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创新方法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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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哲学问题的生长力从本节(1﹒2)的第二段始至本章第五节(1﹒5)的倒数第三段止,是根据赵汀阳教授2017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讲座录音改写而成,特此说明,并对赵汀阳教授同意将其内容纳入本书表示感谢。

哲学形态的改变往往意味着哲学问题的转移,而哲学问题的转移往往又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通常而言,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哲学问题都要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时代,没有哲学的时代是可悲的,没有时代的哲学是可笑的。哲学的时代性不仅仅体现为如上所述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哲学与时代的宏观把握,它首先而且更真实地体现为哲学如何在具体的时代中提出有意义的哲学问题。泰勒斯及其后继者们在哲学诞生之初追问世界的本原,于是方有自然哲学;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追问变动世界背后的不变者,于是有形而上学;到了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公元前322—公元529年),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人不如犬,哲学家们纷纷开始追问人生和伦理问题,遂有伦理学的繁荣;而后宗教哲学、认识论、先验哲学、经验主义、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存在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等,都是哲学在面向具体时代而提问时所产生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而追问如何复礼,遂有“仁”;老子看到治乱兴衰而发问,遂有“道”。在印度,释迦牟尼看到人生疾苦而发问,遂有“佛”。总之,所谓哲学离不开时代,主要是说哲学问题离不开时代,而哲学问题离不开时代主要是因为提出哲学问题的哲学家离不开时代。哲学不像数学和物理学等科学可以有独立于时代的问题域,哲学自身没有问题,哲学的问题都是时代的问题,离开时代,哲学便不能开口,哲学一旦开口,便已有一个时代在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哲学问题离不开时代并不意味着哲学问题必然是时代的前沿问题。哲学可以有自己的前沿,但这未必是时代的前沿,相反,哲学前沿很有可能是非常古老的东西,比如古典哲学之于文艺复兴时期。因此,这就涉及如何理解哲学的前沿这一前提性问题。那么,什么是哲学的前沿?是英语中的advance guard(前卫)、frontier(前锋)、pioneering(领先),或是hottest(最热门的)、newest(最时髦的)topics(话题)之类的?当我们提到哲学的“前沿问题”时,到底哪一个“前沿”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前沿”?或者由此我们也会想到,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会被认为是不“前沿”的、“落后”的,或者是过时的?如此,我们如何判定一个问题到底是所谓的“前沿”问题还是所谓的“落后”问题?这些都是问题。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论诗五首·其二》)经典的问题和思想尚且会成为历史,更何况那些仅仅是时下最热门、最时髦的问题?如果哲学总是热衷于追逐所谓时下最热门、最时髦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哲学研究就很可能始终是非常浅层次、非常表面化的思考。哲学如果只是停留在追风逐波的层面,那么最终就很可能随风飘散。所以,哲学问题的前沿不可能指的是这些东西。当然,哲学的前沿也不应当是比较新潮和前卫的东西,如前卫艺术等,这种前卫式的“前沿”与哲学的“前沿”并不相同。按照我们的理解,哲学的前沿应该是接近探索性和开拓性的“前”。当哲学在特定的时代对哲学问题有了新的探索和开拓,比如发现了新的哲学问题,或者找到了回答原有哲学问题的新思路,便可以被理解为哲学的前沿。因此,哲学或哲学问题的前沿比较接近英文pioneering,用这个词表达哲学前沿也许是比较合适的。

就此而言,当我们在考虑哲学问题的时候(因为哲学研究总要有哲学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而不是追逐那些时下最热门、最时髦的问题。在哲学的世界中,重要的不是前沿问题,而是我们回避不了的问题,只有回避不了的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这种回避不了的问题,大体而言,至少有两类。一类是我们称之为永恒的问题。所谓永恒的问题,并不是说它们真的永恒,而是说它们总是在场,无论人类生活在哪个时代,这些问题永不退场。就此而言,永恒的问题实际上是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人类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或者永远需要面对的问题。哲学中的那些最经典的问题基本上都属于这类问题。比如说有关真理的问题,虽然人类已经讨论了两千多年,但作为哲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始终在场,即便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热门问题。所以,只要是能够始终在场的问题,都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问题,都是值得慎重而认真地思考的问题。另一类回避不了的问题或者说真正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未来必定在场的问题。这类问题是具有未来性的,是属于未来的问题。并且,通常来说,这类问题会在时代的转型期大量出现。我们现在正好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因此我们会碰到许多具有未来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回避不了的。

