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列宁学”对马克思与列宁关系的分析
西方“列宁学”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它是西方学者基于资产阶级的立场而对列宁及列宁主义的研究，与之相对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列宁的研究（东方列宁学）。受阶级立场的影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西方“列宁学”专长于攻击列宁主义，制造马克思与列宁思想的对立。
一、列宁主义“思想来源”的非马克思主义
西方“列宁学”家否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继承者，他们根据列宁的生活轨迹、思想著作、革命实践重新寻找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源，正如洛弗尔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方案无可辩驳地是列宁主义的一个来源，但它不是唯一来源。”[1]
第一种观点认为，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意党人。一些西方“列宁学”者质疑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对列宁早期思想的过高估计，质疑列宁在十几岁时就已经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已经成为《资本论》的卓越读者和社会民主党小组的组织者。他们认为，年轻的列宁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的影响极大，正是在该小说的推动下，列宁才同宗教决裂而走上革命道路，并将小说中塑造的英雄亚历山大视为自己的偶像。有的西方“列宁学”家更是极端地指出，列宁既厌恶欧洲文化也厌恶俄国文化，他既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和拜伦等人的作品，也对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英国的逻辑学、德国的批判哲学一无所知，他所崇拜的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统的民粹主义小说[2]。另一些西方“列宁学”家则认为列宁深受民意党人思想的影响，他并没有像正统传记作家所说的那样，在其哥哥被绞死后，就已与民意党人决裂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相反，列宁一直与民意党人的秘密小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列宁主义是他用民粹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的产物。科拉科夫斯基算是此类观点中比较温和的支持者，但他还是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列宁在青年时代受到过恐怖主义形式的民粹主义传统的强烈影响，直到1899年左右，列宁才成为像普列汉诺夫那样的“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者，1899—1902年，他才最后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变种，但即使这时他的民粹主义传统在某些方面依然是显而易见的[3]。
第二种观点认为，列宁主义来源于特卡乔夫主义和涅恰耶夫主义。彼得·特卡乔夫是俄国19世纪六七十年代民粹派的革命理论家之一，主张通过密谋的暴力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在贝特兰·沃尔夫看来，作为列宁的原型和先驱者的特卡乔夫很早就指出，社会主义理想是同人民格格不入的，这一理想是属于少数革命者的社会哲学，而列宁与之精神相同，只是用“无产阶级”这个词取代“人民”[4]。西方“列宁学”家认为，与特卡乔夫同时期的俄国革命者涅恰耶夫对列宁的思想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涅恰耶夫极力鼓吹恐怖主义，其代表作《革命者教义问答》被称为“恐怖主义的圣经”。对此，罗伯特·佩恩指出：列宁读过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并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它的所有基本观点是列宁政治活动的指导原则，像涅恰耶夫一样，列宁更加关心的事情是毁灭而不是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像涅恰耶夫一样，列宁也决心把所有的国家政权都交给一小撮专心致志的革命家领导下的产业工人，并把其他所有的阶级消灭掉[5]。佩恩的论证方式是通过简单类比，然后得出结论，具体是：涅恰耶夫主张通过不择手段的恐怖主义来实现无政府主义社会，而列宁主张用暴力革命来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所以涅恰耶夫是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源。
第三种观点认为，西方“列宁学”家承认列宁部分地受马克思、恩格斯和费多谢耶夫、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在波索尼看来：“几乎每一个俄国革命者都受惠于马克思，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马克思的真正信徒，因为俄国条件同马克思的学说是无关的。”[6]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列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主要来源于费多谢耶夫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他甚至认为列宁早期的重要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照抄了费多谢耶夫的著作。波索尼还将普列汉诺夫视作对列宁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指出：尽管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实质上是对密谋和密谋组织的批判，但却使列宁熟悉了俄国革命传统的思想和布朗基这个热衷于直接行动的法国布道者的思想。这样，早在列宁开始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著作之前，他就通过了主要的和次要的理论来源，熟悉了俄国革命思想，学会了关于密谋和组织的技术[7]。洛弗尔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普列汉诺夫以及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对列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联最终走向政治独裁，与普列汉诺夫的极权主义主张不无关系[8]。在列宁主义的形成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上，埃斯特·金斯顿曼（Esther Kingston-Mann）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和思想假说非常深远地规定和限制了列宁对农民问题的理解。“像马克思一样，列宁将‘农民阶级的辩护者’视为小资产阶级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抽象的道德关注只能掩饰阶级斗争的真实性。”[9]受马克思的影响，金斯顿曼认为，1905年之前的列宁基本忽视农民的革命性，她指出：“苏联的学者试图在列宁早期著作中每一处提及农民的地方发现列宁认识到了工农联盟的必要。但实际上，列宁很少在这段时间探讨农民政治战略的问题。因为他确定农民阶级正在被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所摧毁，所以他对农民爆发革命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不抱任何希望。”[10]直到1905后，列宁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才真正认识到联合农民革命的必要性。
