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诗文：清绮型、文人化审美格调

西晋时代（265—316），随着三国战乱局面的结束，统治阶级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建安以来社会关系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格局也暂时趋于平和；文人阶层因政治依附关系不同而出现的分化和对立也不再那么突出，他们大都归聚在统治者的阵营中了。这样，文学也就遇到了一个跟过去有所不同的现实语境。建安诗文中因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强烈苦闷，正始诗文中因现实黑暗虚伪而产生的深刻绝望，这一切在西晋诗文中都不再是突出的了，都被一种相对平缓而淡静的心情取代了。于是，清雅的、轻柔的、绮靡的、工巧的审美文化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文人化审美格调形成了。

当然，建安以来逐渐内在化、主观化、自我化、表情化的文学演变趋势，对西晋诗人文人化审美格调的成熟具有更本质的决定作用。如钟嵘说张华的创作：“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其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中卷）；潘岳则专写伤春悲秋之情，尤以写追念爱妻的“悼亡诗”名重诗史，陈祚明称他为“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这是一种文人色彩很浓的抒情化趋向，它在标志着文学走向内心的同时，也流露出脱离现实的形式化审美倾向。因为文学走向内心世界，也就是离开外在现实，回避外在现实与内在理想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一矛盾冲突所引起的内在紧张和痛苦，这也就很容易导致文学内容的相对单调和空泛，使文学不可避免地流入雕琢文采、玩赏辞藻、吟风弄月、工于技巧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而这正是那种脱离现实，或者说不敢直面现实的所谓文人化创作常常表现出来的特点。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这种文学的内在化和审美化也有它积极的历史意义，即它在很大程度上正标志着审美意识的趋于自觉和独立。西晋诗文文人化格调形成的辩证意义似也正在乎此。

西晋的主要作家除较早的傅玄、张华外，大致是钟嵘《诗品序》中所讲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以最具文人化写作特色的陆机为代表。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他的诗美观念是明确讲究“诗缘情而绮靡”，即一是讲诗的主观性、抒情性；二是讲诗的修辞性、形式美。在诗的创作上他其实也主要实践了这两点。不过人们一般不太认可其诗作的抒情性，实际上，陆机对抒情的追求是自觉的。这从其诗多“挽歌”“怨妇”“伤时”“嗟生”一类题材、题旨即可见出。只是作为东吴名将陆逊之后，陆机终究无法走出其贵族圈子，而且到西晋朝廷做官后也备受器重，可谓优裕显要，一帆风顺，没有也不可能有沉重的生存磨难和痛彻的内心体验，这就造就了其“惠心清且闲”（《日出东南隅行》）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其诗所追求的抒情只能是相对外在的和模拟性的，这也正是陆诗多拘于“拟古”题意的主要原因，如有名的《拟古诗十二首》即模拟《古诗十九首》而作，另外《短歌行》《苦寒行》等是模仿曹操，七言《燕歌行》则是步曹丕后尘。这类诗多就原诗之意变换词句，无法确定陆机自己的真情实感，当然这也可理解为诗人情感的一种曲折隐讳的表达。最能说明陆机诗歌特点的，是他对自然景致的细腻感受和精妙摹写，如在较有代表性的《赴洛道中作诗二首》中，作者写道：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

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

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野途的空旷，鸟兽的鸣啸，月影的冷凄，夜风的悲响，晨露的清幽，一位听了一夜风声、又望着露珠从枝叶间无声滑落的孤零零的远行过客，这一切所蕴涵的幽幽的悲伤、深深的孤独和浓浓的寂寞便凝成了一种特有的气氛与意味。这种气氛和意味不是慷慨豪壮的，也不是苦闷绝望的，而是一种幽闭无语和顾影自怜，一种非常内在的伤感和孤寂。正因如此，它的审美境界主要不再是一种壮美，而是趋于清静和优美了。尤其是，细腻而敏感的诗的主人公，在这里对自然景致的微妙变化有着极深切的感应和领会，人与物、情与景之间产生了内在的交流和沟通。这一种写景诗的出现，以及后来田园诗、山水诗的崛起，应当说与审美意识内在化、心理化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审美意识的内在化、心理化发展除了导致艺术境界的优美化和拟景文学的盛行外，还有一个重要效应便是形式美意识的凸显和独立。我们知道，建安文学开始显现一种新的自我超越意识。也正是从那时起，文学开始体现“诗赋欲丽”（曹丕）的美学追求，而曹植在创作上则尤为自觉地讲究语言的工整和华美，注重文辞的锤炼和对仗，体现出明显的“词采华茂”（钟嵘《诗品》）之美。到西晋，随着审美意识向自我内在世界的归聚，这种形式美追求愈趋自觉。从上面列举的陆机诗作即可看出，其语言的华美典雅雕饰精致显然已较为成熟，特别在排偶对仗和词采声色的讲究上差不多已臻完善，像《苦寒行》《招隐诗》等甚至已接近全篇对仗。这种诗歌修辞上的自觉追求，虽不免有繁冗雕琢之失，但一味否定显然也是片面的。从审美文化史的角度看，它标志着文学形式美意识的走向独立，而这一点，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也意味着审美文化在超越伦常功利、趋于自由形式的道路上已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从建安到西晋，作为“自我超越”这一时代主题的具体展现形态之一，文学所发生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它基本上实现了文学美观念从偏于社会、伦理、叙事、功利向偏于个人、心理、抒情、形式的转变，也基本上突破了文学美形态从秦汉以来一直偏于雄大壮美的格局，而开始向偏于淡静优美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