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与列宁关系的探讨

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正值列宁主义的理论发展和俄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如火如荼之时，针对后者表现出的教条主义倾向，它主张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突出其与列宁主义的对立。所以，也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为质疑列宁主义而构建的一套哲学理论体系。

与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尖锐批判列宁的思想不同，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对列宁的哲学思想有诸多褒扬之处，肯定了列宁对马克思思想的坚持与发展。具体体现在：第一，列宁强调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视作“自然史的过程”。施密特指出，列宁在其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极重要意义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研究方法的“自然史”性质及其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关系^[1]：与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一样，马克思也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第二，列宁对物质含义的界定符合马克思的观点。在施密特看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阐述的“物质是在一切意识之外并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这个认识论定义，完全和青年马克思已在《神圣家族》中从社会劳动的观点给物质所作的规定相一致”^[2]。第三，列宁发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认识论性质。施密特指出，“列宁早在卢卡奇之前，就已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哲学内容问题，强调了黑格尔的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认识论的性质，这一点历来的研究文献都没有充分注意到”^[3]，他援引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的论点“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予以佐证。第四，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提出了实践检验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4]

当然，施密特也看到了列宁的反映论与马克思的认识论存在的对立，相比于后者的辩证性，前者过于强调物质的独立性，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诚如施密特所指出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片面地摹写实在论方法，强调物质存在对于意识的独立性^[5]。

但是，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列宁无疑与马克思的思想存在使徒关系，有着相似之处，这一点柯尔施并不否认。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他称马克思和列宁都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们都主张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实践，“这些远大目标不能在一种虚无缥缈的梦幻般的精神世界里通过纯思维或者通过某种自我满足的想象力实现。它们只能在人世间世俗的具体社会生活的现实中，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人世间世俗的活动而实现”^[6]。更典型的表现体现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有关章节的批判性评价和详尽阐述，柯尔施指出：“在高度集中的20页里，列宁讨论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有关问题，民主和专政的不同形式，以及通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逐渐形成而对旧的民主和专政的抛弃……列宁在这方面所说的一切都相当明确地显示出对马克思1875年在关于哥达纲领的信件中就这些问题第一次展开的基本见解的连贯发展。”^[7]而且，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以现实的实践体现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唯物主义原则，诚如柯尔施所言：“它是马克思在他的全部著作——但决定性地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为之战斗和工作的这个原则在理论上的实现。”^[8]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的视野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与列宁的对立。第一，列宁所持的基本哲学倾向正是马克思所反对的。柯尔施指出：“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他并不是根据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论内容和哲学内容来判断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犯了马克思所说‘德国实践派’所犯的那样的错误。”^[9]柯尔施批评列宁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来判断哲学问题，不论是否合乎推理，只要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有利就是理应坚持的哲学，同样，只要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就是错误的哲学。对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各种唯心主义派别，列宁不是在理论上回击和驳斥他们，而是把这些错误倾向看作从党的工作的角度（实践）看来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对于唯物主义哲学，列宁也并不关心其在理论上是否正确，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在实践上能否应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第二，列宁强调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方面，而忽视了“辩证法”。柯尔施认为，这一点也是列宁实用主义哲学倾向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表现，在列宁那里，基于整个思想气候的变化而不是哲学的考虑，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时必须强调唯物主义以反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流行倾向，而不是强调辩证法。对此的例证是，“列宁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做这样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10]。柯尔施认为，列宁错误地将这一唯物主义颠倒理解为用物质的绝对取代精神的绝对，这使得其没有真正脱离黑格尔的立场。因为缺乏辩证法的因素，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走向了形而上学。第三，列宁在认识论上也表现出不同于马克思的非辩证性和抽象性。这可以通过三点揭示出来：其一，列宁及其追随者们片面地把辩证法转移到了自然和历史等客体上，把认识仅仅描绘为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被动反映，如此一来，他们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必然的结果，也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11]。其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详尽阐述过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但列宁及其追随者们以倒退的形式修正了它，即用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更狭义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取代它。其三，列宁及其追随者们“把认识说成是一种根本协调的进化过程，一种趋向绝对真理的无线上升。他们对革命运动内部理论和实践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论述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退回到发现真理的纯理论与把这些吃力发现的真理运用于现实的纯实践的完全抽象的对立”^[12]。

