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自觉、中国意识与文化转型
可以说，文化自觉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意识的构建，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动力基础。费孝通在20世纪末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从另外一层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因应时代的变化而不得不提出的一个概念。这种变化，使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无法再依赖于传统的生计方式而继续生存下去。森林面积减少、农田被工业化项目占用、草场大面积退化和不断被细碎化地分割独占等，这些都使得狩猎、农耕与游牧的生活方式无法真正继续维持下去。这个时候，“要人”还是“要文化”这一具有实践紧迫性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并倒逼着人类学家们对此做出回答。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接续了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的看法，即强调文化是为人的需要而存在的。[1]因此，在费孝通看来，在人和文化之间，人是第一位的。但费孝通并没有就此忽略掉文化的价值本身，他强调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重视文化。这种更高层次的文化强调，根本在于对自己所处文化的觉知，以此为基础放眼审视世界的文化，而这种世界的文化又是基于对本土文化中的“好的东西提炼”[2]，这种文化的提炼便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自觉。而且，在笔者看来，这还将是一种文化主体性构建基础上的文化观念的转变，即从文化的由高向低的传播，乃至高等文化对低等文化的征服和毁灭，转变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可以真正相互平等地去交流。这种情形，在既有的白人文化、英语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东方学意义上的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是难于想象的。而今天，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文化转型，并且不论这种转型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那种建立在个体自觉基础之上的集体性的文化自觉必然会不断地得到自我提升。
显然，中国在世界上快速崛起的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也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变量。[3]而与之相适应，中国文化也成为让世界理解中国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软实力。它在影响或左右着外在于中国的其他人群如何理解中国及中国人。与此世界的文化处境及其参照格局形成反差的则是，尽管我们自己身处这个文化之中，但我们对这个文化却茫然无知。
如果说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的话，那么在这一变化中，最为重要者就是在社会的构成要素中忽视、曲解乃至去除了文化这一构成要素，特别是那些经过数千年积淀而留存于我们生活中的文化表征，包括文字、象征符号以及一整套的文化实践。经过20世纪之初的新文化的启蒙，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终竟然行迹模糊乃至荡然无存。而在文化废墟之上的文化重建工作是在此之后很多年，甚至到了今天，才开始慢慢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之上的文化重构。其中的文化逻辑竟然如此悖谬：我们曾经有的文化，重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突然间感到一种无名的累赘，弃之如敝屣般快速将之丢弃；而当我们甩掉这些文化的包袱轻装上阵之时，我们又很快地发现，我们自己在路上行走会感到弱不禁风，没有了曾经的文化负重，反倒激起身心的沉重。也许，文化自觉恰是在这样的文化悖谬的处境中，在我们的文化遗忘中，逐渐恢复文化的记忆。
但文化这东西本来就很奇怪，那些浸润于文化之中的普通人，在不知道文化是什么的时候，有着一种无言的文化；但是，当我们让他们开口说出他们的文化之时，他们似乎无法真正说出自己的文化是什么，只有我们作为外来人硬生生地给他们的表达附上一个文化的概念。因为他们吃饭，好像他们的文化就在舌尖上；因为他们起居坐卧，好像他们的文化就在建筑物上；因为他们刀耕火种，好像他们的文化就在自然那里。如此多向度地定义文化，反倒使得文化的定义模糊不清，无所依从了。
最后，究竟什么是文化？面对这样简单的问题时，人们一下子却不知如何回答了，只有那些不生活在某种文化里的人似乎会把文化定义得清清楚楚，但他们又有多少对于那一文化的真正的体验呢？即便有，这种体验又怎会仅凭语言就能表达和界定呢？这种莫衷一是的文化界定，并未使文化有一个更为良好的生存环境，而是使越来越多的看起来像某种文化的复制品、山寨品层出不穷。而现代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以及因这种生产而留存下来的那些所谓的新的文化产品，要么像厨余垃圾一样被人丢弃在垃圾箱中，要么变成无法处理的废弃物被堆放在一起，贴上过时的标签，不再有人理睬和关注。当然，更多的情况还是在有了所谓文化的自主观念后却把文化当成一盒午间的快餐，仅仅为了一时充饥，除此之外，不能让人有任何的回味与遐想。这样来反观苦行僧的生活，对比而言，苦行僧的日子，确实让旁人觉得可怜，但不是其中之人，谁又能真正体味到苦行僧心中的那份独享的快乐呢？
