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证分析
用实证方法讨论鸦片、洋布洋纱输入问题，现有的数据资料主要为两部分，一是鸦片输入的有关数据，二是洋布洋纱进口的有关数据。
鸦片输入的有关数据，大多按总输入量、报关进口量和走私输入量划分为三类。报关进口量是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后，自1860年开始有的对进口鸦片报关数量的海关统计。另外，1865—1900年海关统计另列有从鸦片产地运进香港的鸦片数量。从1901年海关统计不再列明香港每年鸦片到货数量。经核对，历年鸦片的香港入口量高于全国各港报关进口量，这就为确定走私输入量找到了资料依据。于是，学术界通常用香港入口量代替总输入量。有人又估算，香港本地消费和复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鸦片数量为平均每年2000担[9]。由此有，走私输入量=香港入口量-报关进口量-2000担。从“香港入口量-报关进口量”这个公式得到的走私输入量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没有香港入口量，很难计算出走私输入量。
洋布洋纱进口的有关数据，可根据当时的海关统计查到。在一些常见文献资料中，所引用的这方面数据，基本上无差异[10]。
（一）19世纪60—90年代鸦片输入
鸦片输入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是走私输入，之后，允许报关进口，但走私输入并没有绝迹。事实上，合法进口和非法输入同时存在。为便于研究，本文设定相关概念如下：报关量表示合法进口，走私量表示非法输入，合计量表示报关量和走私量的合计。
图1 合计量、报关量、走私量
19世纪60—90年代鸦片输入的趋势，见图1[11]。其中，报关量为上升趋势，走私量为下降趋势，因走私量下降趋势强于报关量上升趋势（系数-3159.5的绝对值大于系数1082.5），所以合计量为下降趋势（系数-2077为-3159.5与1082.5之差）。直观感觉，走私量在合计量中占主导地位才会出现二者同步变动。然而，下页图2显示出，同时期走私量占合计量比重却是下降趋势（系数-0.0355）。这必定另有原因。当拐点在图2和图1明显出现在1886年以后时，可以考虑与关税有关。
图2 走私量占合计量比重
走私量只能靠推测[12]。本文认同前面提到的估算方法，改用笔者设定的概念，即走私量=香港入口量-香港留用量-全国各港报关量。可见，合计量=报关量+走私量=香港入口量-香港留用量。鸦片的品种不同价格也不同，理论上可以用报关价值量和报关实物量得到平均价格。
走私量数据要通过报关量数据才能得到，因而必须先根据报关量数据估算历年鸦片价格的平均数。表1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得到，鸦片平均价格为420.09关两/担。
表1 五年平均报关量、价值、价格和总时段平均价格
资料来源：以严中平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8页的1870—1894年五年平均鸦片报关值数据和朱庆葆等著《鸦片与近代中国》第104页的1895—1899年鸦片报关量、值数数据做出综合统计。
为与洋布进口值相对应分析问题，本文把具体研究时段选定在1868—1897年。表2是利用表1的统计结果而得到的五年平均合计值。由此又得到，历年年均合计值为35089666关两。
表2 五年平均合计量和合计值
注：合计值=合计量×420.09关两/担。
图3是表1中各统计量的趋势。报关量，在1870年代前期有所上升，在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基本上变动不大，在90年代后期明显下降。报关值，在1870年代前期有所上升，在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基本上变动不大。鸦片五年平均价格，在18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基本与年平均价格（图3中以虚线表示的趋势线）吻合，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低于年平均价格，在90年代后期高于年平均价格。其中，在1890年代后期，价格上升和报关量下降同时存在。图4是表2中合计量和合计值的趋势。虽然都是下降趋势，但合计值的下降明显小于合计量的下降。这是因为，合计值由平均价格420.09关两/担这一不变量计算出来。
图3 报关量、价值、价格
图4 合计量、合计值
（二）19世纪60—90年代洋布洋纱进口
现实中，洋布进口和洋纱进口有一定关系，而洋纱进口又与洋棉进口有一定关系。表3列出19世纪60—90年代洋布、洋纱和洋棉的有关数据，其中，总量趋势、总值趋势和价格趋势分别由下页图5、图6、图7显示出来，洋布、洋纱和洋棉的需求价格弹性由下页图8显示出来。
表3 19世纪60—90年代洋布、洋纱、洋棉进口有关数据
