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成为空壳

第三波民主从一开始就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绑架，过去30年“市场化”与“民主化”结合成一个连体婴儿，这是所有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根本性结构障碍。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与自由化，意味着劳工群体与中产阶级不可能通过民主机制，改变他们的不对等经济地位，因为全球化不断在加速掏空国家的社会保障与所得再分配职能。受制于全球市场力量与跨国行动者的强大约束，民选政府面对社会里愈来愈严重的贫富分化、税基大量流失、税制严重不公、社会流动停滞，能够着力的地方却非常有限。

这是第三波民主化最讽刺的一面：正因为民主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架空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推进才如此顺利。相对于第一波与第二波民主化，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平顺得令人惊讶，民主化不但没有遭遇到资本家的任何抵御，反而受到资本家的拥抱；不但没有受到美国的干预，反而获得西方国家普遍的鼓励与奖励。这跟第二波民主化的情景相当不同，在19世纪下半叶，当时欧洲工人阶级奋力争取参政权，资本家则拼力抵抗，担心工人阶级可以掌握国会多数重新设定经济利益分配的游戏规则。[1] 这也跟60年代第二波民主退潮时不同，当时在拉丁美洲由民主程序选出的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往往遭遇美国的干预或制裁，甚至被美国幕后操纵的军事政变所推翻，像是智利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落得的悲惨下场。

到了1980年代末期，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已经巩固，私有化、市场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致，这个全球层次结构对于自由市场与私有财产的保障已经十分完备而坚实，资本家已经获得最大的跨国行动自由并在设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游戏规则上取得绝对的优势，以“国家”为范畴的民主体制根本威胁不了，也奈何不了他们。

尤其在最近30年，经济全球化正一步步掏空“国家机构”，让国家层次的民主政体成为低能的空壳。今日我们所熟悉的“民主”，仍只是一个以“国家”为范畴的政治体制，而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主要权力行使者，却可以跳脱任何单一“国家”的管辖与节制。今日对我们的经济安全、劳动条件、所得分配、信息流通、个人隐私、社会流动、人身安全、环境质量等所有重要的生活面向可以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决策者，往往不是选票产生的政府，而是一些几乎完全不受民主机制监督的跨国权力行使主体，例如跨国能源企业、大型媒体集团、制药与医疗集团、军工企业、网络科技集团、跨国商业银行、华尔街投资银行、避险基金、私募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四大会计公司等。控制这些集团的跨国精英排斥任何限制其行动自由与压低其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还可以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联储的观点与政策。绝大多数的西方新闻媒体、智库与评论家，都是在反映与传播他们的政策立场。

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颠覆了国家层级的民主体制的基本目的与职能，经济全球化让国家层次的民主政体成为经济巨人阴影下的政治侏儒。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宰制下，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既无法有效维护公民基本福祉，也乏力回应公民的政策需求。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让极少数跨国企业精英取得控制国家、支配社会的无比权力。

欧洲国家早已面临这样的困境，所以在过去30年试图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政策协调，推进经济与社会立法的统一，以及货币政策的整合。但由于各国仍相当程度地保有独立主权、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与银行监管体制，欧洲各国并无法真正挣脱全球资本主义的束缚与侵蚀，各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协助弱势团体抵御全球化的社会风险，延缓中产阶级贫穷化现象的蔓延，但没有真正有效的对策。欧洲的跨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纷纷模仿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营利模式，以短期股价表现为唯一绩效指标，逐渐背离对自己的员工与当地社会的责任与义务。

就连经济发展质量最佳、劳工权益保障相对完善的德国也无法有效抵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德国平等福利协会(Paritaetischer Wohlfahrtsverband)的报告显示，2013年德国的8000万人口中，有1250万人落入贫穷之列，这是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峰，贫穷问题最严重的是失业与退休群体。平等福利协会负责人施耐德(Ulrich Schneider)感慨道：“德国的贫穷情形从未如此严重，区域对立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严峻。”[2]

注释

[1]John D.Stephen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2]http：//www.zeit.de/wirtschaft/2015 02/armut deutschland bericht paritaetischer wohlfahrtsverb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