舟山等地遭受灿鸿台风影响，顺其自然以“雨顺”为名给这五个地区的慈善总会各捐了5万元，总共25万元。
“顺其自然”捐款有相同的特点：每年都是差不多的时间段；每次都用不存在的虚拟地址；每次都会把汇款收据寄给市慈善总会；每单笔汇款金额都不超过1万元，以免暴漏真实身份等。
2018年是“顺其自然”第二十次捐款，已累计捐款1054万元。前19次捐款共955万元，已经全部用于助学、助困。他捐赠巨额善款，却依然保持着“神秘”，“顺其自然”俨然成了宁波慈善界的一张名片。
在这位爱心人士的感染下，近年来，在宁波，像“顺其自然”这样匿名捐款的人也逐渐增多，如“无名氏”“云呆”“欢喜”“爱心人士”“随缘”等，逐步形成了匿名捐款的爱心群体。前不久，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还坐着公交车到宁波市慈善总会，捐出了5万元善款。据了解，当时老人说，常从媒体上看到有些家庭因重大疾病而陷入困境，十分需要帮助，希望这笔捐款能给他们解决一些困难。而且当工作人员询问老人名字时，老人说：“不用写了，就随便写一个抬头好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8年至今，到宁波市慈善机构匿名捐款的爱心人士累计已达3600多人次，捐款总额达4000多万元。
与动辄数千万甚至过亿元的捐款记录相比，“顺其自然”的资助力度并不是最大的，也没有那种“一掷千金”的气魄。但是，20年如一日的善心，才真正让人感到人性的光辉、爱心的魅力。做一件好事，不求一时一地的声名显赫，而以持续与恒心为贵，这或许是“顺其自然”留给人们最长久的感动[16]。
所以，在浙江省，除了有组织的慈善行为之外，个人捐赠也是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环，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鼓舞的。
（三）注重人的教化
诚如上述，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及慈善与道德是有关联的，而且我们国家也历来重视道德的教化。浙江省慈善事业也着重突出了这一点。
如在上述提及的慈善文化发展研究院，其创办理念就是通过各种形式传播优秀慈善文化，实现对人的教化，引人向善。所以，它吸引了慈善界、商界、学界和新闻媒体的行动者和研究者们参与进来，共同传播慈善文化。再如，上述提及的敦和基金会，其理念就是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秉持“尊道贵德”的价值观，所以自从成立以来，它便深耕于国学传承、慈善文化、公益支持等领域。其实施的项目，无论是种子基金、国学大典、活水计划，还是慈善文化论坛等都是注重对人的教化与引导，马一浮书院更是继承了马一浮先生“尊经”“重道”“育人”“刻书”的传统，培养了一批有着传统人文情怀的“经学”博士。此外，即使是“顺其自然”等爱心人士的捐款也是对人的潜移默化的教化，因为往往是这种细水长流的慈善与爱心更能打动人的心弦，触动人心里最柔软的情绪，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
综上所述，浙江省现代慈善事业有着官方主导、社会参与，个人捐款较为突出、注重人的教化等突出特点，这些特点是相辅相成，同时存在的，对浙江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 浙江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结合上述介绍，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省的现代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传统慈善事业的基本特点，同时又对传统慈善事业做了元素上的替换和机制上的创新。具体来说，其传承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传承
浙江省现代慈善事业对传统慈善文化的传承，主要体现在慈善的本质内涵上。
在官方慈善方面，其一大精神内涵是“仁爱”思想。“仁爱”思想是我国传统慈善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对于这一内涵，从孔子开始，各位儒家名师皆有阐释。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谓仁”。朱熹认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并以“生”释“仁”。
而“仁爱”之所以是传统慈善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因为慈善是一项“爱”的事业。只有有了爱，才能驱动人们去做慈善。而这种“爱”，在统治者层面，即表现为“仁爱”。统治者只有有了爱，才会行仁政，才会“临下以宽”。我们在前文中提及的传统官方慈善的各项事业，无不深刻体现这一文化内涵。
在浙江省的现代慈善事业中，其官方慈善也深刻地体现着这种文化内涵。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任职浙江省委书记时，就发表过关于慈善的道德性的观点，之后更是多次提及慈善的文化属性。而政府之所以要搞慈善精准扶贫基地和慈善文化研究院等一系列慈善举措，其动因就在于政府“爱民”。虽然政府自己手头的资金有限，不能覆盖全体困难群众，但它能以动员社会力量的方式，牵动更多的资源加入这一“爱民”的队伍，从而尽可能多地帮助有困难的群众。这种做法就是真正的“仁爱”。再比如，云和县政府之所以要搞互联网信息平台，也是为了方便群众查询信息，也方便愿意帮助困难群众的组织和个人伸出援手。政府的这些用心的动作虽然细微，但是在细小之处体现了政府的真心。子曰：“吾非以馔具之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民间慈善方面，其一大精神内涵是“忠恕”。“忠恕”也是我国传统慈善文化的核心义理之一。关于忠恕，《论语》中有十分深刻的表述。孔子曾提及：“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人们皆不解孔子之意。对此，曾参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解释：“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所谓“忠恕”者，即推及、尽己二义。而这推及、尽己，恰恰应和了慈善的核心要旨，即伸出援手，帮助困难者。所以，“忠恕”观念，是传统慈善文化的核心义理。孟子曰：“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一表述，清楚地阐释了传统儒家“忠恕”观念与慈善事业之间的精神关联。
在浙江省的现代慈善事业中，民间慈善也深刻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内核。比如，前述敦和基金会开设竹林计划，其目的不仅是组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培育、发展了一批传承国学、弘扬慈善文化的组织。其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组织的发展，而且其还通过培育的组织、举办的项目将慈善文化有效地散发、传承了下去，这更是惠及了诸多的群众。 “顺其自然”等爱心人士捐款在帮助有相关需求的人的同时，也在向世人传递着善的观念，影响着周围的人们。这些都体现了推己及人的“忠恕”思想。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从官方到民间，浙江慈善文化的本质内涵是一脉相传的，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二）现代创新
