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康熙引进夜来香

以前，我一直认为到了夜间发出异香的晚香玉，是古已有之的中国花卉。后读徐珂的《清稗类钞》，才知道此花并非中土产物。“晚香玉，草木之花也，京师有之。种自西洋至，西名‘土必盈斯’。康熙时植于上苑，圣祖爱之，赐以此名，后且及于江、浙矣。”

玄烨在位六十一年，是有清一代的鼎盛时期。执政晚年，吏治松弛，纲纪紊乱，出多入少，以致国力大降，害得他的儿子雍正接位时，国库空虚，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比之别的朝代那些上了年岁的统治者，还算差强人意。虽然有点昏庸糊涂，但还没有倒行逆施；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还没有走向自己的反面，考其一生治绩，应该说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仅以国土疆域而言，与任何王朝相比，康熙打下来的江山之大，达到了中国的有史之最。汉之西域，唐之吐蕃，明之台湾，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大部分，直至库页岛，都是康熙御宇以来，才纳入了中国版图之中。

从夜来香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一支来自外邦的花，康熙准许在禁苑中种植，说明这位皇帝不顽守故旧，不拘泥陈习，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度量，展开胸怀，拥抱世界。据说，当时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曾将西方音乐献演于这位皇帝陛下，那是巴洛克音乐在中国的首次演奏，当乐声飘扬在整个紫禁城时，对持夷夏之别的人士来说，该是多么骇人听闻了。然而，在御座上的康熙却听得很在意，很入神，这自是他不小气、不狭隘、不封闭、不排外的精神状态了。

国强，信心强，意气风发；国弱，信心也就弱，谈夷色变，这是必然的规律。现在常说的“汉唐气象”，就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的大气度、大手笔、大胸怀和大家风范；应该具有对于外来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纳和宽容。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辗转十数年之久，东汉班超，率三十六骑，打通丝绸之路。诸多带“胡”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葱、胡芦、胡瓜、胡豆、胡桃、胡萝卜，乃至于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等物品，都是他们引进中原，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了唐代，丝路大开，开放格局，更为可观。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诗，其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时的都城里，还有西域女郎经营的酒吧呢！唐代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要大若干倍，为世界级大都会。中亚人、南亚人、波斯人、罗马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人，还有渡海而来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多得多。当时，国力之强大，人口之众多，民生之富庶，经济之发展，在世界范围里也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国富民强，蒸蒸日上，无论对内对外，无论统治者还是百姓，都会表现出一种坦然的自信。

我始终弄不懂，康熙敢在御花园里种“土必盈斯”，可当下的故宫，却容不下星巴克咖啡店，到底给排挤出去。那么，英国的白金汉宫，会因为茶叶乃中华文明之一脉，而取消他们的下午茶么？这种可笑的狭隘、小气，使人不禁想到了康熙后代的后代，被列强的坚船利甲、洋枪火炮，吓得魂不附体、六神无主。将洋人洋货视作洪水猛兽，防范堵拒于国门之外，便成了他们的基本国策。于是，清代末季的咸、同、道、光，更是江河日下，国势衰颓，一个赛一个不成气候，精神上的忌畏退缩，行为上的闭关自守，思想上的防微杜渐，恐外排外，惧洋畏洋，躲之唯恐不及，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怀和气度了。

玄烨对西方世界固然不甚了解，但好学敏求，对于西人之代数几何、天文历法、舆地测量，都下功夫钻研过的。有一次皇太后病了，中药不见效，他敢悖祖宗的规矩，让传教士进宫为他老奶奶诊病，毫无戒备防范之意，这种气派，让人佩服。

相比之下，清末那位名叫徐桐的大学士，就显得滑稽可笑了。此人家住京师崇文门，也就是哈德门。往东走，为耶稣会教堂，经常有信徒礼拜，胸画十字；往西走，为东交民巷，乃使馆区，全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铺，有点像秀水街，挂着琳琅满目的洋货，这都是他老人家惨不忍睹的。可他每天要上朝，因为他是老佛爷和保守顽固派的精神智囊，是那个不成器的大阿哥的师傅，不能不恪尽厥职。于是，他让他的轿夫，抬着他出门往南，绕菜市口，转前门大街，经棋盘街，再拐进紫禁城去，成为京师一大笑话；但他，宁肯在轿子里颠得老骨头散架，也不变初衷地躲着鬼子走。

从夜来香的来历，便觉得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多么高明的识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