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作为启蒙与解放工具的新式报刊

西人在华办报客观上刺激、促进了国人自办报刊的发展。大约经历了西人在华办报的半个多世纪以后，国人渐渐熟悉了现代报刊这种新兴的事物。 “舆论之利器，不可驾于人尔”的呼声也渐渐高涨。国人自办报刊日益成熟并大量涌现，它们是以启蒙工具的身份而步入历史长河的。

清政府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与世界隔绝，人们对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知之甚少，与此同时，封建保守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士大夫们皓首穷经，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全然看不到末世的危机。甚至到了鸦片战争之后，还固守“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1]的观点，认为中国“礼义纲常之盛，甲于地球诸国”^[2]。

除了士大夫阶层对于天朝之外的事物不甚关心，中国自封建王朝建立以来的思想文化专制传统也使得下层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可谓“万马齐喑”，而老子提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3]的愚民政策则在清代末期达到了空前的体现。同时，清政府还极力阻挠用近代科学技术去启发民智，不许人们学习和掌握“机巧军械”。直到甲午战争时，制造局翻译的外国书几乎没有销路，北京的书店里连世界

地图都没有。正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人们普遍处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愚昧状态，即使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也到了枯竭的地步，腐败和同它联系在一起的愚蠢成了这个时代统治者的一大特征。

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已经到了“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的地步，中国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日趋解体，中国民众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封建王朝的大厦已摇摇欲坠。正是在这个山河飘摇的时代，觉醒的仁人志士要求变革以救亡图存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也是近代中国自有的规律性现象：每添一份灾难，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就多一份忧患，救亡图存的运动就随之走向一个新高潮。^[4]

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交织着忧患和觉醒的历史，忧患意识本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品质，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间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放在肩上的重任。面对现实，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痛感传统封建制度的腐朽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民族内在活力的压制，痛恨国人的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他们又忧患于民族危机，试图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和霸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理论宣传的方式唤醒国人对于自己民族所处境况的认识就成了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作为启蒙与解放工具的国人自办的报刊也就此进入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