现代慈善事业对传统慈善事业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政府与社会的合作融合、个人捐赠的发展以及现代技术性手段方面。
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方面，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诚如上述，在慈善精准帮扶基地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政府作为其直接主管单位，提供了资金、场地等重要资源，为了促进基地的发展，政府还大力对接社会各界的资源入驻基地，这些都是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而基地的各种项目，则主要是由社会方面来进行运作的， “焕新乐园”“为了明天·关爱儿童之家”“绿色梦想计划”一对一资助、“绿色共享·助教行动”等优秀项目都是社会力量参与的结果。此外，敦和基金会作为民间组织也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在慈善理念上与政府方面是具有一致性的，即人的教化。而且敦和基金会的项目领域也是官方慈善所无法全面覆盖的地方，由此构成了官方慈善的补充和完善，更好地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在个人捐款方面，主要是以“顺其自然”等为代表的爱心人士的捐款事件，20年来，该爱心人士累计捐款超过1000万元，这种积少成多的爱心也影响着周围的人，引人向善，所以宁波市慈善机构从1998年至今，接收到匿名爱心人士捐款累计已达3600多人次，捐款总额达4000多万元。
在手段层面，主要表现为运用了现代西方技术，包括现代化培养孵化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现代化培养孵化技术方面，主要包括孵化、培育人才、专业培训等。诚如上述，基地建设的功能和作用除了承接项目外，还有组织孵化、开展相关培训等作用，利用基地来培养专门的慈善领域人才、提高从业人员的技能和素质，这在以前是完全没有的，是从西方学习来的先进经验和手段。同时竹林计划除了给予资金支持外，也搭建了竹林学者线上交流平台、组织线下学术交流活动：竹林学术论坛、竹林雅集；以及优秀研究成果的出版、展示机会等。这些都是在运用现代化的培养孵化技术，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在互联网技术方面，无论是省慈善联合总会，还是开化县慈善精准扶贫基地，他们在资源的对接和寻求过程中都借助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所以才能及时有效、精准地对接资源，实现资源的互通。而云和县慈善精准扶贫基地更是搭建了平台，利用需求中心和资源中心两个平台，将全县的帮扶需求和诸多的资源吸纳、汇聚、对接起来，实现资源和需求的精准对接，使人们更直接、更方便地了解帮扶情况。而且，基地还利用互联网资源的便利，开通了精准帮扶数据库平台、帮扶联动平台和手机端微信公众号平台，实现了一证通、一键通、一点通，将困难群众、政府部门、社会组织链接起来，实现资源的共享。这一切都是借助了互联网技术的便利，也是近年来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和技术的结果。
所以，浙江省现代慈善在继承传统慈善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官民合作与融合、个人捐赠以及现代化技术和手段方面有着时代的创新，给予了慈善新的生机与活力。
五 结语
诚如上述，我们在前文梳理了浙江省传统官方慈善和传统民间慈善的案例，从中归纳总结出浙江省传统慈善事业的本质特征：官方慈善传达的是“仁政”“爱民”的思想，民间慈善传达的是“忠恕”“教化”的思想。同时我们也论及了浙江省现代慈善的案例，并从中发现了现代慈善事业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说，浙江省的现代慈善事业与传统慈善事业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则传达的是“仁政”“爱民”思想，另一则传达的是“忠恕”“教化”的思想，而且两者在侧重范围上也是基本一致的。这是继承性的一面。同时现代慈善事业又加入了官民合作与融合、个人捐款等元素，还利用西方现代化手段使慈善事业更加符合、匹配、满足当下的需求，使慈善事业的目标和受众更加精准。这是创新性的一面。
正是由于上述的继承与发展，浙江省慈善事业才能适应现代的慈善需求，在新的时代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所以，在慈善事业上，浙江省应当继续保持和发扬，继承传统慈善的优质内涵，并不断利用现代的技术和手段赋予慈善事业以新的生命，将浙江省的优秀慈善文化发扬光大。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0～41页。
[2]陈家桢、周淑芳：《上善若水：浙江慈善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33～35页。
[3]《续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宋纪四十四》。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第11～13页。
[5]《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6]《宋史》卷七六，《食货志上》四。
[7]《续资治通鉴长篇》卷四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4099页。
[8]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第109～110页。
[9]〔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30页。
[10]《几亭全书》卷四六，《复曹县令梁皋庑》。
[11]《几亭全书》卷四二，《与汪念源》。
[12]〔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292～303页。
[13]〔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332～340、382～389页。
[14]〔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482～485页。
[15]第五届“西湖论善”论坛发布《西湖宣言》，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2018-11/07/c_137588775.htm。
[16]《20年匿名捐款逾千万让爱心顺其自然》_大豫网_腾讯网， http：//henan.qq.com/a/201812 10/0031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