二、列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对立
西方“列宁学”家大多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颇有微词，与柯尔施一样，他们批判列宁赋予哲学的党性原则。麦克莱伦指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哲学上的论证，而在于他认为，从实际政治出发，唯一的哲学就是有益于无产阶级的。他认为，马赫主义这类当代哲学倾向，从党的工作的立场来看，是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党的实际工作才是头等重要的。”[11]也就是说，哲学的评价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否有利于党的工作的开展。科拉科夫斯基也批评列宁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哲学的党性这个术语：第一，就像恩格斯所规定的那样，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不可能存在着中间立场，那些声称已经超越了这两种立场的哲学家都只能是虚伪的唯心主义者；第二，党性原则对列宁来说意味着哲学理论在阶级斗争中不是中立的，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2]。显然，第二种党性原则与麦克莱伦的观点相同，即认为哲学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
西方“列宁学”家认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恩格斯哲学著作的简写本，受马克思的影响较小，甚至将其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对立起来。麦克莱伦认为：“列宁这本书只不过是恩格斯晚期经常被人引用的著作中某些论点的简单转述而已。（只有四处引证了马克思，其中没有一处是有关主要论点的。）一般说来，列宁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观点。”[13]贝特兰·沃尔夫也指出：“奇怪的是，尽管《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多次提及马克思的名字，但是它只从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中引用了三句话。可以肯定，恩格斯那些比较专业化的著作《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尽管不属于基本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然而对于列宁的直接目的来说，却更具有系统性与适应性。列宁这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忽视也表明了他的正统性是有限的，就像基督神学家总是引用保罗的话，而不去引用基督的话一样。”[14]与麦克莱伦和沃尔夫相同，罗伯特·佩恩也指出，列宁求助于恩格斯，而很少把马克思作为引证的权威。按照西方“列宁学”家的论证逻辑，因为列宁受恩格斯的影响很大，《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继承了恩格斯的“形而上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有自己的运动形式和规律；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人化自然”思想表明，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中，自然界因为没有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而没有辩证法，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存在对立。
在西方“列宁学”家看来，通过探查列宁接近黑格尔辩证法的限度可以发现列宁是否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他们认为，基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紧密关系和列宁对黑格尔的背离，列宁背离了马克思。具体表现在：
第一，伊林·费切尔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中指出，列宁混淆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自然的发展过程之间的基本差别，认为他的这种朴素的认识论不仅极度偏离了马克思原来的思想，极度偏离了黑格尔，甚至还落后于康德的批判立场。原因在于，“自然界总是只有一部分、并且只有它的因果结构能够被我们所理解；而我们所创造的文化（以及在其中反映的社会历史现实），按照马克思的基于黑格尔遗产的信念，随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产生，我们能够掌握其总体，同时我们能够理解其意义。这样掌握现实的总体并理解其意义的能力，事实上只是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对列宁来说，认识过程虽然是‘向绝对真理的逐步接近’，但是人们永远也不能掌握这一真理的总体——这事实上只符合自然科学的状况。于是对总体过程的充分理解被对真理的无止境的接近过程所取代”[15]。
第二，西方“列宁学”家认为，尽管列宁非常强调意识的因素，但不能辩证地解释无产阶级意识向集体行动的转变，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费切尔认为，列宁所理解的革命集体行动，不是所有工人的完全有意识的共同行动，而是在党的精英分子领导下产生的行动。革命的有意识创始者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他们的党员代表。换言之，马克思设想先进分子只需要在无产阶级当中播下觉悟的火种，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地位的历史意义，从而让他们自己开始革命实践，而列宁则主张建立长期存在的领导组织，来领导还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群众[16]，形成了所谓“外部灌输”的理论。在费切尔看来，如果决定历史变革的主体不再是无产阶级本身，而是党，那么社会历史总体就不能像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力求达到自我意识，并从自我意识走向革命实践的总体。相反，像在第二国际思想家们那里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被理解为一种关于客体而不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科学[17]。因此，按照西方“列宁学”家的观点，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立就从认识论领域转到了历史观领域。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将革命看作意志和权力的产物，不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将经济条件看作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据此，他们否定俄国的十月革命，如阿夫托尔汉诺夫质疑俄国官方所说的“十月革命不是一党的革命，而是整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革命”，他认为十月革命仍然是少数人的革命，因为1917年俄罗斯工业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帝国总人口的2.5％；罗伯特·丹尼尔斯也指出，俄国革命不是马克思所期望的革命[18]。
