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起义的性质
关于这场大起义的性质，由始至今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主要有“兵变或封建王公叛乱”、“民族起义或民族独立战争”、“中间观点”3种不同看法。
一、兵变或封建王公叛乱
英国殖民当局以及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观点的学者，通常将1857—1859年印度大起义视为兵变或封建王公叛乱。
最早把它说成兵变的，是英国内阁印度事务大臣斯坦利。他在大起义爆发后向议院报告时就定了这个说法。目的很显然，就是为了要抹杀这个重大事件的政治意义和民族性质，掩饰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尖锐对立。
当时有些政治人物虽然认为兵变一说不能概括事件全貌，但也只把它说成封建王公和军队的共同叛乱，至多承认有群众参加。迪斯雷利哗众取宠地将其称为“民族起义”，但实质上仍是指封建主煽动的有群众参加的叛乱。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尽量缩小和冲淡起义的政治影响。
英国御用学者后来就这次起义写了不少大部头著作，虽说是打着学术研究的招牌，其实也同样是在鼓吹这一论调。其代表作包括希尔顿的《印度兵变》、凯伊的《印度土兵战争史》、凯伊和梅尔逊的《印度兵变史》等。这些书都千方百计美化英国统治，把起义的原因说成是：当局实行的进步的行政改革和军队制度的改革，遇到了印度各种落后保守势力的抵抗，少数心怀不满的贵族分子与僧侣利用涂有子弹的荒诞故事，煽动土兵为他们火中取栗。
总之，这种观点颠倒黑白，把英国殖民统治说成是进步力量的代表，而把印度人民的一切反抗都说成是落后势力的垂死挣扎，是旧印度的最后哀鸣。这一派的观点至今没有多大变化。近年来出版的新的论述起义的著作在提法上虽有差别，但本质相同。英国御用学者写的印度史基本上都是这种格式，一些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也大致同此观点。
二、民族起义或民族独立战争
马克思最先对这一事件作出了民族起义的判断，列宁也称这次起义为印度土人反抗英国的起义，印度革命者把这次起义称为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
马克思是在起义爆发不久得出这个结论的。除了讲到印度土兵和封建主参加起义外，他还特别指出：“像孟加拉军内部所发生的那种广泛的密谋，没有当地居民的暗中同情和支持，是不可能那样大规模地实现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同英国人在筹措军队给养品和运输工具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说明农民对他们没有好感一样。”[17]可见，马克思讲的民族起义是指包括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参加的各阶层共同的反英起义。
印度秘密革命组织活动家维·萨瓦尔卡1908—1909年写的《1857年独立战争》一书，把这次起义称为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指出它是印度全民族共同进行的革命战争，高度估价其进步历史作用。他是最早认为这次起义实际上是民族起义的印度人之一。现在在印度已有不少学者持这种观点，我国学者也都持有这种观点。
三、中间观点
还有一种介于以上两种观点之间的中间观点，其论断又各不相同。
印度学者中有许多人的看法属此类型。有的认为它前期是兵变，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在局部地区才转变为群众起义；有的认为它具有起义性质，但又说它是“封建主的变乱”；有的同意它是独立战争，但不同意把它称为民族起义或民族独立战争，认为当时印度没有形成为民族，谈不上受民族主义感情的鼓舞；还有的认为，起义未扩及全国，故不能称为民族起义。
在论及起义原因时，这一类观点与前述第一类观点不同，大都认为起义是由英国殖民者的剥削压迫政策造成的，对起义的正义性基本肯定。但对其客观作用的估价，则随着对其性质判断的侧重点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有基本肯定的，也有基本否定的。
四、小结
以上3类观点，抛开第一类不谈，后两类中究竟哪一类更符合历史实际？林承节先生认为应该是前一种，也就是“民族起义或民族独立战争”。林承节先生认为，断定这次事件为民族起义是有充分理由的，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
民族起义是指各阶级（不一定全部）共同进行的以推翻外国统治为目标的起义。它是民族矛盾的总爆发，在近代，通常发生在殖民地，在半殖民地一般没有民族起义，只有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殖民统治者不只是压榨人民，也损害某些封建主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会促使他们和下层人民一起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发动反殖起义。当我们把一个起义称为民族起义时，当然也考虑到它的规模，不过一个起义的性质并不决定于规模，而是决定于它所解决的矛盾。
印度大起义就是这种情况。殖民政策的新阶段打击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损害了印度土兵和部分封建主的利益，这就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封建主看到，要恢复自己以往的地位就要赶走英国统治者。下层人民则认为，只有恢复自己国家独立，自己的经济地位才能改善。土兵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要求，另外他们所受的歧视也使他们向往独立。这样，尽管有不同利益，在赶走英国人、恢复独立这点上是一致的。斗争的进程正是围绕这个总目标进行的：摧毁殖民政权，建立民族政权；老地主、农民分别夺回被兼并土地，而不是一般地反对封建势力；打击买办商人高利贷者，认为他们是英国剥削印度人民的帮凶。
