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赫斯是如何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
（一）在布鲁塞尔期间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
上述情形表明，到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间存在颇为复杂的关联，有歧见但也有合作的基础和可能。翻阅一下他们各自的年谱和传记中有关这一时期的叙述，人们会发现，当1845—1846年赫斯在布鲁塞尔逗留时，马克思、恩格斯同赫斯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实际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相反谈到的是他们之间友好的、密切的和纯真的关系，以及赫斯坚决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及他参加《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工作。
赫斯是1845年9月初到达布鲁塞尔的，1846年3月20日左右离开，在那里共待了近7个月。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个性对赫斯产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影响，因此，赫斯打算同他们进行理论和政论方面的合作必然被视为他在布鲁塞尔逗留的重要原因。他和妻子西比拉·佩什一起在马克思居住地附近住了下来，他经常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邀请在一起讨论问题。这表明他们相信赫斯能够成为他们批判活动和新思想阐发的合作者；而且也可以想到，赫斯在他们的影响下重新审视其共产主义的某些思想，并日益承认无产阶级在以革命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造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有理由期望赫斯支持他们的“新哲学”和社会学说的制定。
（二）写作关于贝克尔和库尔曼的评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结构很有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第一卷时就有所考虑的。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时选择哪些对象及其论著呢？后来的情况表明，马克思当时对此并没有考虑得很清楚。因为这是一个颇为庞杂的派别，对其中某些人物及其言论的了解、批判，赫斯都要早于马克思、恩格斯。这可能是马克思邀请他撰稿的直接缘由。
赫斯撰写的这一章以格奥尔格·库尔曼的《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一书作为评论对象。该书是根据库尔曼在瑞士的魏特林协会举办的演讲会上的演讲稿，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库尔曼在工作上受雇于奥地利，又以受到天神感应的先知者的身份奔走于瑞士，目的是使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背离共产主义。瑞士的手工业共产主义是在魏特林和奥古斯特·贝克尔的影响下形成的，曾倾向于阿尔勃莱希特的先知主义。这些德国手工业者在瑞士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革命意识很盲目，容易受到不同学说的蛊惑。库尔曼就利用了他们的无知和轻信，用一个新的人间天堂即将来临这样的幻象眩惑他们的眼睛，以便使他们背弃共产主义。恩格斯晚年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对此做了描述，他说：库尔曼“趁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他甚至成功地使奥古斯特·贝克尔相信：他已经决定性地解决了社会问题，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到了他手里才诞生的。事实上，“我们在库尔曼那里既找不到对于社会关系的分析，也找不到任何具有独创性的思想；所有的不过是夸张之辞和废话”。他的一些说教是对被他庸俗化了的拉梅耐的《一个信仰者的话》一书的一种讽刺的模拟。他摆出一副能够显示灵迹的神学博士和先知的架势，宣告一个崭新的人间天国即将来临，在那里，所有人都将享受幸福。他用田园诗般的笔调描绘当前的社会如何过渡到未来社会。究其实，“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味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平常的故做伤感的胡诌。这并没有妨碍天真老实的魏特林派像那些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当做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而对之存有不可克服的疑心；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善做动人表情的装腔做势能手给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id est〔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财富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财富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尔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瓦得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1]。
赫斯在1845年秋就已经针对号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救世主”库尔曼和他的“信徒”贝克尔撰写了一篇题为《共产主义先知的阴谋活动》的尖锐有力的批判文章，并于同年12月发表在《社会明镜》月刊上。这样，当1845年底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计划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时，邀请他撰写抨击库尔曼的小册子《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的文章时他就有了可以利用的基础。