无论是永恒的问题还是属于未来的问题,都是有生长力的问题。一个问题只有具有生长力,才需要并且值得哲学认真思索和探究。所谓有生长力,就是说具有开放性,能够延续下去,就像种子那样有生机和活力,能发芽、开花、结果,从而最终枝繁叶茂。至于那些没有生长力的哲学问题,即便不能说它们是无意义的,但就整个哲学发展史而言,也很难说它们是多么重要的问题,从而也就难以引起人们长久的关注。因此,真正有生长力、有意义的问题,肯定会有大批的学者在研究,并且自古以来就有人在研究。当然,这并不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属于未来的新问题,因为这些新问题是属于未来的,古人是没有办法遇到或听说它们的。在此意义上,生活在转型期的那一代人便可以说赶上了好时代。哲学工作者应当很能理解这样一种感觉,即: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很难说有哪个哲学问题是前人没有谈过的,甚至随便说起某个哲学理论都会感觉像是两千多年前就说过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个事实。正如《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彼时,人类的生活刚刚展开,人类所有重大问题都摆在眼前,还没人想过,就像开荒一样充满创造性和开拓性。而且我们要知道,人类的生活一旦展开,问题就并不是一个一个出现的,而是同时出现的。关于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问题总共也就那么一二十个,它们同时摆在那里,于是当时的哲人、圣人或所谓的先知,他们敏锐地看到并回应了这些问题。由于这些基本问题是每个时代的人类都会遇到的,所以他们遇到的那些问题,我们是回避不了的,但他们能够提前回答这些问题,并将之上升至哲学的高度,从而为后来哲学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哲学家很幸运赶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们会遇到一些初始性问题,一些古代人乃至同时代人都没有遇到过、没有想到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新问题。时代的转型既会带来许多问题和挑战,也会给这个时代的哲人们提供许多机会。总之,那既是一个好时代,也是一个坏时代,但对哲学来说,这终究会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因为我们不但会面临过去的老问题,而且还有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对哲学思想而言,有了问题便有了希望和机遇。

既然只有那些回避不了的、有生长力的问题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那么重要的就是“挖出”这些深藏于生活中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当知识的训练变得越来越规范化的时候,这既是一个优势,但同时也会产生一种误导:很多人以为问题就在书本里,于是都在文本里找问题。比如,因为康德说过某个问题,所以人们就研究这个问题;或者说,因为罗尔斯说过这个问题,所以它就是个问题,人们便去研究这个问题。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所接触的问题就只是书本、文本里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所存在的世界就是这个文本,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文本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受困于书本,我们的思考便被限制在前人告诉我们的一个又一个故事里。康德说了康德的故事,罗尔斯说了罗尔斯的故事,施密特(Carl Schmitt)说了施密特的故事。但如果我们的思想世界只囿于别人的故事,那么我们如何确保这些故事真实和有意义?此时我们应该保持苏格拉底式的警惕: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没有经过理性深思的故事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必须对那些看似重要但实际上很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没有多大意义的故事持审慎态度。这样的故事也许吸引人,但却未必是真实的故事、真正的问题。儿童可以把童话当作现实,但如果一个人过了儿童的年龄还依然把童话当作真实的世界,那么他多半会成为他人的笑柄,甚至有可能成为他人的灾难。事实上,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是在生活中,而不是在书本里,书本里的问题只不过是人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的倒影,是人们对生活中的问题的回应,有时候是对它的一个模型化,有时候是给它设定的一个实验状态。比如,罗尔斯有关“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那个众所周知的思想实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其实罗尔斯本来要面对的也是生活中的问题,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促使他从理论上研究与重新建构正义的概念和理论。起初他是从自由、平等这方面去找,结果越找越远,最后,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正义问题,他就假设了一个思想实验状态,这就是“无知之幕”,但正因如此,他就显得有些脱离实际生活。因为这个状态在生活中是没有过的,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也就是说,他的这种实验状态、实验条件很有可能是没有临床应用的。那么,如此一来,做这些思想实验的“意义”又何在?但这确实是哲学的一个特点:哲学可以设想实际不存在的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个非常漂亮的理论。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悬置纷繁现实中许多不必要因素对理论的干扰,从而提升理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另一方面是为了磨砺人的思想,促使理论朝着彻底和完善的目标前进。这也是思想实验的一个功用之所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确实可以合理地表达我们的“遗憾”,因为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虽然漂亮且具有启发性,有助于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但它毕竟不是生活中已有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一个故事。总之,在所有哲学问题上,我们都需要有自己的判断和反思,唯有如此,我们的哲学才能不断前行。当然,允许一种与现实不符的理论存在乃是哲学制度化的产物,也是哲学令人着迷的地方。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哲学家们可以继续讲他们的故事,但我们不能未经反思就将这些故事信以为真。我们需要把这些故事、把这些我们在书本里读到的问题带入生活,使之接受生活的检验,如果这些问题在生活中依然存在,那么它们就是真实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


注释

[1]从本节(1﹒2)的第二段始至本章第五节(1﹒5)的倒数第三段止,是根据赵汀阳教授2017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讲座录音改写而成,特此说明,并对赵汀阳教授同意将其内容纳入本书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