在众多阐述马列关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一书中，他对涵盖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倾向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剖析，分析了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现实的关系。他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的理论在苏联政策的形成和实行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布尔什维克党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起来的，而斯大林主义对苏联社会的重建，则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列宁主义乃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解释。”^[13]所以，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既包括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原来学说”的继承，更包括在国内外环境的压力下，二者对马克思理论的改造和发展^[14]。具体而言：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作用。马尔库塞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是完成向文明的更高阶段过渡的唯一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愿直接决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但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合作取代阶级斗争成为主流，这对传统马克思的观点构成了挑战。对此，马尔库塞指出：“在阶级意识的程度、‘工人贵族’的数量和分量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承认无产阶级内部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损害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唯一执行者的身份。如果这个阶级不存在，就是说，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存在了。”^[15]因此，对于列宁主义而言，需要在坚持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力的前提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新的解释。马尔库塞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列宁主义通过两种策略解释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一是试图把农民纳入马克思的理论与策略的轨道，二是试图重新确定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和革命发展的前景。实际上，这两个策略是密切相连的，在垄断时代，经济、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帝国主义体系中防御最完备的地方，最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方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层发育不全，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所以，要想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走工农联合的道路。在马尔库塞看来，随着“外部灌输论”的形成，列宁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他论证说：“列宁借以表明无产阶级概念的革命先锋队的策略，已远不只是经典的马克思的概念的一种重新阐释；他的反对‘经济主义’和群众活动自发论的斗争，他的关于阶级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的名言，预示了后来事实上无产阶级由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了革命过程的客体。”^[16]

第二，在十月革命的性质认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略问题上，列宁并没有完全脱离马克思的思想。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重要分歧在于“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马尔库塞则认为，尽管列宁由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胜的可能性，但“列宁保留了马克思的结论，即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充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爆发的结果，甚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也没有使他放弃这一信念”^[17]。最典型的例证是，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性质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一直迟疑不决，在1919年以前他仍将十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并坚持认为，俄国革命必须得到德国革命的援救。这表明列宁在沿着马克思提供的思路和方法审视其领导的俄国革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影响，即社会主义要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前提，在工业化、劳动生产率和工人素质方面都要有充分的发展，列宁认识到，没有完全工业化和合理化的经济，就不能有社会主义，没有物质、经济、生产方面的“前阶”准备，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所以，要不惜代价地推进工业化，因而导致一系列的非常手段和举措。

第三，在辩证法问题上，在列宁的诱导下，苏联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具有决定论的倾向，但是列宁主义在具体革命实践中从强调决定论转向了唯意志论，这从“列宁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入’和他的集中的权威党的概念”^[18]中可以发现论据。单纯的决定论是存在弱点的，表现在：“主观因素的客观化是以牺牲它的革命内容和意图为代价的：无产阶级——连同整个社会——在客观规律的支配下向着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也在同样的规律支配下发挥作用。”^[19]也就是说，决定论在某些情况下束缚了革命者的手脚。具体到20世纪初，辩证法中的主观因素压倒客观因素和规律，是由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俄国革命不管是从工人基础来看还是从生产力条件的准备来看都不属于“成熟的革命”，在进入建设时期后，又面临内忧外患，扫清革命和建设的障碍迫切需要发挥党和领导者的个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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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6.

[2]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0.

[3]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17.

[4]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

[5]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20.

[6]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13.

[7]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04-105.

[8]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05.

[9]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79.

[10]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81.

[11]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82.

[12]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83.

[13]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14]按照对马尔库塞观点的解读，这里的“改造和发展”既包括与时俱进的积极发展，也有歪曲的意思。

[15]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5.

[16]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7.

[17]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5.

[18]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2.

[19]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