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基础先天脆弱

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大多数的民众拥抱民主体制，不是基于对自由民主的信仰，而是看上民主的“工具价值”，他们天真地期待民主可以带来良好治理、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如果经过几轮政党轮替，政治体制仍不能有效回应这些需求，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就会出现动摇。在新兴民主国家，大多数政治精英也并没有将民主宪政内化为自己的核心信仰。他们仅仅将其视为另外一套争夺与分配资源的游戏规则。对他们而言，取得政权就是为了分赃职位、酬庸亲信与攫取资源，为了赢得执政地位，可以违法舞弊，可以无情打击对手，可以制造对立与仇恨，甚至不惜撕裂社会。

还有，不少新兴民主国家无法摆脱被国际强权当做战略棋子的命运，无法享有真正的独立自主。国际强权通过各种手段介入这些国家的内政，扶植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如果一个新兴民主国家不幸陷入两强间的角力旋涡，内部政治冲突的激化很难避免，最终必然让民主陪葬。乌克兰就是一个最鲜明的案例。

如果挖掘得更深一点，“第三波民主”还普遍面临两个结构性障碍。第一道结构性障碍，是美国作为积极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却是劣质民主的最大传染源。这正是我们所处时代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美国以世界民主模范自居，却无法提供一个良好治理民主的示范。正因为世界上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将美国视为标杆，美国民主质量的退化，就必然具有传染性，必然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以及身边的幕僚，正是从美国政治人物的身上学习各种恶质的政治竞争、民意操弄手段与技巧。美国不仅提供错误示范，还向世界各国输出这些政治伎俩。活跃于美国政坛的政治顾问，更开始大量向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提供他们的专业服务，在所有涉及美国战略利益的民主国家大选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这群政治魔法师的身影。

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自命为推销民主的急先锋，但经常采取自我矛盾的双重标准。美国积极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在干预的过程中，当然有的时候是从人权民主的角度，但更多的时候是从战略利益出发，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扶持亲美国家，打击反美政治力量。在这个过程里面，亲美政权就算经常侵犯人权或是靠做票赢得选举，美国也会纵容它；反美力量即使真正符合多数民意的期待上台，美国也会丑化它、制裁它，甚至试图推翻它。这样美国就不可能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主走上正轨。

很多中小型的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多党竞争反而提供给外来强权一个干预机会。也因为国内的竞争团体各自有后台老板，它们也更不愿意进行妥协，所以斗争更加剧而且深化社会内部的分裂。这是作为美国战略棋子的大多数中小型国家所面临的另一种民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