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中论述的基本观点，有必要介绍一下本课题的前期研究过程。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时任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为什么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够格与不够格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当初我听到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在思考，能不能画出一个表格，把邓小平的这个深刻思想形象准确地表达出来。
198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非常荣幸，我的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经推荐、评选，入选研讨会并获优秀论文奖，收入大会论文集《理论纵横》。我在这篇文章中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关于社会形态三阶段的理论画了一个表格，解释了邓小平关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的思想。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并不是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说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角度判断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区别于马克思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比较详细地论述这个表格，更加深入地阐述马克思的时代分析方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
要认识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就必须有一个方法论的理论工具。这个理论工具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的时代分析方法。我在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有两个最重要，一个是阶级分析方法，一个是时代分析方法。在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工作重心，阶级分析方法是最重要的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践的需要决定了我们比较多地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相应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时代分析方法，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得就非常不够。实际上，马克思有一整套关于时代分析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我们把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时代分析方法就越来越重要了。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够！
1985—1988年我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时，参加了哲学所副所长金志广研究员负责的一项课题，即“《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研究”。这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重大项目。我们在1988年初完成了一部50多万字的理论专著，即《〈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研究》。我承担并完成了其中二分之一的写作任务。这部著作获得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在我承担的“劳动范畴”“生产力范畴”“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和“管理范畴”中，论述了马克思的时代分析方法，并且画出了一个时代分析方法的表格。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珏教授在这本书的序中对我们论述的观点做了高度评价。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理论巨著，自始至终地贯穿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对《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缺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总感到是一种不足。”“《〈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研究》一书，对《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因此，它带有开拓性和创造性，填补了研究《资本论》中的一项空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王珏教授说：“作者们不仅对《资本论》作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而且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论著，以及资产阶级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主要论著。由于作者们下了这样大的工夫，所以这部著作的内容比较充实，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在论述《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观点时，不是简单地罗列书中的材料，而是对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对一些基本理论观点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关于《资本论》中劳动异化思想问题；关于生产力结构、体系及其内部矛盾发展规律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形式的特点和意义问题；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发展关系的两个层次问题；关于管理的二重性和管理劳动的一般历史发展问题等，都针对当前理论界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些观点不仅新颖，而且颇有说服力。”“本书对《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的研究和论述，是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的。”“这使本书的理论内容带有强烈的现实感和较大的实用价值。”“本书关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的研究，可以认为是当前国内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新成果。”“作者们研究生产力的各种形态和属性的‘立体联系’，研究了生产力系统结构和生产力范畴体系。指出生产力是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的统一；生产力静态结构中存在着主体生产力和客体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的动态结构中体现生产力的二重性，即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生产力的技术属性又体现着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统一；而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又体现着个人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是在生产力的二重性的对立统一的运动中实现的。作者们在对生产力形态和属性的系统结构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具有两个层次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第一个层次上，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不能反过来；在第二个层次上，生产力的变革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反过来，生产关系的变革也能决定生产力的变革。本书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理论，作出上述理解并给予清晰的阐述，这不仅是对《资本论》研究的一种新成果，而且也是对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3]王珏教授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的肯定，一直鼓舞着我，我一直在不断深化这项研究。本书就是我在王珏等老师指导下，多年深化这项研究的新成果。本书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时代分析方法做了更加深入、严密、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并且吸收了近些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大量的研究新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本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问题时，运用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三大时代分析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出，人类社会分为“三大社会形态”，即“最初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和“第三个阶段”。我们也可以借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把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称为“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的时代划分方法，认识这个时代划分方法，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过去对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普及和宣传很不够，很多人不了解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容及其重要性。因此，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很有必要对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作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1994年12月14日至17日，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召开了“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同志到会做了重要讲话。非常荣幸，我的论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内容》[4]在推荐和优选过程中入选研讨会并获奖，收入有胡锦涛同志在研讨会上讲话的研讨会论文集。我在这篇文章中从阐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时代分析方法入手，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内容。
