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人论世
古人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清人章学诚曰：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其辞”，“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文史通义·文德》）。人是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存在，思想家尤其如此。知人、论世是与其对话，把握其思想的重要一环。只有了解了思想家生活的时代和写作的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其人，以及其思想文本的立意与内容。
公元13世纪末，元世祖忽必烈时，正值朝鲜半岛的高丽时期，当时佛教在思想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安珦（1243—1306）出使元朝，从元朝购得《朱子全书》带回高丽，这是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升格运动”之一开端。历经白颐正（1247—1323）、禹倬（1262—1342）、权溥（1262—1346）、李齐贤（1287—1367）、李穑（1328—1396）、郑梦周（1337—1392）、郑道传（1342—1398）、权近（1352—1409）、徐敬德（1489—1546）等人二三百年的传播及研究，到14世纪末朱子学上升为正统思想。此后五百年间，朱子学深刻影响了朝鲜王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为任何一种思想所无可匹敌。
朝鲜王国在建国初期一百年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然而，从15世纪末即从燕山君（李隆，1476－1506）执政起，开始走下坡路。16世纪的朝鲜王国内忧外患交织：南方倭寇和北方蛮人不断侵扰；在统治阶级内部，派系之间相互倾轧日益加剧，士祸迭起，整个统治充满危机。[1]退溪经历了朝鲜朝的四大士祸：出生于第一、第二次士祸之间，青年时代目睹了第三次士祸，壮年在第四次士祸中险遭不测。
在惨烈的政治斗争中，儒林士风堕落败坏，一部分学者无心做学问，礼仪道德只是他们实现政治目的的伪装，另一部分学者则不得不放弃儒学的经世路线而隐退山林。此后，时代的政治动荡直接影响学风，士大夫由对政治现实的积极参与转而进入以思辨与心性修养为主的理论研究。面对残酷的现实，退溪心忧天下，希望能够退身官场，保全道体，育后学以启蒙人心、醇化社会风气。
记录李退溪身世最为可靠的文献，当属退溪为在士祸中罹难的哥哥李瀣写的墓碣铭：
在墓碣铭中，退溪追溯家世到高丽时期六世祖硕，李硕是高丽末期真宝县吏，及第司马试，后被晋封为奉翊大夫密直使。儿子子修曾任通讯大夫判典仪寺事，在恭愍王11年（1362）作为裨将讨伐红巾军有功，赐号“安社功臣”，被封为松安君。松安君躲避倭寇，移居安东府丰山县南磨崖里，再搬到周村，到退溪祖父判书公继阳时期，卜居于景色秀丽的礼安县北侧温溪的泉石。退溪是进士李埴的七男一女中的幼子，因李滉有功，李埴被赐左赞成一职。
据《退溪家年表》记载，退溪2岁丧父，由叔父松斋先生抚育至18岁。一生中最具可塑性的儿童和少年时期，退溪深受清廉高尚、博学多闻的叔父之影响，从小仪容端庄，懂得尊长[3]，懂得天伦。[4]12岁开始随叔父学《论语》，讲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退溪以“人子之道当如是矣”[5]而惕然自警。退溪自小留意寻根源和端绪，“儿时，有手书一卷，始于字会，终于河洛畴数天人理一之妙”[6]。一日，退溪在《论语·子张》中发现“理”，便问松斋：“凡事之是者，是理乎？”松斋欣然道：“汝已解文义矣。”[7]
