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的刊布情形
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前奏”的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发表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期上的文章中对《神圣家族》的责难的答复，即《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一文最早刊登在《社会明镜》1846年第2卷第7期上，未署名。这是宽泛意义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发表最早的篇目，但严格说来，诚如我们在第二章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写完这篇答复之后才朦胧中形成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的，所以还不能把它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不能把它等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布鲁诺》一章。[1]
此后，马克思、恩格斯一边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边为该书将来的正式刊印和出版做着努力，特别是在进入第二卷的写作之后，他们与众多出版商有着频繁的书信来往。可惜的是这一时期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刊印他们写给出版商的信件保存下来的很少，倒是出版商寄给他们的信有一些留存。比如，1846年2月10日，伊格纳茨·毕尔格尔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怀着更大的兴趣期待着您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本小册子；我非常关心您是如何客观地判断和理解德国的各种极为不同的愿望和现象的。”[2]但马克思致毕尔格尔斯的信就没有流传下来。同年3月7日，罗兰特·丹尼尔斯[3]也给马克思写信，商讨是单独刊印单行本还是重新出版《德法年鉴》时考虑作为“共产主义哲学（著作）计划”“审查”工作的一部分列入。[4]马克思1846年2月底写给丹尼尔斯的信也没有流传下来。3月30日，乔治·朱利安·哈尼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几个星期以前”就收到了恩格斯的来信，“我高兴地获悉您打算出版季刊”以便刊登已经写完的部分。[5]这样说来恩格斯的信大概也写于2月底，但恩格斯的这封信同样没有流传下来。3月28日，沃尔夫冈·穆勒写信给另一个出版商尤利乌斯·迈耶尔说：“住在布鲁塞尔的那些人已经把两卷著作交付出版，其中包含了批判格律恩、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章节。对费尔巴哈也要批判吗？究竟要怎样批判呢？”[6]后来，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于4月7日写信也问马克思：“您的文集何时出版？”[7]
除了自己联系出版事宜，马克思还委托魏德迈与出版商、实业家直接接触和谈判，因为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出版商表面看来对这部书很感兴趣，但出于商业利益或者观点分歧，还没有谁真正愿意接受这本未完成的书，再加上当时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干扰，出版的事一直未能得到落实。这样，马克思只好另找出路，便派魏德迈去联系。魏德迈于1846年4月中旬离开布鲁塞尔，走时带走了一部分已经誊清的稿子。4月30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打算建议实业家尤利乌斯·迈耶尔“在灵堡成立一个出版社”，因为在德国二十印张以下的著作要接受检查，而对二十印张以上的著作来说，这一点在形式上是不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著作不会被查禁。魏德迈希望，能够争取到几个资本家干这件事；在获得荷兰公民权之后，他本人也能够得到许可。他请马克思询问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并“请速将所缺手稿尽快寄我”。马克思找到了商人卡·格·福格勒，他表示可以承担全部的书籍销售业务，因为他在莱比锡有个经理人，这个人主要是推销禁书。他提出，书本身要在德国印刷，编辑每次都作为出版人，就是说，要“作者自费出版”。福格勒应允了一些条件，愿按市场收入的百分之十，作为寄送、转运、交货、兑现、经理等费用，承担全部委托业务，条件是把书寄到莱比锡，邮资付讫。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目前出版20个印张以上的书籍的最好的办法”。这样，马克思1846年5月14日写信给魏德迈说，即将收到第一卷的手稿，“第二卷差不多已经完成。第一卷的手稿一到（最好用两个邮包寄这些东西），殷切希望马上开始付印”。如果迈耶尔同意福格勒的建议，那出版的事情就尘埃落定了。[8]
然而，魏德迈与雷姆佩尔和迈耶尔的谈判进行得一波三折，起初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口头答应了，但实际上一直没有付印。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7月2日给雷姆佩尔的信（这封信也没有保存下来）中，严厉谴责了这两个“威斯特伐里亚的资本家”的拖延、搪塞和推托行为。这导致了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借口缺乏资金于7月底最后拒绝出资刊印《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著作。后来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他们拒绝刊印的“真正原因”是出版人自己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9]，这可能是根据恩格斯后来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按照星座的名字讽刺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的比喻推断的。[10]
不管怎样，原来打算在威斯特伐里亚创办一家出版所用来出版这两卷著作的计划宣告失败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没有完成确实产生了直接影响。当时《费尔巴哈》部分还没有写完，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的第二卷也还处于分散状态，没有统一调整和合并。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和出版时曾说：“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11]
当然，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没有能够出版，但其中的部分章节在当时还是以零散的方式发表了一些，其具体情况是：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发表的几乎都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内容。
此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问题就一直没有再提起。