1997年10月我主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一书出版。该书是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研究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现代化关系的理论著作，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时代分析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论述了列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代特色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思路。我国著名的党史理论专家张静如教授在该书序中说：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从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现状来看，既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类型并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然应该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要研究两种类型社会现代化的性质、特点、本质区别以及各自的发展前途，要研究社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特别是研究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佩服本书几位作者的勇气，敢于面对这些难题，啃硬骨头。我们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解释。也就是说，不要跟着西方学者后边转，而要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现代化理论体系。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是迄今为止社会现代化理论的最高形态。诚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有许多问题诸如两种类型社会现代化之类，由于实践的发展尚未达到这一步而未能做出总结和概括。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现代化理论则越来越充实，所以，非常需要把它系统化。而我国的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很不够，应该有更多的人做出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本书作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现代化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中的众多问题。书中不乏有创建的分析和结论，完全应该称赞和支持。本书的出版，将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社会现代化问题，为人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现代化思想，提供良好的基础，而且也可以作为人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参考读物。[5]该书出版后获得理论界好评，并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之后，我一直遵照张静如老师的教诲，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分析方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研究。
写作本书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理论研究的热情，另一方面来自回答社会热点问题的兴趣。2008年7月15日由中宣部理论局主办、人民网承办的《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网上座谈会在强国论坛举行。我和其他5位专家参加了网上座谈会，回答了网友提出的问题。[6]一位网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当时回答说：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定语，这个概念的中心词是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这个社会主义本身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强调什么呢？强调从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更加自觉地促进社会主义发展。中国这个国家很大，民族众多，地区差别很大，不稳定因素也很多，所以中国特别需要一种自觉的力量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科学发展。资本主义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有人说，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在美国促进它的发展，能在英国促进它的发展，能在日本促进它的发展，怎么在中国就不行呢？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国情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么多人口，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么多民族，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社会矛盾这么复杂。在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发展资本主义，那么社会矛盾就会激化，社会就会动荡，就会出现分裂，甚至出现长年的战争，无法实现和平发展，无法实现和谐发展。这就是中国最大的特色，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而社会主义就能避免这种危险。中国共产党有一套理论，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中国共产党有这些优点，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就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给我们社会带来的种种的问题。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学习资本主义的很多经验、很多管理方法，比如说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发展民主法制的经验、充分利用资本要素的经验。我们学习资本主义这些经验，并不等于我们就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等于我们就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所以，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另一位网友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声中生活了大半辈子，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有所了解，加上“特色”，对“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思始终不懂，曾经问过很多人都说不知道。“特色社会主义”的话和字没少看，可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哪里有介绍？对此我回答说：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有它的问题，存在着剥削，存在着无政府状态，造成经济危机，这种资本主义由于它的私有制和社会化生产的矛盾，必然就要走向一个新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当然共产主义社会有若干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论，中国共产党正是按照这个理论搞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当初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区别，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立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所以中国社会主义就不能够完全照搬马克思设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所以叫从中国国情出发，逐渐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还得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当时设想社会主义不发展市场经济，而是搞计划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很快地消灭私有制，还得有多种经济形式，收入差别也不能很快缩小，这都是由中国生产力比较落后，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比较悠久这样一种国情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一种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走这样一个道路，完全照搬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模式不适应中国国情，毛泽东晚年就犯了一个错误，照搬马克思的教条。如果我们不走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那有可能我们就完全被国外帝国主义所控制了，我们国家处于帝国主义控制之下，四分五裂，连年内战，我们也不能很好地发展起来，灾难非常深重。所以中国既不能照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也不能搞资本主义，我们就从中国国情出发，闯出一条新路来，这个新路是带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但是它又不是完全符合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就被我们党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它又不是完全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样。要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慢慢地，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成熟起来。
有的网友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把社会主义改为资本主义，只是个概念，有什么丢人的，老是特色特色的，还找不来个像样的理论，何必呢？”对此我回答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说法问题，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我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资本控制整个社会，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必然产生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就成为资本了，资本主义中资本要素起主要作用，社会主义不是这样，它是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控制整个社会，它能够抑制资本的力量，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看中国，它尽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也是社会主义，它也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整个的社会发展进行自觉的控制、自觉的指导，资本在中国起作用，而且起很大作用，但它绝不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简单的一个词，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不是这样的，它是社会主义，但是它也有资本在起作用，所以我觉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为什么不能让资本起第一位的控制作用呢？因为资本在中国一控制，那么中国的统一性、协调发展力量就被冲垮了，中国存在着极大的分裂势力，所以，在中国必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政治领导把全中国人民意志统一起来，把利益协调起来，实现中国的和谐发展，所以在中国不能让资本的力量成为第一控制力量。为什么说资本主义中资本的力量是第一控制力量，社会的力量不是第一控制力量呢？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的力量的基础上，通过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封建主义是一个进步，它能够使经济、生产力快速发展，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具有巨大的进步，现在来看，资本主义对美国、欧洲仍然是起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我们不能否定，就是在中国香港，资本主义也是在起这种推动经济发展、推动社会的作用，这个我们不能否定，但是对于中国内地，就不是这样。中国内地如果搞资本主义，让资本成为第一控制力量，那中国就会出现分裂，所以中国内地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由共产党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所以，这不是说我们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是有中国特色的，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区别。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概念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
