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起义失败的原因

历时两年之久的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起义，被英国殖民者残酷地镇压在血泊里。大起义的最后命运是由所处的时代和参加起义的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这正如印度历史学家班纳吉在《新编印度近代史》一书中所指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起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

一、绝大多数封建王公和地主站在英国殖民者一边

这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就全国来说，是因为封建王公和封建地主的绝大多数依然站在英国殖民者一边，竭力防止自己地区发生起义，并从兵力上、财力上支持英国统治者，使起义在范围上受到限制，使殖民统治者有可能把未起义的更广大地区变成镇压起义的基地，从四面八方对起义地区形成包围。

起义爆发后，一些封建主因其特权被剥夺，与殖民者发生矛盾而参加了起义，但在英国殖民者的收买政策下，除少数土邦王公外，多数都叛变投敌了。在英国的威胁利诱下，北印度的帕提亚拉王公、锦德王公、卡纳尔王公都把自己的资源交给殖民当局支配。旁遮普、拉其普塔纳的许多王公提供兵力帮助镇压。整个起义期间，从英国派来军队11.2万人，而征召的印度兵达31万人。巴哈杜尔沙二世本人对印度土兵不抱信心，他甚至和英国人协商，要求对方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大多数塔鲁克达尔只顾着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中有一些人，如曼·辛格，见风使舵，哪边占上风就站在哪一边。

英国驻印总督坎宁（1856年他取代大贺胥）承认，土邦王公起了溢洪道的作用。他心有余悸地说，如果像瓜廖尔、海德拉巴这样的土邦也参加起义，那么，汹涌洪水的第一个浪头就会把我们卷没。英军攻陷德里后，坎宁收到一封孟加拉王公、地主、大商人的贺信，有2500人签名。大多数封建主及大商人支持殖民统治，给了英国统治者定心丸，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力量镇压起义。

正如印度历史学家所言：“尽管起义者受到了人们的同情，但是整个国家并没有站在他们一边。商人、知识分子和印度封建王公不仅对起义漠然视之，而且积极支持英国人。他们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多次组织会议，祈祷英国能够成功。虽然英国殖民者颁布了‘无嗣失权’政策，但印度封建王公们仍然期待，与英国人站在一起对他们的未来更安全，因此他们慷慨地为英国人提供人力和物力。实际上，如果印度土兵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会取得更好的战绩。”^[14]

二、领导起义的封建王公和地主置下层民众要求于不顾

起义失败的内部原因，首先在于领导者封建主只追求恢复封建旧秩序，对下层人民改善经济地位的要求毫不考虑，使广大群众失望，斗争热情减退。

封建主参加起义的目的，从莫卧儿皇帝诏书、那那·萨希布给法国皇帝的信和奥德纳瓦布宣言这3份重要文件中便可看出。巴哈杜尔沙二世1857年8月发布的诏书提出，要恢复王公养嗣权利，归还被没收的王公领地，取消殖民政权对地主的种种勒索，被剥夺土地的柴明达尔凡参加起义的土地一律归还，维护和保障地主的尊严和荣誉，使每个地主都能全权统治其领地。还提出恢复大商人的地位，使手工业者重新为国王、王公和富人服务等。至于如何对待农民，则只字未提。

那那·萨希布给路易·波拿巴的信中列举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罪行，其中大部分是讲印度王公的土地被剥夺、年金被取消，地主土地课税太重，地主及寺庙的免税土地被重新征税，干预印度教等。信中讲到，起义主要是解决这些问题。

奥德纳瓦布宣言在列举英国殖民者破坏印度人的宗教、荣誉、生命、财产4大罪行后特别提出，在英国统治下竟把印度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一样看待，上等阶级没有得到特别的尊重。

这3份文件表明，封建王公领导起义就是要在获得独立后，重建封建主阶级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各方面的统治地位。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参加起义的大小封建主到处都是忙于抓权，夺回失去的土地和特权，对起义的下层人民则只是利用，从来不考虑如何改善他们的地位。

许多地区起义政权摊派的税收比过去丝毫未减，起义后和起义前看不到多大差别。只有像德里这样革命士兵和下层人民力量特别强大的地方，下层人民的愿望才在起义政权的政策上得到反映。

纵观整个起义政权，可以看到，起义力量内部存在着两条路线：德里行政会议的政策代表一条路线，较多反映下层人民的利益，可惜这种情况太少；另一条路线就是多数地区执行的单纯复旧路线，这条路线是领导大起义的封建主的路线，违背历史潮流，是行不通的。这里且不多谈，毕竟这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仅就现实而论，他们对下层人民群众改善自己地位的要求漠不关心，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群众的进一步发动。已参加起义的群众对他们感到失望，未起义地区的群众看到起义不过如此，对于起义的积极性也骤然减退。这就是为什么起义像狂风暴雨一阵瓢泼而下后，却突然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