注：E表示需求价格弹性。a为百万匹，b为百万关两，c为关两/匹，d为百万担，f为关两/担。价格=总值/总量，为平均价格。表3中E的数值是需求价格弹性的系数，经济学规定，系数小于1，为缺乏弹性；系数大于1，为富有弹性。
资料来源：洋布、洋纱的总量和总值据姚贤镐著《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册第1368页，洋棉的总量和价格据此书第2册第1249页。
图5 总量变动比较
图6 总值变动比较
图7 价格变动比较
图8 需求价格弹性比较
图5说明，洋布进口量在189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洋纱进口量始终为上升趋势，洋棉进口量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明显出现下降，之后到90年代基本上变动不大。图6说明，洋布进口值趋势，在1890年代前，和同期洋布进口量趋势基本一致，在90年代，和同期洋布进口量趋势相反，为上升趋势；洋纱进口值趋势，和同期洋纱进口量趋势基本一致；洋棉进口值趋势，和同期洋棉进口量趋势基本一致。图7说明，洋布价格始终变化不大，基本上呈水平趋势，这和同期洋布进口量趋势、进口值趋势完全不同；洋纱价格始终为下降趋势，这和同期洋纱进口量趋势、进口值趋势完全相反；洋棉价格趋势，在1890年代前，和同期洋棉进口量趋势、进口值趋势基本一致，在90年代，和同期洋棉进口量趋势、进口值趋势完全相反，为上升趋势。由于洋棉价格上升趋势始于1890年前，而洋棉进口量下降趋势、进口值下降趋势都始于1890年，所以进口量、进口值下降的起因在价格上升。
图8和表3“E栏”说明，洋布的需求价格在1870年代和90年代缺乏弹性，也就是需求量的相对变动关于价格的相对变动不敏感，但在80年代前期，富有弹性一度达到需求量相应于价格的变动相当明显（系数为52.2）。洋纱的需求价格始终富有弹性，洋棉的需求价格始终富有弹性，都是需求量相应于价格的变动很明显。特别是洋棉在1870年代后期，价格富有弹性一度达到需求量相应于价格的变动相当明显（系数为80.7）。
（三）洋纱进口对洋布进口的影响
棉纱是原料，用于棉布生产的中间产品。棉布是最终产品，用于居民消费。进口洋纱用于外资织布厂，外资企业生产洋布与进口洋布呈反比关系，增加前者就是要减少后者，以便节省国际运输费用。进口洋纱用于中资织布厂，土布以进口替代而拥有的市场份额，从洋布角度说，就是继续扩展进口空间将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表4反映了洋布、洋纱和洋棉的进口增长。
表4 洋布、洋纱、洋棉进口增长
注：根据表3的数据计算得到。
将表4和图5相参照来看，洋布进口量趋势与洋纱进口量趋势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67—1870年，洋布进口增长幅度高于洋纱。第二阶段为1870—1878年，洋布进口负增长，洋纱进口保持增长且幅度变化不大。第三阶段为1878—1890年，洋布进口处于正增长，但幅度变化不大，洋纱进口的增长幅度较大。第四阶段为1890—1894年，洋布进口再次负增长，洋纱进口继续增长，但幅度降低。
将表4和图5相参照来看，洋棉进口量趋势与洋纱进口量趋势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67—1874年，洋棉进口较大幅度负增长，洋纱幅度不大地增长。第二阶段为1874—1882年，洋棉进口正增长幅度高于洋纱。第三阶段为1882—1894年，洋棉进口大多为负增长，与此相反，洋纱进口的增长幅度较大。
增长趋势由线性方程同样可以反映出来。洋布进口增长的线性方程y=-0.1382x+0.9292，洋棉进口增长的线性方程y=-0.2418x+2.1377，洋纱进口增长的线性方程y=0.0731x+0.3668，x的系数说明，洋布进口和洋棉进口总体上都是下降趋势，洋纱进口总体上是上升趋势。
洋纱进口对洋布进口的影响，洋棉进口对洋纱进口的影响，还可以从进口趋势线的相关性来考察。图9和图10通过数理统计方法，给出一种解释。
图9 洋布进口和洋纱进口相关性
图10 洋纱进口和洋棉进口相关性
图9中，线性回归方程y=6.1978x+8.7787，拟合度R2=0.581，给定=0.05，相关系数r=0.762＞0.6319，可见洋布进口与洋纱进口相关，但相关性很弱。这说明洋纱进口对洋布进口的影响不大。图10中，线性回归方程y=-1.64931x+0.6242，拟合度R2=0.1322，相关系数r=0.364＜0.6319，洋棉进口与洋纱进口不相关。这说明，若为单因素决定，洋棉进口不会成为影响洋纱进口的因素。多项式回归方程y=90161x5-72295x4+20564x3-2533.6x2+126.23x-1.0826，拟合度R2=0.5847，相关系数r=0.7647＞0.6319，洋棉进口与洋纱进口相关，但相关性很弱。这说明，若为多因素决定，洋棉进口有可能成为影响洋纱进口的因素之一。