这种民族起义在当时由封建主领导是由起义性质本身决定的。起义既以恢复独立为目的，既是由下层人民和封建主进行，还保有政治势力的封建主就比下层群众有更好的条件掌握领导权。在这种起义中，下层人民并不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与封建主的矛盾。如果要建立农民政权，封建主就不会和他们结盟，也就不会是民族起义的性质了。
一些学者以印度当时还没有形成民族为由，反对民族起义的说法，这是只把资本主义民族看作是民族，把民族和民族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个历史的范畴，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马克思在论述中国和印度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把这些国家的人民称为“东方民族”、“古代民族”、“比较不进步的民族”、“资本主义前的民族”。恩格斯也曾仔细观察印第安人和雅典人怎样由部落发展为民族和国家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出现前就没有民族存在。他们认为民族是个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出现前是前资本主义的民族。[18]
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把关于民族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但他认为民族形成只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这就把民族的范围狭窄化了。所以他提出的民族定义主要是指资本主义时期开始形成的民族。
资本主义的民族在19世纪中期的印度确实还没有形成，当时还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印度当时根本没有形成民族。事实是，在英国入侵前，印度已经形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关于封建主义民族形成的要素，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同样是适用的。当然，如果和资本主义民族相比，无论就哪一个要素说，封建主义民族都远不如资本主义民族成熟，这也就是它的成员民族观念薄弱，它本身时常发生分裂的原因。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又会重新组合，重新由分裂走向统一。
19世纪中期，印度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和英国入侵前有很大不同了，外国资本的统治，民族资本主义结构的出现，使印度民族开始向形成资本主义民族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北印度和中印度，资本主义结构还鲜少出现，老的封建主还有相当势力，保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观念还很强，因此，在这里，各阶级的仇英情绪最后爆发为由封建主领导的民族大起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这次起义之所以打出恢复莫卧儿帝国的旗号，其推动力就来自一种封建的民族主义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存在于封建主身上，也存在于人民群众中。革命土兵和下层人民最先推出莫卧儿皇帝，固然是出于动员全国力量的策略考虑，但不能否认，这也反映了他们的一种观念，即认为只有封建君主才有资格号令全国，只有恢复莫卧儿皇帝权力，起义才名正言顺。这不正是封建民族主义的观念吗？至于起义的封建主，封建民族主义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思想体系，所以当莫卧儿旗号打出后，许多人很快接过来，宣布他们在本地区建立的起义政权是莫卧儿地方政权。不能认为他们都出于真心，但他们这样做，一则是顺应革命大势，二则也因为封建民族主义观念是封建主的思想武器，紧紧抓住这个武器，不但利于完成实现民族独立的任务，也利于掌握群众，驾驭局势，确保封建主从起义中得到最大好处。这样，莫卧儿的旗号就成了这次起义的主要旗号，封建民族主义也就成了这次起义的指导思想。
可见，这确实是一次民族起义，也有民族主义感情的鼓舞。不过由于受当时印度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这种民族主义还是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同。起义者当时还提不出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而只能提出恢复莫卧儿王朝的统治。然而，封建民族主义也是民族主义，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起义也是民族起义，目的也是要恢复祖国的独立，在这点上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又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只有把握住这个本质，才能对起义本身的各种现象，对它的结局和作用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