三、列宁的新型政党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列宁的新型政党学说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的根本保证，西方“列宁学”家则反对这一主张，指责其用党代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使命，“列宁最伟大的创造就是用党的组织来代替政治活动”[19]。西方“列宁学”家的指责非常类似于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卡利尼科斯对改良主义的批评。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中，卡利尼科斯批判改良主义传统将社会主义视为某种“自上而下”的事物，社会变革通过代表工人利益的一小部分进步分子来实现。大多数工人阶级被认为扮演着纯粹消极的角色，在其他人为他们改变社会时，他们只是观望和投票。对此，卡利尼科斯说：“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组织是相一致的。工人不断被告知——在学校里、电视上、新闻中——他们是不能胜任的。唯一有资格管理社会的人是这些专家——管理者、公务员、政治家、工会领导者。”[20]
按照卡利尼科斯的观点，“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路线代表着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革命思想，它给工人阶级以充分的信任，并且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解放他们自己，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们完成解放事业。工人阶级拥有改变世界的能量，这源于资本主义为攫取利润所采取的生产组织方式。卡利尼科斯指出：“资本主义将工人聚合在大的单位中：工厂、矿山、办公室、医院、铁路系统。在这些单位中，我们的劳动力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制造一张桌子是一个人的工作，也可能是两个人的工作。今天，一家家具公司可能使用20个工人的劳动力生产一张桌子——从砍倒树木的林业工，经过设计师和工匠，再到喷漆抛光部门，以及最后的销售员，而一张桌子只是一件相当普通的产品。如果要制造一辆车或飞机，需要生产数以百计的零部件，那么，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劳作，大规模地在一起协作。”[21]资本主义以集体的形式组织和剥削工人，而这种形式实际上赋予了工人巨大的集体性力量，让他们能够控制工厂、医院、学校、运输系统等，因为被用来经营一家工厂的集体力量也可以被用来停止那家工厂，以及可以被用来为了工人自身的利益而运转。西方“列宁学”家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和革命使命。
在西方“列宁学”家看来，《怎么办？》一书的出版表明列宁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决裂，表明他开始转向“政党取代论”，而不是等待无产阶级发展成熟后再革命。其中，克拉克西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出，“列宁在发表《怎么办？》之前，基本上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列宁过去相信：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中，而且，只有在工人阶级具备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条件下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怎么办？》却完全推翻了这些命题，列宁在这部著作中从欧洲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规定为‘为工人阶级服务的雅各宾党’”[22]。西方“列宁学”家对列宁政党学说的指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的西方“列宁学”家批评列宁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转移到了知识分子身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赋予无产阶级，但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如果没有由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无法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意识，也就无法承担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西方“列宁学”家克拉克西对此进一步引申解读为：“‘从外部带来正确意识的人’是知识分子。所以，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任务，便落在知识分子肩上。倘若以上述前提为依据，那么，显然革命的主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由专门从事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先进集团……于是，建立社会主义这一本应由工人阶级来承担的历史使命，便成为优秀分子（这些优秀分子是从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人中选拨出来的）所关心、承担和领导的事业。”[23]换言之，起着革命启蒙作用的知识分子取代工人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工人沦为被动的客体。
第二，有些“列宁学”家将列宁的“灌输论”解读为“用党取代工人阶级”。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以及它们的各种起源、发展和瓦解》中提出：“列宁的党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并非无产阶级同意它代表自己，而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按照这种解释，工人阶级的经验意识显然是一种需要加以克服的障碍和不成熟的状态，而决不是一种理论的源泉。这个党除了在实践中需要真正的工人阶级支持以外，是完全独立于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关于党的领导权的教条确凿无疑地意味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可以而且必须被‘取代’——但不是被知识分子而是被党所取代。”科拉科夫斯基的这段话意味着：一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上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它赋予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并负责对工人阶级进行启蒙和鼓动；二是除了在行动上依靠工人阶级外，党在政治上完全取代了工人阶级；三是不同于克拉克西，科拉科夫斯基用“党”取代了“知识分子”，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批判工人阶级的“被取代”和“被代表”。
第三，有的西方“列宁学”家认为，在列宁的政党学说中，党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它变成了精英统治层，甚至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艾朗·毕珊科就认为，列宁的政党只是在思想上领导工人阶级，不是其利益的全权代表，他评判说：“党的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党具有完美无缺的认识，就是断言这种完美无缺的认识已经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真谛。这个党不代表工人阶级，只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因为工人阶级由于自己的天性而不能领悟自己的意愿，党的中央委员会不代表党员群众，只代表党员所不能充分体会的社会利益，甚至列宁自己也不对党或工人阶级负责，他只对社会主义思想负责，是完全领悟这种思想的唯一的人。”[24]原美国共产党党员贝特兰·沃尔夫比毕珊科更犀利地指出，如果在列宁从前的思想中暗含着少数无产阶级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实行专政的含义的话，那么在《怎么办？》中就潜伏着党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含义了[25]。所以，在沃尔夫看来，列宁的政党只是在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实际上是想充当无产阶级的统治者。