网上座谈会上有位网友和我商榷，说在中国全体人民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佳诠释。当时我回答说：我觉得这种看法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呢？你说在中国全体人民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怎么叫在中国人民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呢？这怎么理解呢？这种说法还是一种资本主义，只不过说它是在全体人民领导下，我觉得这个提法是不成立的。全体人民怎么来领导？从目前来看，世界各国建立的各种政府都是有一个执政党，政党通过执政对社会进行整个的管理或者叫作领导，所以，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多数国家还是通过政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它怎么实现人民的领导呢？必须有一个途径，必须有一种体制。从目前来看，没有政党还是无法实现对社会的领导。中国是不是通过共产党来领导，实现资本主义呢？我认为也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长远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一个完全和谐的社会，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私有制，人类大同，共产党是这样一个政党，它不是一个把资本主义当作目标的党。但是，中国现在还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因为中国现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只有到了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程度，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中国目前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实现一个全面小康社会的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目前的目标。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就要从生产力方面、从文化方面、从政治方面、从社会生活方面全方面地实现小康。在实现小康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地发展生产力，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地发展民主法制，不断地改善民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非常大的主导作用，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所以我们这样一条道路并没有让资本的力量发挥第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而是我们在一定的限度内发挥资本的作用。我们同时也控制资本的作用，把它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在这些方面，我们的自觉性是很强的，也有自发性，但是自发性是在自觉性的控制下存在的，这在本质上就和资本主义是不同的。因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虽然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有了很强的自觉性，能够使国内比较稳定，但是，它把国内的矛盾转嫁到国外，转嫁到全球，加剧了全球的矛盾。所以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自发性很强的社会制度。而中国不仅在国内追求自觉性的发展，而且在全球追求自觉性的发展，追求和谐世界。我们绝不把国内的矛盾转嫁给别的国家，转嫁到国际上。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要从国内政策看，还要看全球政策。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全体人民领导的资本主义。[7]
当时的网上座谈会由于时间的限制不可能长篇大论地详细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问题。之后我也经常听到人们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感到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说清楚。作为一名理论研究工作者，思想深处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认为应该从理论上探讨和回答一些关乎中国历史发展命运的大问题。为此我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历史文献，力图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这也是我写作和主编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写作本书的动力还来自我多年对党的建设理论的研究兴趣。我曾多年担任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承担了多项课题。在党建理论研究中，我认识到，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2006年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召开了“全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会”。研讨会论文评选组从59390篇全国推荐论文，6856篇各省区市主要报刊刊登论文，372篇《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10家中央报刊刊登论文，290篇各省区市、中央各有关部门及有关单位报送推荐论文中再次评选，经报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和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审议，最后确定入选论文103篇。我和谢启辉撰写的《建设学习型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一文入选，并被收入《全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研讨会入选论文集》。
本书第九章涉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问题，是我多年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2007年5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特别委托项目“协商民主研究”立项，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同志担任课题组组长。课题组对我国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和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对比。2010年8月，该课题成果《协商民主研究》一书出版。阳安江任主编和编委会主任，我担任副主编和主要执笔人。该书旗帜鲜明地提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特征之一。协商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土壤之中，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特征。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之路，才能顺利推进中国民主建设。因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西方三权分立、多党竞争道路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战乱不已，实行协商民主基础上的选举民主是能够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又充分发扬民主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建设形式。协商民主是统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效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为协商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行提供了优越的思想、理论、政治和组织基础，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科学发展观、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群众路线和工作作风、党的统一战线等。中国优秀的和谐文化传统为中国实行协商民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倡导和谐文化建设，为协商民主奠定了坚实基础。”[8]该书提出，“在我国，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决定了协商民主基础上的选举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竞争民主是协商民主政治的补充形式”[9]。“竞争性选举民主在西方发育比较充分，但仍存在某些弊端。选举要少数服从多数，少数的意见在竞选中不能得到充分反映，少数派往往被压抑或采取极端形式的反抗，比如暴力、街头政治、罢工，甚至采取恐怖主义行动。而且，竞争选举过程需要大量成本，候选人背后需要有财团的支持，这样势必造成有利于财团利益的结果。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在竞争性民主充分发展以后兴起的，是对竞争性民主的超越，弥补其不足，是西方民主的深化和提升。”[10]“中国的民主政治形式与西方不同，西方国家是充分竞争型民主类型，表现为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在西方的民主形式里，竞争民主是选举民主的主要基础，协商民主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基础上的协商民主。而我们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充分协商基础上的民主类型，不同于西方充分竞争型民主类型。在我国，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基础，我国的协商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协商民主。”[11]非常荣幸，我在2014年参加了多次党和政府为起草关于协商民主问题重要文件而召开的专家座谈会，还参加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同志主持的全国政协讨论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问题的会议。这些经历都丰富和深化了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多次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问题。报告强调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2]因此，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是深入学习、系统理解和自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必然要求，是提高理论自觉自信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我认真学习了这些讲话，得到极大启发和鼓舞，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认识。本书是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心得体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本书是我和本课题组同志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读书笔记。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参见沈一之主编：《理论纵横·政治篇》，8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3] 《〈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组编：《〈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研究》，1~3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
[4] 参见马仲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内容》，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上），470~4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参见马仲良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1~3页，北京，同心出版社，1997。
[6] 《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网上座谈会，见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131967/131976/7670124.html，2008-07-15。
[7] 《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网上座谈会，见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131967/131976/7670124.html，2008-07-15。
[8] 阳安江主编：《协商民主研究》，6页，北京，同心出版社，2010。
[9] 同上书，4页。
[10] 同上书，4~5页。
[11] 同上书，5页。
[12]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