三、各自为政，四分五裂

在印度大起义中，有3个起义中心：米鲁特、德里、章西，它们各成体系，缺乏得力的领导人，没形成统一领导，使得起义前后不能呼应，不能协调一致地打击英军。在3个起义中心之中，德里起义军声势很大，也建立了政权机构，但并未成为领导全国的中心，使德里保卫战成了孤军作战。以后在各地开展的游击战也是互不配合，结果被英军各个击破。

各地封建主虽说口头上都接受莫卧儿旗号，但内心里都各怀鬼胎，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算盘，都想在起义后扩大自己的势力。加之，他们各有部署，自成系统，平素既少接触，战士就更难相互为谋。这一切在起义的组织领导上就表现为各自以我为中心，消极防御，孤城自守，从来没有形成统一指挥。^[15]由于没有统一的战略目标和技术配合，因而不能利用起义头几个月敌人无招架之力的有利形势，主动发起战略出击，扩大起义的范围和影响。这就给敌人以充分机会，重整旗鼓，全面发动反攻。

起义军在军事上采取单纯防御战略，使敌人掌握了主动。北印度各地的印籍土兵发动起义后，几乎同时向德里集结；德里失陷又一起向勒克瑙转移，而且均取守势。当时德里并不是英军要地，如北印度起义军不向德里集中，而向旁遮普的白沙瓦、孟加拉的加尔各答、西印度的孟买、南印度的马德拉斯等战略要地发起进攻，就可大量牵制敌人，使战局完全改观，由于起义军采取了单纯防御战略，使英军能调集兵力，进攻起义的中心地区，接连攻克德里、勒克瑙、章西，使起义失败终成定局。

四、军事技术力量对比悬殊

同英国殖民者的军事力量相对比，印度当时的军力较弱，这也是印度大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印度人用的是旧式前膛炮，在射程上远不如英国军队使用的新发明的后膛炮。此外，起义者严重缺乏武器。他们没有武器弹药，即使加上从英国兵器制造厂抢夺过来的武器弹药仍然不够，他们常常只能用剑矛对抗拥有先进武器的敌人。

英国人方面拥有广布各地的电讯系统，能够及时获悉和交换情报，决定行动方针；起义力量方面却没有这种条件，以致往往在得到情报时，敌人已经兵临城下。由于没有快速的通信系统，导致战争缺少协调。起义者无法知道他们同胞实力的强与弱，在同胞遇难的时候，无法及时来拯救他们，结果，每个人都是在孤身作战。

至于指挥官的军事素质和经验，更是难以相提并论。英国殖民者约翰·劳伦斯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果起义军中涌现出哪怕一个有能力的领袖，英军必定会彻底失败。

此外，印度土兵中差不多有一半不仅没有参加起义，反而与英国殖民者一起攻打他们自己的同胞。在重新夺取德里的5个纵队的部队中，有1700名英国人，3200名印度人。在攻克克什米尔门的部队中，有6名英国官员和军士，24名印度人，在这24名印度人中，10名来自旁遮普，14名是来自阿格拉和奥德。

五、资产阶级置身起义之外

印度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没有参加大起义。大起义前，资产阶级改良活动主要出现于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管区，在北印度和中印度还没有出现。起义爆发后，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既没有投身于北印度和中印度的起义，也没有参加他们管区个别地方的零星发动，他们的总体态度是，对起义者表示同情，但对起义本身表示公开反对，不支持、不参加反英起义，而是继续走自己的改良主义道路，充其量希望借起义的威力迫使殖民当局考虑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

在起义爆发10多天后，孟加拉《印度爱国者报》编辑哈里斯·钱德拉·慕克吉即发表文章，称起义为“伟大的民族事业”，说它“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全国的同情”，“人民广泛参加和协助起义”。又说：“没有一个印度人感觉不到英国统治给印度带来的深重苦难，这种苦难是与从属外国统治分不开的。在印度知识界中，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外国统治限制了自己的前途和抱负。”《印度之友》报刊也登署名为“一个忠实的孟加拉人”的信，这封信也对起义表示同情。信中写道：“青年孟加拉理解起义人民的心情，把起义看作是神对英印统治者的暴政的惩罚。”^[16]

尽管对起义人民表示深刻同情，但对起义本身，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普遍不赞成并持反对态度。这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希望在英国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担心起义会导致封建制度复辟，使历史发生逆转。资产阶级新兴力量自身的利益是和英国统治及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的，维护英国统治在他们看来就是维护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也就是维护自身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

宁要英国统治，不要封建主复辟，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的基本原则。这种立场使他们置身起义之外，并公开反对起义，客观上为殖民统治者起了减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