退溪34岁踏上仕途出任承文院权知副正字，从此历任各种官职，难以逃脱为官的宿命。退溪目睹政治的残酷，无意于沉浮官场，屡次请辞还乡，专心于治学。在50岁那年，退溪辞官回到陶山，定居土溪之西，构筑寒栖庵，潜心研讨学问，栽培弟子。“退溪”之雅号源于此。退溪70岁寿终，谥号“文纯”。退溪在为自己撰写的墓碣铭中扼要地概括了自己一生的遭遇与志向。
退溪一生以传承儒学思想为己任，就其思想之渊源来说，上承孔子、孟子、《周易》、《中庸》的精髓，下继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的道学道统，结合朝鲜王国政治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退溪于书无所不读，尤用心于性理之学。[9]退溪44岁开始潜心于《朱子全书》，56岁（1556）编纂《朱子书节要》；另外，他早年获得南宋理学家真德秀（1178—1235，世称西山先生）的《心经》[10]，66岁（1566）撰写《心经后论》，退溪的理论倾向与学术规模由此而定。其学问中始终一贯的是以“心”之“敬”来实现即理之性，以“心”与“敬”来统贯“四端”和“七情”，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心性道德哲学与修养论思想。韩国学者刘明钟在《韩国思想史》一书中这样概括退溪的思想特点：
退溪全面研究了《心经》与程敏政的《心经附注》，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思想。退溪一生十分推崇《心经》，“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曾说“吾得《心经》，而后始知心学之渊源”[12]。退溪把《心经》看成儒家经典的精粹读本和朱子学的入门书，由此可知《心经》对其影响之大。他还认为，《心经》囊括了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之精华，说每当看此书时心中不禁产生“望洋向若之叹”，不把它带在身边，就犹如失去良师益友般不安。[13]退溪不仅把《心经》带到国王的经筵上，而且把《心经》讲授给后学，并设为社会教化的教本。
中年之后，退溪用力于朱子之书，反复精读《朱子全书》，涵泳体贴，深造有得，56岁编纂完成《朱子书节要》。退溪明确宣称：“朱子吾之师表也，非朱子之言不敢言，非朱子之行不敢行，而动静云为，出处行藏，唯晦庵是循。晦庵虽不得见，而晦庵之道在兹焉。”[14]除此之外，退溪思想的精髓体现在关于“四七之辩”的三次往复书信中[15]，其中的“四端理发”说反映了退溪哲学思想中的独创性。《圣学十图》《戊辰六条疏》均在68岁完成，是退溪一生学问之结晶，退溪特别强调“主敬”说，将自己的理论称为“心学”。隆庆二年（1568）退溪作《圣学十图》[16]并亲自讲解，体现了他的哲学的逻辑结构。退溪晚年以笔代口，撰写《戊辰六条疏》上疏帝王之学，以辅养圣德。退溪一生研习程朱性理学，卓然超群，蔚成大宗，促成朝鲜朝儒学之鼎盛。三百多年后的梁启超曾高度称颂退溪：“巍巍李夫子，继开一古今。‘十图’（《圣学十图》）[17]传理诀，百世诏人心。云谷琴书润，濂溪风月寻。声教三百载，万国乃同钦。”[18]
总之，退溪坚守朱子学立场，着力吸收李延平、黄勉斋以及元明诸儒的思想，对当时的其他学术流派做出积极的回应和批判，使得朱子学中一些内在而尚未被充分发掘的课题获得更加细密的发展。[19]
注释
[1]朝鲜王国建国初期，参与政变夺权的人按功论勋，分配官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史称“勋旧派”。从高丽末期开始形成的儒家知识分子阶层，以在野士林为背景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与“勋旧派”相对立，史称“士林派”。为了保护乌纱帽，勋旧派利用权力挑起了一系列士祸，使大批学者遭难。短短50年间，就发生了四大士祸，依次是戊午士祸（1498）、甲子士祸（1504）、己卯士祸（1519）、乙巳士祸（1545）。
[2]《嘉善大夫礼曹参判兼同知春秋馆事，五卫都总府副总管李公墓碣铭》，《退溪先生文集》卷四十七，见《退溪全书》（上），1034页，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58。
