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的“三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作为“最伟大的思想家”的马克思，并不是学院化的学者，而是“为全人类而工作”的革命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学院化的学科体系的组合，而是“超学科”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因此，既不能简单地以学院化的学科分类去理解和阐释以马克思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简单地以学科分类的方式去研究和论述以马克思命名的马克思主义。

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不仅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并且指出“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在各个领域的“独到的发现”，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伟大的“两大发现”，又是同他在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密不可分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而是人类文明的理论结晶。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首先在于，人们通常所指认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作为通行的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三个学科而存在的，而是作为马克思的“三大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所指向的“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存在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融汇着这“三大批判”，而且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构成作为“一整块钢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

马克思的“三大批判”所开辟的思想道路，最根本的是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世界观”革命——变革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正是在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看待人所追求的真理，从而超越“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为人类解放开辟现实的思想道路，这就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具有文明史意义的“世界观”革命。

马克思的世界观革命，并不仅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哲学革命，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关于人的全部理论的革命；马克思的世界观革命，并不仅仅是观念层面上的革命，而且是引领人类“改变世界”的革命。这直接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是融注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之中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物和物的关系，而是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揭露在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不仅“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深刻地表明，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哲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学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马克思曾以一个生动而精辟的论断来揭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马克思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5]。马克思的这个“比喻”，是极为深刻和发人深省的。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用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把人变成帽子”；黑格尔在他的思辨哲学中，把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转化为观念，也就是把所有的现实关系都变成了“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历史”出发，深刻地揭示了“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并把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升到这样的高度：“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6]这样，马克思就把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其批判的目的——人类解放——统一起来了。

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是同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融为一体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现实与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许诺的“自由、平等、博爱”之间的尖锐矛盾，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然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揭露和批判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而恰恰是以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性”的理论去批判现实。所以，空想社会主义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是应当谴责和诅咒的，而无法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只能说明无产阶级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无法说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自身解放的条件；只能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做出种种美好的设想，而不能指明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进程。所以，对于人类自身的解放，空想社会主义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幻想的武器”。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则是把“幻想的武器”变为“现实的武器”，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现实的道路。正因如此，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7]。正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做出了无可辩驳的论证，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只有把握《资本论》的思想内涵及其当代意义，才能真正地“走进马克思”。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43.

[7]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