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公共行政学中，从事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件“吃力不讨巧”的事。究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有甘坐冷板凳的勇气和毅力；二是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短期内难见成效，纯粹的基础理论研究甚至被视为“无用之学”。即便像威尔逊（James Wilson）这样的理论大师也认为，公共行政偏重实务性操作，而“理论……通常是如此抽象或概括，以至于解释力相当有限”^[1]。但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重视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公共行政学也不例外。

作为“认识和理解公共行政的坚实基础”^[2]，理论一直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百余年公共行政学说史上，一批批学者熙来攘往，一个个理论（流派）兴衰枯荣，这意味着，每一个想要研究公共行政理论的学者，往往只能择其要者而述之。这同时也意味着，本书选择西蒙·沃尔多争论（the Simon-Waldo Debate）作为“要者述之”就要经得起追问：为什么要以西蒙·沃尔多争论为主线来组织对学术争论的探讨呢？隐含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要以学术争论为主线组织对公共行政学说史的探讨呢？对这一问题的自我辩护构成了本书的“合法性”基石，也构成了本书创新与特色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