目前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了赫斯撰写的评论贝克尔部分的残稿，从中我们了解到，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五章的关于库尔曼的手稿是怎样产生的。起初赫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分析贝克尔1845年4月至9月在洛桑出版的《宗教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喜讯》杂志上。赫斯写道：“我们面前放着几期《宗教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喜讯》月刊。我们从中看到了从前的人民作家贝克尔在他结识唯灵论的江湖骗子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期间的决定性倒退——一种不仅是形式上而且也是内容上的倒退。”[2]赫斯对贝克尔反对共产主义原则感到气愤，尖锐地批判了他关于借助德国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想法，并认为贝克尔所建议的通过建立一个拥有工厂、手工工场、学校和教养院的“模范国家”实行公有化的措施只会恢复不平等和剥削。“通过这种新理论应使《新世界》中的‘个人自由’得到拯救”[3]。
接着赫斯写了对库尔曼的那本小册子的批判性评论。他概括了库尔曼这篇号称“真正的社会主义”“预言”的著述的思想特征，这些概括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同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手稿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非常接近。[4]这表明，赫斯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不仅明确地反对库尔曼，而且也反对一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他指出：“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至于这种信仰是采取粗野的、宗教的形式还是文明的哲学的形式，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就像他们消极地还是积极地对待对奇迹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是创造奇迹的牧师还是这些牧师的信徒，以及他们所追求的是理论的目的还是实践的目的，都仅仅取决于他们的毅力、性格和社会地位等等一样。”[5]“在思想家看来，整个历史发展都归结为历史发展进程在‘当代所有的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头脑’中形成的理论抽象”[6]。有些研究者认为，赫斯抨击库尔曼的文章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修改，这是有可能的。此外，文章的标题也经过恩格斯的改动，原先为《圣格奥尔格·库尔曼的著作〈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恩格斯则修改为《“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由魏德迈根据修订稿誊清后的赫斯所写的这部分文稿中，也有恩格斯修改过的痕迹。
起初，赫斯评论贝克尔同库尔曼的部分一样都是准备誊清的。为此，在第16页上赫斯两次直接请求抄写者把附上的贝克尔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者要求什么？》的引文加进去。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出于什么特殊的考虑把关于贝克尔的手稿退还给了赫斯，而由魏德迈誊清的评论库尔曼的那部分手稿，即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撰写的手稿一起保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中。
（三）联系《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事宜
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它的刊发方式，是在杂志上发表还是出版单行本？发表或出版在何时、何处？这些问题能否很快落实直接影响这一著述的行文、选材和篇幅等。起初马克思、恩格斯是针对《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来写作的，那只是一篇篇幅很短的评论，适宜在一般比较薄的杂志上发表。1845年11月20日左右赫斯受马克思的委托，短暂离开布鲁塞尔到德国。24日或25日，赫斯返回，带来消息说，威斯特伐里亚企业主鲁道夫·雷姆佩尔和尤利乌斯·迈尔愿意资助出版一份季刊，可由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来编辑。此外，还洽谈了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著作的德译文汇编的出版事宜。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接近写完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草稿，赫斯这一消息可能促使他们加快写作速度，并且调整了写作计划。可能感到季刊的容量比较大，面对他们一度一直翻阅的《维干德季刊》第3期，除了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他们又注意到同期施蒂纳的辩解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于是产生了写作《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计划。
季刊不可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专刊，马克思、恩格斯和志同道合的共产主义者评论费尔巴哈、麦·施蒂纳、阿·卢格、布鲁诺·鲍威尔、卡·格律恩以及其他各种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章也都发表在这个季刊上，协调、平衡、组织和写作稿件的工作至为繁难，这样赫斯在这种纷纭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扮演的角色就更不可替代了。
后来出版季刊的计划落空了[7]，马克思不得不委托魏德迈去联系其他出版物，但曲曲折折，没有结论。于是只好再找出版商决定出版单行本，这样所写内容不得不再度扩充，先是在评论施蒂纳的辩解文章的时候，决定“插曲般地插入”对当时已经产生了很大“轰动效应”的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详细的评论（这一部分越写越长，竟达到全部手稿的十分之七），第二卷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部分也扩大到五章，赫斯参与写作更成为自然的事情。当然最终单行本也没有能够出版。
（四）批判卢格
除了批判贝克尔和库尔曼的部分外，计划创办季刊的时候，赫斯还应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撰写了第二篇评论，是对卢格的《巴黎二载。文稿和回忆录》一书的分析和批判，这篇文章写于1846年的头几个月，最终命名为《格拉齐安诺博士，德国哲学界的小丑》。