第四，反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沃尔夫在《三个制造了一场革命的人：传记史》中对民主集中制的缘由做了阐述，他指出：“列宁在他的反对派的攻击下，在巨大的和不可抑制的群众行动的影响下，被迫把自己的学说由赤裸裸的集中主义修正为较为含糊其词的‘民主集中制’。然而，在我们力求理解列宁掌权后的俄国时，在我们考察共产国际的形成时，我们必须记住列宁的这种片面的概念，因为它带来了一个独裁主义的党并由此建立了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也就是说，沃尔夫将民主集中制看作独裁的幌子。在《列宁和二十世纪》中他又指出，对列宁来说，“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把所有的活动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他通向没有国家和政党的乌托邦道路”[26]。换言之，列宁用党取代无产阶级，然后再用党组织取代党，再用中央委员会取代党组织，最终目的是自己代替中央委员会。在西方“列宁学”家看来，这一系列的取代背后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无产阶级、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的不信任，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失去了信心。
除了上述四点之外，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指出，在马克思的时代，理智的主要作用是理解支配人的行为的客观规律，而到了列宁的时代，理智的主要作用则是重新塑造社会以及用有意识的行动组织社会中的人，基于此，二者对阶级概念和意识形态的理解就存在根本不同。“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阶级’尽管没有精确的定义，总的说来仍然是留待经济分析来加以确定的一个客观概念。在列宁的著作里，着重点便从‘阶级’移到了‘党’，党构成阶级的先锋，并且是对它灌输阶级意识的必要因素。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意识形态’是个消极术语——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虚假意识的产物。在列宁的著作里，‘意识形态’则成为中性的或者积极的了——它是一群有阶级觉悟的优秀领导人播植在可能会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之中的一种信仰。阶级意识的改造不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而是一项必须担负起来的工作。”[27]沃尔夫则认为，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问题是列宁政党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核心问题，不同于列宁，马克思没有赋予党领导工人由自发性走向自觉性的使命，他指出：“在马克思那里，自发性与自觉性是相互协调的，因为尽管马克思有自己的自觉性理论，但是他相信历史经验将会成为把无产阶级带入‘自觉性’斗争进程的中间环节，然而对列宁来说，自发性和自觉性却是对立的。他的党不去表达无产阶级的意识，却把这个意识作为自己永远正确的财富霸占起来，认为它只能从外部注射和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28]
四、列宁的国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对立
一些西方“列宁学”家认为，列宁的国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也存在对立。他们的论证逻辑是：列宁的国家学说来源于恩格斯，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与马克思对立，所以，列宁的国家学说与马克思也必然存在对立。正如洛弗尔所指出的：“无疑，列宁关于国家的看法主要来源于恩格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解释。恩格斯的理论强调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镇压，这能满足布尔什维克党的需要。”[29]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如下几点来分析：
第一，一些西方“列宁学”家批评列宁片面地将马克思的个别词句用于俄国革命，将巴黎公社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模板。斯坦利·佩奇（Stanley Page）在《列宁和世界革命》一书中说，列宁从马克思在一封不打算用于发表因而肯定没有细心地检查其准确性的信中所唯一提及的“人民”两个字里，推断说马克思指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从马克思用来指1848—1850年在法国和1871年在巴黎发生的事件而唯一提及的“大陆”这两个字中，列宁不仅认为它指的是法国或者巴黎，而且推断出它还是指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包括东欧和俄国。列宁把这两种推断加起来，找到了一种途径证明马克思主义批准他在俄国用暴力夺取政权，并在无产阶级与支持他们的农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革命政府[30]。
第二，一些西方“列宁学”家指责列宁抛弃了马克思的观点，将国家引向了农民的对立面，最终走向了非正义。费希尔就批判说，列宁解救了马克思之后却把马克思来了个颠倒，因为他表明，共产党人能够在如下一种国家里战胜农民：在那里，农民贫穷、分散，但又占人口多数；工人阶级软弱无力；工业落后；教会是政府出卖灵魂的工具；民主萎靡不振；国家机构遭到破坏——总而言之，在那里是由一个有侵略性的和有明确目的的政治派别夺取了国家政权，这种夺取政权可能表现为一种轻而易举的、然而又是具有决定性的行动，这种行动带有令人极其痛苦的后果，即进行大规模的镇压[31]。
第三，一些西方“列宁学”家指出列宁与马克思在国家的存亡问题上存在分歧。捷克著名的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在《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中指出：“按列宁的观点，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并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在生产资料普遍社会化之后，在阶级社会被铲除后，国家将很快消亡，而它将作为一个新型的国家存在于整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之中。”锡克继续论证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说过国家只有到最高发展阶段才被消除，但他却把国家消亡与剥削者压迫被铲除相联系，也就是同第一阶段的开始相联系。与马克思不同，“列宁企图把国家的存在一直延续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开始时这个很长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剥削者早在头几十年就不存在了”。锡克还敏锐地观察到，废除“资产阶级专政”后建立的无产阶级国家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中积极的因素，此外，它不仅对资产阶级实施专政，也将劳动人民作为镇压对象，而与此同时没有制定出防止权力职能被滥用的制度。所以，锡克会说：“在马克思的国家观点与列宁的国家观点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仅是时间上的而且是内容上的差别。”[32]
