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揭露讲坛（Pulpit of Political Disclosure）

这是列宁确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俄政治性机关报《火星报》的任务之一，又称全民揭露讲坛、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他最早提出这个任务是在1901年5月写的《从何着手？》一文中。他当时指出：“我们还应当再前进一步，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不必因为目前政治揭露的呼声还显得无力、稀少和怯懦而感到不安。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容忍警察的专横暴虐，而是因为那些能够并且愿意进行揭露的人还没有一个说话的讲坛，还没有热心听讲并且给讲演人以鼓舞的听众；他们在人民中间还完全看不到那种值得向它控诉‘至高无上的’俄国政府的力量……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全民的揭露沙皇政府的讲坛；——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就应当是这样的讲坛。”（5卷7-8页）

接着，他在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怎么办？》中进一步对此做了论证，认为能够成为全民揭露沙皇政府讲坛的，只有全俄的政治性机关报（指《火星报》）。他写道：“工人阶级正是政治揭露的理想听众，因为他们首先需要而且最需要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因为他们最能把这种知识变成积极的斗争，哪怕这种斗争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结果’。而能够成为全民的揭露的讲坛的，只有全俄报纸。‘没有政治机关报，在现代欧洲就不能有配称为政治运动的运动’，而俄国在这一点上无疑也是应当归入现代欧洲的。报刊在我国早已成了一种力量，否则政府就不会拿成千上万的卢布来收买它，来津贴形形色色的卡特柯夫之流和美舍尔斯基之流了。秘密报刊冲破书报检查的重重封锁，迫使那些合法的和保守的机关报来公开地谈论它，这在专制的俄国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政治揭露就是向政府宣战。这种揭露运动愈广泛和愈有力，为了开战而宣战的那个社会阶级的人数愈多和愈坚决，这种宣战所起的精神作用也就愈大。因此，政治揭露本身就是瓦解敌人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就是把敌人的那些偶然的或暂时的同盟者引开的一种手段，就是在专制政权的那些固定参与者中间散布仇恨和猜忌的一种手段。现在，只有把真正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6卷85页）

列宁把政治揭露本身视为瓦解沙皇专制制度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而通过这样的手段动员“全民”来揭露，则是他的一种政治策略。（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