卢格于1846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巴黎二载。文稿和回忆录》中尖锐地批判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同时还对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1843—1844年在巴黎的活动进行了指责。此外，卡·海因岑也于同年在曼海姆出版了文集《反对派》。马克思对这两部书的内容不了解，他曾写信问赫斯：“海因岑的书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关于你格拉齐安诺博士写了些什么？”[8]赫斯在对卢格的批判中为共产主义学说和纲领进行了辩护，很多分析是很“有价值的”。此外在文章中他还提供了很多关于马克思在巴黎逗留期间和在《前进报》上同卢格论战时的一些情况，这可能是赫斯在写作时马克思直接告诉他的。这也表明写作这篇评论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工作遇到困难，赫斯于1846年7月下半月给马克思写信，说他想要尽快继续反驳卢格在海因岑的文集《反对派》中发表的对他的攻击，并且打算在经过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后把他的文章作为单行本出版。马克思回信表示同意。最终这篇评论卢格的文章分成两部分发表在1847年8月5日和8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号和第63号上。
很显然，赫斯通过上述两篇文章为计划创办的季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此，马克思在1846年7月28日给赫斯的信中，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我们的著作”[9]。而在8月1日答复德国出版商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催促其按期交出已经签订了出版合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回信中，马克思更是明确说，由于“我、恩格斯和赫斯的一些著作”的事被“耽搁”而无法给他“肯定的答复”。[10]这些情况表明，马克思真正是把赫斯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了。
（五）对恩格斯两幅画和马克思的字句的分析
本节最后，我们分析一个相当特殊的资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原始手稿第15页和第16页空白处两幅人物速写。它们是恩格斯画的，与该页所阐述的内容并不相关。第一幅画的是一个长裤汉全身像，其左手高举着一顶弗利基亚帽，右手握有一把马刀。第二幅则是长裤汉的侧面像，只画到背带下端。把两幅画做一比较可以看出：它们画的是同一个人。雅·罗基扬斯基曾把这两幅画与流传下来的赫斯的肖像进行了比较，认定恩格斯画的是赫斯，并且指出这是“为了对赫斯在布鲁塞尔几年中的典型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一讽刺性的评注”，表明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同赫斯的关系不佳，因而不可能进行合作。[11]
除画之外，在第15页画的旁边还有马克思写下的两处字句：“宗教”“具有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此有两种解释，MEGA1的编者认为马克思所写的字句与旁边论费尔巴哈的手稿的内容直接有关，是对其内容的抽象和注释，而与画无关，因此应该是“[宗教]具有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12]。MEGA2的编者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辨认的结果是：“‘宗教’和‘具有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进一步的解释是，“宗教”的字样是写在马克思加画在长裤汉手中的一面小旗子上的，这样马克思所写的字就如同画本身一样，与旁边论费尔巴哈的手稿的内容无关，更恰当地说，它是对恩格斯所画漫画的意旨的注释和说明。[13]
我认为，即使雅·罗基扬斯基的猜测是对的，即恩格斯画的是赫斯，但从中得出这是对赫斯的“讽刺性的评注”，体现的是一种“轻蔑嘲讽的态度”，进而认为这时马克思、恩格斯与赫斯思想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根本不可能进行合作的结论是过于武断了。实际上就在该手稿第16页上恩格斯用同一种颜色的画笔，还画了另外一个人的侧面头像。雅·罗基扬斯基认为“大概画的是费尔巴哈”。按照他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这时与费尔巴哈同属所谓“唯物主义”阵营，很多思想仍有相同之处。那么，我们就要发问了：为什么同一页的两幅画，对赫斯表达的是轻蔑和嘲讽，而对费尔巴哈表达的就是认同和赞赏呢？这样说来，这两幅画如果可以排除是恩格斯的无意识地即兴娱记（而其实这是最可能的），那么至多只能表明，这时马克思、恩格斯是关注赫斯和费尔巴哈思想的！对他们的态度则决然不能只是单纯的否定或首肯，而可能有更为复杂的考量。至于马克思所写下的字句，如果有什么深刻的意思的话，我认为，“宗教”一词指的可能是关于赫斯或费尔巴哈思想中所涉及的话题，而不是指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宗教。
注释
[1]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29-530.
[2]Jakow Rokitjanski.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zu Moses Heβ in Brüssel 1845/1846//Marx-Engels-Jahrbuch. Berlin:Dietz Verlag, 1986：234.
[3]同①.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35-538.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30.
[6]同①631.
[7]这些情况可从恩格斯分别于1846年10月18日、12月，1847年1月15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知道，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7、82、83、87-89页。
[8]马克思致莫泽斯·赫斯（1846年7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0.
[9]同①.
[10]马克思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列斯凯（1846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82-383.
[11]Jakow Rokitjanski.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zu Moses Heβ in Brüssel 1845/1846//Marx-Engels-Jahrbuch. Berlin:Dietz Verlag, 1986：253.
[12]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Marx-Engels Gesamtausgabe：Ⅰ/5.Berlin:Dietz Verlag, 1986：21.
[13]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Marx-Engels Gesamtausgabe：2.probeband：442-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