张之洞1894年说，“近来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江、皖、川、楚等省或有难销洋布之区，更无不用洋纱之地，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湖北所产棉花，质地粗壮坚韧，最宜纺纱。其机器工作，较之织布尤为简易迅捷，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协助铁厂之要需”[13]。
1913—1921年纺织机器的进口情况，从价格统计的数字上看，1913年64.3万两，1921年510.9万两[14]。1923年一时论说，“近来国人颇热衷于纺织事业，请以纱厂为喻。设有人以经营此业获巨利，众竞赴之利渐微。众不知，兴办纱厂不已。于是纱厂折本，有倒闭之势。斯时不宜投资于此业明矣。”[15]1933年一时论说，纺织业当时是“衰退了的生产事业”[16]。这些言论未必切合实际。图7反映出的洋棉价格在19世纪末呈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10年代。1932年洋棉进口118.856百万关两[17]。在20世纪30年代初，棉花价格保持不下跌，说明纱厂的产品棉纱供不应求，使得原料棉花也供不应求[18]。纺织业的兴盛，使植棉业持续不衰。以高阳、潍县家庭棉纺织为代表的乡村工业“日趋衰落”[19]，不能说明工厂制的机器棉纺织业也在衰落。恰恰是后者在日益发展。
（四）鸦片输入和洋布进口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鸦片和洋布的产销链终端都在居民消费，尽管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消费。居民消费又是中国经济链上的一个环节。将这个经济链显示出来，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产业生存→来自税收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中产业投资→来自劳动报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问题的讨论可直接切入1868—1899年鸦片年均合计值和洋布年均进口值。鸦片年均合计值，可通过表2的数据计算出来。洋布年均进口值，可通过表5的数据计算出来。由此得到，鸦片年均合计值=35089418关两，洋布年均进口值=23537093关两。图11给出鸦片合计值趋势和洋布进口值趋势，1868—1877年，鸦片合计值上升，洋布进口值下降；1877—1882年，鸦片合计值和洋布进口值都在上升；1882—1897年，鸦片合计值一直下降，而且在90年代下降更快，洋布进口值继续上升，而且从80年代后期上升更快。就线性方程而言，鸦片合计值总体上为下降趋势，洋布进口值总体上为上升趋势。
表5 五年平均洋布进口值
图11 鸦片合计值和洋布进口值
鸦片走私输入的逃税值就是关税收入的减少数量，最终是财政收入的减少。通过表6可得到，1868—1887年鸦片年均逃税值为670778关两，1888—1897年鸦片年均逃税值为592955关两。图12说明，1868—1887年走私量趋势和逃税值趋势基本一致；1887—1892年走私量为下降趋势，而逃税值为上升趋势；1992—1997年走私量和逃税值都为下降趋势，但逃税值下降相当大。
表6 五年平均鸦片走私量和逃税值
注：1868—1887年逃税值=走私量×30关两/担，1888—1897年逃税值=走私量×110关两/担。因为，1887年鸦片厘金并入关税，由海关并征，鸦片厘金为80关两/担。
图12 鸦片逃税值
走私输入的年价值，一是关税被减少，二是增加了鸦片消费额，相当于将居民收入中正常消费对国内生产的拉动力减弱。鸦片输入的合计值和逃税值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相当于双重减少，逃税值对应财政收入减少，合计值使中国经济链上的“居民消费→产业生存”这个环节，出现平均每年35089418关两的裂缝，在投入产出意义上可归结为产业投资的减少。
“质良价廉”的机织布，使不自织土布的居民家庭节省了一定的消费。洋布畅销中国的时间可上推至上海开埠后，“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20]尽管自织土布的居民家庭可以用洋纱来织布，但与织布厂的机织布相比，品质上还是有一定差距。因此，洋布进口主要是与中资织布厂生产的土布竞争。另外，也要看到，洋布进口使中国经济链上“织布业生存→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产业生存”一系列环节前端的“织布业生存→居民收入”这个环节，出现平均每年23537093关两的裂缝，在投入产出意义上可归结为产业投资的减少。
鸦片年均合计值35089418关两和洋布年均进口值23537093关两这两个大数字，反映出当时中国既是深受霸权欺凌的国家，又是技术完全落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