[3]退溪“一日见兄嫂几次都会站起来”（［韩］权五凤：《退溪家年表》，40页，首尔，退溪研究会，1989）。
[4]“退溪8岁，一日见仲兄手受伤，便抱着仲兄哭，母亲问他：‘仲兄不哭，你为何哭？’退溪答曰：‘兄弟同气一身，兄流血，我怎能有不疼之理？’”（同上）
[5]同上书，43页。
[6]同上书，45页。
[7]《退溪先生言行录》卷一，见《退溪全书》（下），789页，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58。
[8]《年谱》卷三，见《退溪全书》（下），601页。
[9]在北宋道学、南宋朱子学的影响下，朝鲜朝儒学侧重性理学的义理阐发，“四书”的研究变得比尧、舜、周、孔的经史研究更为重要。退溪尊重李侗（1093—1163，别号延平先生）、朱熹、黄榦（1152—1221，号勉斋）、真德秀、许衡（1209—1281，号鲁斋）、曹端（1376—1434，号月川）、薛瑄（1389—1464，号敬轩），严厉批判陈献章（1428—1500，别号白沙先生）、王守仁（1472—1529，别号阳明）、罗钦顺（1465—1547，号整庵）的学说。（参见［韩］刘明钟：《韩国思想史》，首尔，以文出版社，1985）
[10]《心经》辑录《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关于心的本质与运用方法的格言，附以诸家议论，自为赞语和注释，大旨为正心务本，发挥主敬操持、格物穷理、躬修践履之意。退溪所见文本为明代程敏政（1446—1499，号篁墩）所注的《心经附注》，退溪谈的《心经》概指此本。
[11]［韩］刘明钟：《韩国思想史》，361页。
[12]《溪山记善录上·记退陶老先生言行》，《艮斋先生文集》卷五。［除了《退溪全书》，本书参考引用的朝鲜朝儒者的文献均引自韩国古典综合DB数据库。这一数据库中的文献是以《韩国文集丛刊》（影印本，民族文化推进会）为蓝本的。］
[13]退溪大加赞赏真德秀曰：“夫真西山议论，虽时有文章气习，然其人品甚高，见理明而造诣深，朱门以后一人而已。”［《答黄仲举问目》，《退溪先生文集》卷二十，见《退溪全书》（上），505页］又曰：“故平生尊信此书，亦不在四子《近思录》之下矣。”［《心经后论》，《退溪先生文集》卷四十一，见《退溪全书》（上），916页］
[14]《记善总录》，《艮斋先生文集》卷六。
[15]“四七之辩”，即“四端七情之辩”，是退溪在明宗十四年（1559）与朝鲜王国另一位大儒——奇大升（1527—1572，名高峰）关于四端、七情与理、气之关系的争辩，是朝鲜儒学研究的三大重要议题之一。
[16]退溪引用先儒的图式与观点，制作了十个一目了然的图说，提纲挈领地表达自己的宇宙观、人生价值观。这是退溪晚年观点的集中体现。第一图为《太极图》，周濂溪作图，附周濂溪的《太极图说》朱子的注、退溪的说明；第二图为《西铭图》，程复心（1279—1368，号林隐）作图，附朱子的《西铭》、退溪的说明；第三图为《小学图》，退溪作图，附朱子的《小学题辞》、退溪的说明；第四图为《大学图》，朝鲜朝权近作图，附《大学》经文、朱子的《大学或问》、退溪的说明；第五图为《白鹿洞规图》，退溪作图，附《洞规后叙》、退溪的说明；第六图为《心统性情图》，林隐程氏作上图，退溪作中、下图，附林隐程氏的《心统性情图说》、退溪的注及说明；第七图为《仁说图》，朱子作图，附朱子的《仁说》、退溪的说明；第八图为《心学图》，程复心作图，附退溪的说明；第九图为《敬斋箴图》，王鲁斋作图，附朱子的《敬斋箴》、退溪的说明；第十图为《夙兴夜寐箴图》，退溪作图，附陈柏（？—？，字茂卿，称南塘先生）的《夙兴夜寐箴》、退溪的说明。
[17]本书引文中的所有括号内容都为本书作者注。
[18]1920年，梁启超在中国尚德女子大学刊行《圣学十图》，此赞诗当时附在图后。转引自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中），1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9]参见陈来：《李退溪性理学的再研究》，见《东亚儒学九论》，6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