事隔36年之后的1883年，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鉴于当时思想斗争的实际状况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仍然存在，曾经考虑过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内容。6月12—13日他在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的附言中写道：“1847年马克思和我写了一部无比大胆的著作，痛斥了至今仍然盘踞在帝国国会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您认为把该文作为小品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是否适合时宜？这是所有用德文写的著作中最大胆的。”[13]6月22日，他在给伯恩施坦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说：“您如果去巴黎，务必渡过海峡[14]到我们这里呆几天。……这里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到时我要给您看的既有前一封信提到的大胆的稿子，也有其他的稿子。”[15]不过，在8月27日的信中恩格斯最终放弃了发表这部手稿的念头，认为：“关于大胆的稿子的建议，不如说是一个不好的玩笑。只要存在反社会党人法，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唯一能够存在的机关报，那末无论如何不能由于这类次要问题而向党的队伍投下一只纠纷的苹果，如果有人想把这当作‘原则性问题’，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16]
伯恩施坦1896年5月在《新时代》杂志上引用了这些书信的内容，并报道了他1884年春拜访恩格斯的情形：“关于那部‘无比大胆的著作’，（他）在此只是说那是挖苦讽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所有代表人物和著作的作品，它有时充满讽刺性的幽默——比如以把吕宁和皮特曼及其伙伴诙谐地比喻为大熊和小熊——，有时又显得冷峻辛辣，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人们遭到了格外尖锐的批判。”[17]根据伯恩施坦的回忆，那部“无比大胆的著作”还应当包括恩格斯1847年初作为第二卷的延续部分写成的手稿，即1932年由俄共（布）中央马克思列宁研究院[18]第一次用原文发表时编者加上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标题的那篇短评。此外，伯恩施坦还回忆了恩格斯关于批判施蒂纳和费尔巴哈部分的手稿的一些看法，并且说恩格斯在谈论这些部分时没有一次提到由这些部分所组成的两卷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总的情况。
无疑，恩格斯在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问题上的反复，直接导致了伯恩施坦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回忆，这对他以后处理手稿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注释
[1]当然这里也需要说明，这篇短评的文字同《圣布鲁诺》章中的一处非常雷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4-367.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09-111.）
[2]Ignaz Bürgers an Karl Marx(1846 Februar 10)//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Ⅲ/1.Berlin:Dietz Verlag, 1975：503.
[3]罗兰特·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1819—1855），1838年入波恩大学攻读哲学，不久转学医学。1842年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科隆行医。1844年在巴黎成为马克思的朋友。1846年起在科隆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计划成立一个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威斯特伐里亚刊印受挫后，马克思通过魏德迈要求把手稿寄给丹尼尔斯，试图在科隆出版，未果。《1844年在特里尔圣洛克展览会上出现的神奇医疗的文档演示》是一部250多页的资料集，由维·汉森撰写，1845年在特里尔出版。
[4]Roland Daniels an Karl Marx(1846 März 7)//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Ⅲ/1.Berlin:Dietz Verlag, 1975：513.
[5]George Julian Harney an Friedrich Engels(1846 März 30)//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Ⅲ/1.Berlin:Dietz Verlag, 1975：523.
[6]Wolfgang Mülller an Julius Meyer(1846 März 28)//Zeitggenossen von Marx und Engels.gewählte Briefe aus den Jahren 1844 bis 1852.Assen-Amsterdam, 1975：78.
[7]Karl Ludwig Bernays an Karl Marx(1846 April 7)//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Ⅲ/1.Berlin：Dietz Verlag, 1975：531.
[8]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946年5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9-370.
[9]Сочинения К.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том3, примечания2.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5：589.
[10]在恩格斯的比喻中，“双子座”指的是鲁道夫·雷姆佩尔和尤利乌斯·迈耶尔。（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42）
[1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3.
[12]恩格斯在1885年谈到《反克利盖的通告》的出版时说，它是“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8）发出的。
[13]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6月12—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
[14]指去英国，当时恩格斯在伦敦，这封是从伦敦发出的。
[1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6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1.
[16]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8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5.
[17]Bernstein. Marx und der“Wahre”Sozialismus//Die Neue Zeit, 14/2, Stuttgart, 1895-1896：217.转引自Inge Taubert. Die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r Manuskripte der“Deutschen Ideologie”und die Erstveröffentlichungen in der Originalsprache. MEGA Studien, 1997(2)：35-36。
[18]这一研究机构名称的具体演变过程是：1921年1月成立俄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4年5月成立列宁研究院，1931年11月两个机构合并为统一的俄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56年改名为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