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转型与文化的变动性
相对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20世纪80年代而言，作为这门学科恢复重建的领军人物，费孝通在90年代更为注重对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的整体性反思和回顾。他对他的既有作品似乎都做了一番带有批评性的回顾，这些批评和反思都体现在他2003年发表的《试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这篇集大成的作品中。[1]而这些批评与反思，可以追溯到1997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上。这一概念的基础是费孝通自己所切身意识到的一种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大转型的来临，对此，费孝通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佐证：
尽管这样的提法仅仅是针对研讨班中的两位学员的提问而给出的，但这个观点却是费孝通极长一段时间里学术观察和思考的结果。这个思考如果一直追踪下去，则应该是从他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便开始了。那是一边在聆听马林诺夫斯基的高谈阔论，一边又在逐字逐句翻译马林诺夫斯基亲笔写下的英文文字而形成的一种对于文化究竟是什么的深度反思。这种反思最初是因马林诺夫斯基对西方文明的不满而产生的，而费孝通无意之间所写下的对于自己国家人民生活的描述，曾被这位遥远的他者看成“时感令人嫉妒”之事。在对自身的工作感到不满的状况下，马林诺夫斯基把西方的人类学概括为“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人类学对于马林诺夫斯基而言，不过“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那种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文化的厌倦，已经由此短短数语表露无遗了。[3]
而费孝通一定是从这些带有自我批评性的表述中朦胧意识到了自己所应该有的位置，这个位置一定是要去文化的源头上寻求出路。在1997年初的一次仅仅针对北京大学校长的关于重点学科的汇报会上，费孝通作为旁听者做了一个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的文化转型的观念得到了清晰表述：
费孝通的肺腑之言是一位耄耋学人对他的非同一般的对话者的真切期待。显而易见，在这篇针对北大校长的讲话里，费孝通一方面迫切地希望这个学校能够切实承担起在这种新的文化转型的时代里开一种新的学术风气的责任，另一方面他更为急切地告诫所有人，在今天，“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文化转型可以说是在一种逼迫之中发生的，而这种逼迫来自西方的工业化文明所带来的世界生活方式的大转变以及这种转变所造成的全球性的恶果。在这篇讲话中，费孝通已经和盘将文化转型的观念提出来，并且还明确地指出，这种转型是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正像费孝通在其晚年所一再指出的那样，文化的转型乃是世界性的，它是由西方文明自身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困境以及对此困境的无法摆脱而引发的。这应该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之语，整个20世纪甚至之前的几个世纪，乃是由西方人的观念和物质文明支配的时代，而最终造成的后果便是“以时间或金钱为标志的文化”在欧洲的泛滥。[5]与此同时，根深蒂固的西方殖民理念又使西方人要把这样一种文化及其价值传播到整个世界，在整个世界成为西方人要征服的地方时，那里固有的文化也渐渐因为这种浸染而消失殆尽。这些从远距离看去的“地方”，或者彻头彻尾地成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或者成为遭受西方工业化污染的全球化商品的生产基地。之所以有这样的殖民以及污染的发生，观念上的屈服以及在最低限度上的认可和接受，是最为基础的原因之一。在这屈服和接受之中，自我的文化觉知失去了；自我的可以操控和创造的文化价值被不断地颠覆。而它自身的文化竟由西方社会科学所创造的时间距离上的他者建构并被肢解为一种异文化的展演，在活灵活现的本土演员的背后是西方作家已经为之准备好的台词，不过是借本土优秀的演员之口大声地念出而已。
这种局面恰恰成为费孝通所描述的文化自觉的反面，它类似一种没有主体意识的文化的木偶表演，而随着虚拟化地勾连所有人的网络社会的出现，这会越来越多地影响人们的观念和当下的生活。在每个人都可以借助虚拟但绝对真实的世界而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信息时代里，主体意识的增强，显然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世界绝大部分的地区都取消了不人道的殖民统治，但反殖民的运动以及在西方以外的世界中的殖民心态看起来相互矛盾却依旧是共同存在的。尽管今天的西方学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文化并非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但他们在将文化从宗教、民族的简单化维度上解救下来的同时，又将它定义为一种资本，并希望借助这样一种不同文化资本之间的往来互动的冒险而实现全球化的文化互动。[6]但这议题的初衷在我看来仍旧是西方学者的一厢情愿，本土人民的觉知似乎还完全处在一种模糊的状态之中，或者在这过程中被多如牛毛的中介物取代了。在这个意义上，反殖民的世界性的文化转型，其核心还在于不遗余力地对自己曾经遗忘的文化进行回忆、复制与再发明。这几年来自民间同时也是来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轰轰烈烈的“非遗”申报运动，多多少少说明了这种上上下下的努力[7]，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体现出一种以文化的集体记忆书写为借口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开始真正进入西方以外的世界，并在其新一轮的国家建设的整体框架中得以实现。
今天，重温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的观念，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的变动性上去切实地理解文化。文化因此就不只是留存于博物馆中的静态的物质遗产，它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它的变化便与人的需求和欲望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其中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处在人的需求和欲望多样化的世界之中，这种多样化的需求和欲望，跟我们的生活赖以维持的沟通媒介的变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显然不可能在此之外去构想现代世界。
相比曾经主导人们生活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乃至铁器时代，我们今天显然生活在可以把世界上的人们——不分种族、肤色以及文化——都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网络时代中。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分，因为网络的普及而变得越来越模糊，虚和实的辩证法不仅是古典哲学家的语录，更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常识。而国家权力，也从对于物质的资源控制转向更多地去控制带有虚拟性的网络空间，这也是一种政治治理形态的转变。在此意义上，网络不仅具有沟通的功能，还具有政治的功能。换言之，在今天控制了网络，实际便控制了社会，进而控制了社会中的人。因此，我们不可能在网络之外去理解文化本身。这也构成了当下世界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一方面，网络的存在，使得人们在感知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上变得越来越弱，不同的文化作为可以通过网络而呈现出来的表征，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分享；与此同时，对文化的陌生感在逐渐消失，人们可以通过文化之间的互惠而融为一体，并由此创造出一些新的文化。网络空间意义上的文化重组，带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意义重构，并通过人们在网络中的虚拟漫游以及在现实中的真实旅游而去实现此种重构。网络的文化表达，因为旅游文化的物质呈现而得到一种互构，这种互构也带来了对人与现实社会存在的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凸显，即文化真实的虚拟化以及虚拟文化表达的真实化。这种辩证关系构成了今天文化转型的一个最为核心的特征。同时，这种辩证关系，再一次映射出文化自身固有的变动性而非静态性的特征。
[1]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2003（3）。
[2]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6。
[3]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6。
[4]费孝通，开创学术新风气//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
[5]李伯庚，欧洲文化史：下册，赵复三，译，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310-317。
[6]多尔蒂，用于全球冒险的文化资本//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7-145。
[7]高丙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合性的学术概念的成形//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9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