在这个集体狂欢的年代里，在从西方消费社会蔓延出来的世俗化的社会里[4]，文化转变成一种消费品，而不再是人们生活之中的必需品。在西方社会中，资本进入了文化领域，并因此将活的文化移入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中，我们也要步此后尘吗？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能这样去做，那么我们在耗费巨资修建起来的空荡荡的博物馆中，究竟又能摆放些什么呢？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缺乏真正的自知之明。至于中国文化的深层意义以及未来的意义更鲜有人去花费时间探研。在今天，显然需要有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去探究在中国意识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文化的构成及其在各个方面的多元变动的表达。缺少了这一储备的认知作为前提，我们的文化创造、表演以及展示，都只能是作秀。
因此，文化自觉的根本是一种文化比较观，即在文化价值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一己文化特性之认识。而这一点，恰恰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出发点。只有在此比较之中，我们才能够在既存的文化类型中注意到各自文化发展中的那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应该是使这一文化得以延续的基础指标。费孝通晚年就曾经专门比较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他是从自然与文化的对立这个特征出发去概括西方文化的，即天人两分的文化，这与我们传统中的天人合一的文化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照。[5]
记得2011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访问时，见书院靠海一侧山巅之上，专门有一建筑是为了体现该院创始人钱穆先生推崇备至的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而设计的。那一建筑通过一池碧水很巧妙地把蓝天、海水以及大地在视觉上连接在一起，使得站立在此处之人，无法真切地感受到天地之间的分别，而只能体味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共存和一体。不过，据陪我同去的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教授说，设计者原本是该校建筑系的教师，即便有此精妙设计，最后亦难逃被解职的厄运，大约是此人的思想，不见容于校方那套严格的所谓科学评价规范体系吧。科学强调的是所谓人对外在自然的探索精神，因此人和自然之间被塑造成对立的、不相容的，也不能相互融通。这也是后来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立论基础，即把人为的事物都看成文化的、有秩序的，而把自然的存在，都看成与文化对立的，且是一个有待转化的无序的世界。[6]美国人类学对文化观念的强调，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特别是在延续了结构主义的对于亲属关系的认识上，这种倾向更为明显。[7]在他们的思考中，社会中的一切构成都应该是文化上的构成，其他便都属于和人身处其中的文化相对立的自然存在，由此人无所畏惧地探索自然便成为一种理所应当之事，由此而激发的是一个现代转型后的世界。
但是，人类共同居住的地球，是否能支撑起这样一种无所顾忌的转型呢？全球气候变化、不断的金融危机以及各种以暴易暴的世界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战争，都已经说明，这种自由地、毫无畏惧地对自然的探索显然是无法持续展开的。萨义德清楚指明的西方的东方学陷阱，是在文化层面上将异文化对象化以及自然化的一个典范说明；而所谓颠倒过来的东方学，又将这种自然的对象化的思维移植到西方以外的世界中去。[8]由此而带来的不仅仅是西方以外的世界中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发挥作用的一整套文化观念，无法在现实的场景中找到真正与之相对应的位置。在我们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天人分离的理念之后，自我一己的观念内缩成西化意义上的被社会包围和服务的自我。原来的“克己”以成就社会秩序的“复礼”不见了。而实际上，文化转型便是在此意义上重新塑造出一种文化的主体性，并在价值重估的维度上去重新诠释自己文化中所留存的文化的固有价值。
[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83。
[2]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97。
[3]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许文敏，李卡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296-304。
[4]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4-5。
[5]费孝通，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225-234。
[6]Schneider, American Kinship: A Cultural Account,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68：1-18。
[7]赵旭东，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8。
[8]赵旭东，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