在对马克思国家学说与列宁国家学说的关系问题上，戴维·洛弗尔的分析更具代表性。他指出，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视为马克思学说的真正本质，而专政是无产阶级实现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的历史具体表达，并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着清晰的阐述，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列举专政的形式。洛弗尔批评列宁滥用专政而取消民主，他指出：“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将国家描绘为从根本上看是统治阶级的强制工具。议会的功能几乎被取消，在列宁的国家观中没有给人们之间的共识留下空间。如果要掌握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取消军队。然后它还需要这一权力——‘中央集权的军队组织，一种暴力组织’，以粉碎剥削阶级的反抗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但是，无产阶级只是暂时地需要国家权力，阶级消失或者不会再给无产阶级构成威胁后，国家将消失。国家的持续存在是阶级斗争状况的一个标志，在其中“正式的”民主没有空间。”[33]按照洛弗尔的观点，列宁将国家视为权宜之计，它最终会消亡，它存在的目的在于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扑，没有民主和自由是合情合理的。这从列宁对反对派的态度上可以得到印证，洛弗尔指出：“列宁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对反对派的敌视，在列宁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中可以发现其完善的表述。对列宁来说，专政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和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或政党的）的统治。”[34]列宁划定的反对派范围非常广泛，任何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都被划为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甚至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异见分子。洛弗尔认为，列宁歪曲了马克思方案中“专政”的意义，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是他所特有的，更多是来源于他对“反对派”的一般看法，而不是对马克思的忠诚。
注释
[1]LOVELL D.From Marx to Lenin：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96.
[2]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78.
[3]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79.
[4]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84.
[5]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85.
[6]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91.
[7]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90-91.
[8]LOVELL D.From Marx to Lenin：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61.
[9]KINGSTON-MANN E.Lenin and the problem of marxist peasant r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45.
[10]KINGSTON-MANN E.Lenin and the problem of marxist peasant r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46.
[11]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5.
[12]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99.
[13]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6.
[14]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07.
[15]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15.
[16]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17.
[17]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18.
[18]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20-121.
[19]路易斯·费希尔.列宁的一生.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849.
[20]CALLINICOS A.The revolutionary road to socialism.London：Socialist Workers Party，1986：33.
[21]CALLINICOS A.The revolutionary road to socialism.London：Socialist Workers party，1986：34.
[22]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34.
[23]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24-125.
[24]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31.
[25]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27.
[26]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32.
[27]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51.
[28]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35-136.
[29]LOVELL D.From Marx to Lenin：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87.
[30]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60.
[31]路易斯·费希尔.列宁的一生.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791.
[32]奥塔·锡克.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现代工业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11-322.
[33]LOVELL D.From Marx to Lenin：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73.
[34]LOVELL D.From Marx to Lenin：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