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宪与革命：由分而合

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自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就在为争取改善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而努力地奋斗。由于他们与当权者清政府的利益关系不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活动方式：立宪派承认皇权的合法性权威，试图以和平请愿运动促使清政府实现君主立宪；革命派则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实现民主共和。虽然两个运动的基本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是，由于运动方式的差异与政治策略的分歧，两派之间的斗争曾经颇为激烈；而最终由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立宪派推上了革命道路，两大运动走向合流，并因此而结束了清王朝的历史使命。

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首先是分途发展、互争雄长。19世纪末，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东邻“蕞尔小国”日本战败，使朝野颇为震惊。有识之士在反省洋务运动失败教训的同时，有鉴于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开始致力于政治制度的变革。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中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革命派与维新派选择了不同的变革道路，革命运动与维新运动几乎同时发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戊戌时期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则与此后的立宪运动一脉相承。虽然在戊戌政变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有不少维新分子转向革命，即使维新派中的中坚人物梁启超也曾一度倾向革命，但是，革命运动与维新—立宪运动终归是源流各异，路途分殊。关于革命派与立宪派（以及维新—保皇派）的矛盾冲突的史实，学术界已多有论列，这里只拟简略地提示三点。第一，两派在海外华侨与留学生中关于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与政治发展空间之争颇为激烈，几有水火不相容之势。他们互相把对方看作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如孙中山宣称维新—立宪派是“专尊满人而抑汉族”的“汉奸”，要“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26]，梁启超则表示：“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27]这些极端偏激的言辞，充分反映了两派势力在海外华人与华侨的极为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中此消彼长、难以相容的关系。第二，两派的思想交锋主要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政治方案之争，关键在于是否保存皇权，由此而决定了运动方式的选择：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变革？康梁等维新—立宪派以“保皇”为旗帜，孙中山等革命派则以“排满”为宗旨，这是双方矛盾一时难以化开的死结。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明确地标举君主立宪而反对革命；次年，章太炎针锋相对地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双方论战正式公开化。1905—1907年，分别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中心，双方论战达到高潮。论战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说服对方，运动仍然各行其道。第三，两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态度不同，应对方式各异。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派欢呼雀跃，满怀希望，他们组织团体，积极活动，希图以和平请愿的方式敦促清政府走上立宪的正轨。革命派则始终持反对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纷纷痛斥清政府在搞“假立宪”“伪立宪”，认为所谓预备立宪“并不是真正立宪，实在拿立宪骗人”^[28]；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器做出坚决彻底的批判。立宪派支持拥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有明显的对抗革命的目的；革命与立宪的较量一度处于生死抉择的关头。

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最终走向合流。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导致双方合流的原因。第一，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合流的推动力。预备立宪曾经一度为清政府与立宪派的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当清政府不能满足立宪派的要求时，当立宪派逐渐对清政府的立宪诚意失去信心时，事物走向了反面；在清政府不可救药的时候，立宪派终于弃清廷而投向革命的行列。清廷推出“皇族内阁”使亲贵揽权的结果，“足令全国谘议局之议员人人丧气而绝望。谘议局议员绝望之日，即清朝基础动摇之时，至是内外人心皆去”^[29]。当保路运动遭到清政府压制时，立宪派在绝望中宣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30]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表明：“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31]清政府没有笼络住具有强烈参政欲望的立宪派，而使立宪派转向了革命。可见，事实上是清政府把立宪派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第二，两派的政治目标基本一致——实现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是双方合流的思想基础。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为新兴资产阶级谋取政治地位，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目标。如前所述，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分野，只是因为他们各自设计的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政治方案不同，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其中的关键在于双方对待皇权的态度。“革命党与立宪党宗旨之差异，全在破坏君主政体与巩固君主政体之一点。”^[32]立宪派本来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向皇权争民主，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而与此同时，清朝皇权又在革命的撞击下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立宪派转向用暴力摧毁皇权而实现民主的道路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流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辛亥革命的成功，固然是革命派长期不懈努力奋斗的结果，但立宪派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派或自己领导宣布独立，或协助革命党人建立军政府，或促使旧官僚反正，为各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虽然在此前后也发生了不少立宪派与革命党人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当时的立宪派对革命还是支持拥护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清末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股政治势力之间，当革命派与清政府双峰对峙时，立宪派的倾向就显得颇为举足轻重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一点是，立宪派转向与革命派合流，不仅加快了清王朝覆灭的步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民初政局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