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知识话语权的唤醒与突破

一、报禁的突破

在中国古代社会，从有历史记载开始，统治阶级就严格控制着社会各

个阶层的言论表达。西周厉王是较早被记录实行言论封杀政策的封建君王（ “厉王止谤”）。有记载言：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 ‘民不堪命矣！ ’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 ‘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5]秦始皇颁布了我国第一个禁止言论的法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6]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采用丞相李斯的意见，下令将《秦纪》以外的史书全部上交焚毁，禁止人们谈论《诗经》 《尚书》等。如果有人谈论，立即于闹市中处死示众。此后历朝历代都有禁止言论的法令。东汉有太学生议论朝政，抨击和批判外戚和阉宦引发的党锢之祸，此外，在汉代的法律规范当中，统治者为了防止士民谈论国事，三人以上“无故聚饮”也被认为是一种犯罪，须科以罚金。^[7]

传统中国除了言禁之外，还有报禁。北宋末年出现了小报，其内容是秘密传播的宫廷或者官员的消息，因此小报从诞生开始，就成为统治者坚决打击的对象，对小报斥以“撰造浮言” “肆毁时政”，并且采用各种手段惩罚出版小报的人以达到禁绝小报的目的。据记载，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皇帝亲下诏令，命令开封府捉拿小报发行人， “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后来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又有相似禁令，当时“令开封府立赏一百贯，许人告捕”，南宋以后，国势渐颓，因而社会控制力减弱，当时小报的数量大增，朝廷对其打击的禁令也更为严厉。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重申对小报发行人的惩罚，对他们“当重决配”，后来还加上“编管五百里”，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重申前令，并表示“断罪追

赏，务在必行”^[8]。元、明、清等朝也一直延续这种政策^[9]， “虽然16世纪中叶，明朝的封建统治者曾有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的命令，让民间翻印一部分邸报的稿件并公开发售，但是地域限于京城，内容和消息来源也受到极大限制，民办报纸基本没有出版的机会”^[10]。对此，戈公振曾说： “秦得天下，民议其政者有诛，民相偶语者有禁；君与民隔，何啻千里？汉法稍疏，故三老尚得干预朝政，而有进言于皇帝者。然孔光于温室之树，尚不敢言其数，其他可知；其朝政之秘密，亦可知矣。 … …故邸报之所得而传录者，仅在习闻习见之事，至于机要大事，则付缺如。专制之下，言禁必严势也！ ”^[11]

清代的言论禁锢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严酷的，自清军入关，经顺、康、雍、乾四朝，厉行不辍。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主权已经不完整，外报在华逐渐形成网络，但是清政府对自己的臣民还没有放弃控制的政策。虽然有些中国人利用各种空隙也办了一些报刊（如《汇报》 《广报》 《述报》《汉报》等），但多是旋起旋灭，步履维艰。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虽然在思想和业务上都很先进，为当时开明士人所看重，但是仍然没有产生广泛、深入的全国性影响，也没有成为全国舆论的中心。”^[12]

在统治者对于民间办报的行为实行严厉禁止政策的大背景下， 《万国公报》 《中外纪闻》 《强学报》等一系列维新报刊的创办可谓开先河之举。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于1895年8月17日创办了《万国公报》，之后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有了强学会的支持，康有为把《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

纪闻》，1895年12月16日正式出版，在北京强学会初具规模的时候，康有为又在上海着手创办了上海强学会，继而又创办了其机关刊物《强学报》。

由于康有为力倡的办报活动目的在于宣传变法、推行新政，清政府尤其是主张革命与新政的洋务派对维新派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如张之洞、王文韶、刘坤一曾经“各捐五千金”给强学会，张之洞的儿子张权、亲信杨锐都加入强学会，康有为在上海筹办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时，张之洞为上海强学会拨款1 500两白银作为创会经费，并派亲信幕僚梁鼎芬等人协助筹办各项事务，随后为《上海强学会序》署名。

但是随着封建保守势力强势反扑， 《强学报》出刊三期即夭折，强学会也被迫解散。维新派并没有受挫而止步不前，而是在康有为等人的一同努力下，继续在全国各地宣传维新思想。就在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张之洞的亲信汪康年在1896年8月创办了《时务报》 （旬刊），由梁启超担任主笔，因言论大胆、文笔流畅、思想新颖等特点在海内外风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一系列批判保守势力、鼓吹新法、变法图强的政论文章，如《变法通议》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对于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康、梁的办报获得了清廷最高统治者的默许，其后仿效者尤甚，实质上突破了清廷的报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