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含义

文化转型对于中国而言首先意味着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念上的转变，即从由于追赶先进而定位自身为后进的姿态中转换角色，从别人影响我们转变到我们去影响他们。在这种转换之中，在中国文化中一度发挥影响力的天下观念，便可能被赋予一种新的内涵。这种天下观的核心是一种包容性的、不计较狭隘的领土和族群边界的无分别心。这种曾经发挥消弭分歧作用的中国观念，因为不断地受到有差等的及人群分别意识的观念影响而无法体现其真正的价值内涵。可能中国古代的秦长城以及更早成型的夷夏之别的观念[1]，让天下观念无法真正发挥作用，这是历史时间和地域空间意义上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阻碍。而今天，时空意义上的边界逐渐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打破，无边界的相互融通以及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使我们必将重新去思考天下观念与当今世界格局之间的关联性。缺少这种主体意识的天下观的思考，我们可能永远要被限定在西方世界已经界定好的全球化观念和行动的逻辑里，而无法真正从中逃离。如果游戏的规则不在游戏制定者的手中，游戏因为只有一种玩法而只可能是一种操纵，而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双方都有共同规则意识的竞争。这可能才是今天重提天下观的真正价值所在。

其次，当下中国的文化转型也意味着一种价值观念上的转变。曾经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支配性的观念，随着一些新物质性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而发生着重大的转变。比如，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于网络以及数字化的新媒体之时，我们确实需要去重新考察一下在此过程中人们观念与心态上出现了哪些改变。这些新物质性，确实在激发着信息与新知识的极为广泛的交流与互动，让这个时代已经无法真正回归一种万籁俱寂的自然状态，因此我们不得不去听各种因信息爆炸而造成的背景性的噪音。据说有着悠久历史的《大英百科全书》在2012年停止刊印，这足以暗示，印刷的速度实际上已经跟不上新知识的增长速度。刚刚印刷出来的书，到了读者的手中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知识的载体。随时更新网络页面成为知识生产的新隐喻。与此同时，我们的感知系统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适应性的改变，我们似乎已经完全可以维持一种感知但不关注的状态。有太多的信息，作为符号在不断地撞击我们的视觉神经，却无法真正进入我们理性思考的领域中。对这些信息的反应，全部属于情绪性的与情境性的，比较的可能是谁先按下了电脑的键盘。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经过数字化和去物质性的过程，其自身的物质形态也在逐渐消解和被替代之中。当人们逐渐从原来在自家书架上或图书馆中取书，转变到从电脑的硬盘上或从网络数字图书馆中直接通过敲击键盘而获取书籍时，人们对于书的内容的神圣性就可能失去原有的那份信仰。书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瞬间的表达以及可为己所用的信息而已，是一个数据库而已。任何主题或观点，本来似乎有一些道理或者并非能站得住脚，很快便可能被跟帖的网友四两拨千斤地将“本来”抨击为一无是处。传统的神话建构也在网络解构的策略中成为牺牲品，而书写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趋于终结，存在的不过是偶尔被引用一下作为靶子而最终要被剔除和消灭的“参考文献”而已。人们在不需要这些书之时，不是移动身体将其放回书架上或者还回图书馆，而是径直投入电脑中专门设置的虚拟的垃圾箱中，这样它们就暂时不存在了。

这实际上引申出我们文化表达外在化的新方式，即我们会在网络空间里安排更多的文化事项，使之以数字化媒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它超越了原有的时间和空间意义的存在，而形成一种不在现场的现场感以及不在那时那刻的时间感。[2]而我们的记忆，也不再是更多依附于有形的外在物，诸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而是将人类集体记忆的物质形式的外在表现，挪入虚拟的网络空间而使之以数字化形式被保存。这使得社会记忆的提取速度更快，人们所依赖的不再是自己的记忆本身，而是在网络上存储的记忆的提取速度以及数据库信息量的大小。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生活的节奏会因为这些记忆的不断被激活而变得极为紧张。闲散的生活变成这种紧张的生活节奏的一部分，而无法真正独立出来。它与工作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样严格地对立起来，很难有工作中的休闲或者休闲中的工作这样的符合辩证法逻辑的生活状态的存在。休闲与工作之间的区分形成了一种循环的因果关系，即工作是为了休闲，而休闲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再次，当下中国的文化转型也表现为由社会连接方式的转变所直接带来的主体意识的转变。这乃是由社会关系的连接纽带，跨越到强调个人价值及其权利表达的一种文化转型。随着由虚拟网络空间塑造的不断得到强化的个人与外部联系的虚拟化，个人之间完全可以实现一种不见面的即时沟通与联系。传统共同体意义上的熟人社会的观念也相应地虚拟化了。

而这种虚拟化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体现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就时间维度而言，时间的共同性意识在虚拟空间得到了强化，靠着可以细分到秒的数字时钟的普及，这种意识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节奏安排之中，外部的日月星辰等的参照系逐渐从人们日常的生活中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钟表时间。生活在这种时间参照体系中的人们会更在意在某个时间点上自己身上与社会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却并非真正在意因为外在自然与社会的存在而安排与之相应的生产和休闲活动。时间因此变成要去度过并可以从中获益的一种工具，而不再是生活中用来专门划分神圣与世俗以及各种特殊的人生阶段的社会区分的标志。而在空间维度上，这种转变同样明显。虚拟空间，反映到个人的生活方式上便是人们无形之中对于虚拟网络的依赖，从而构成一种所谓的网络社会。[3]人们可以借此把自身闭锁起来，由此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借助网络的渠道，在一个更大、更广的世界里相互联结在一起。此时，中国人固有的无边界和无分别心的天下观念可能被重新启用，而其内涵可能远胜应此种世界性的变化而新出现的“全球化”这一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成为冷眼看世界的网络访客，每个人又是可以自由发表一己之见的网络评论员。在此意义上，网络空间把人与人在现实世界中分离开来，而在另外一个虚拟空间，则将更为广泛的群体中的个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今天世界社会得以联结在一起的辩证法，即不断地在时空中转换、变动与分化，而又在另外的新的时间和空间中瞄准、固化与整合。这便是今日世界文化转型的核心逻辑所在，它赖以维系的基础在于各种媒介新物质的发明、创造与运用。就如传统时代人们对自然物质的依赖一般，自然的生态乃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而今天，新物质条件下的人造的生态[4]，乃是人们构建相互连接的纽带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是真实的物质存在，还可能是虚拟的物质存在，总之，可以说它是对人及其生活产生持续影响力的具有真实存在意义的物质。

[1]拉铁摩尔更多是从游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方式的生态差异性上去理解长城的空间意义，在长城内外明显分化出了农耕和游牧这两种生产方式，并影响到中国意识的形成。（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18，）

[2]辛晓磊，新媒体时代：什么在影响内容创作，中国图书商报·中国传媒周报，2012-04-06（15）。

[3]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67-578。

[4]帕金，英国的当代人类学中存在一种新物质性吗？，赵旭东，译//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57-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