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诗文：从内心孤寂到人格超俗

正始（240—248），本为魏末齐王曹芳的年号，文学史上则一般把魏晋易代之际的诗文称为正始诗文。这时期主要的文学家是所谓的竹林七贤（彩图2），他们是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其中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是时，司马氏和曹氏两大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将整个社会推入了黑暗恐怖的深渊。许多异己分子被无端杀害，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而统治者却又同时提倡儒家的所谓仁义礼法，其政治和道德的虚伪性暴露无遗。这种现实环境，不仅剥夺了一般文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和期望，也不仅让他们时时有朝不保夕的性命之虞，尤其严重的是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政治信念和伦理理想，使他们体验到了真正的内在孤寂和绝望。这可以说是正始诗文所处的不同于建安时代的一种特定社会语境。

正因如此，从审美文化的角度看，正始诗文主要不再有建安诗文那样的慷慨豪壮之气，而是更多、更突出地深化和发展了建安文学中“忧生之嗟”的一面，使其笼罩在人生、生命意义上的悲凉忧伤色彩更浓，更趋于一种深刻的悲哀、空前的孤独和绝对的无望。阮籍著名的《咏怀诗》82首，就典型地表现了这样一种幽深阴冷的情绪。在作者看来，现实不过是一张无处不在的网，谁也无法自由自在，“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所以，功名利禄是没有意义的，它只会让人相互倾轧，丧失自我，“膏火自煎熬，多财为祸害”，“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人与人之间也是相隔膜的，即使亲友之间也不例外，“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仇”；甚至人活一世，本身就是“终身履薄冰”的，“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正是有了如此认识，《咏怀诗》便整个迷漫在一种极度伤感的情绪之中，诸如“憔悴使心悲”“泪下谁能禁”“感慨怀辛酸”“悄悄令心悲”之类的句子，可谓随处皆是。这种极度伤感的根子即在于一种深刻的孤寂感、绝望感：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所见，忧思独伤心。（其一）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其十七）

读到这样的诗句，只觉得一股清冷落寞、阴幽孤寂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感到一种旨趣遥深、难以名状的沉重意味。

然而，这种深重的悲哀、孤寂和绝望，却并没有导向诗人内在精神的崩溃，使他们走向自暴自弃的人性堕落，或走向背弃现实、皈依上帝的宗教之途，而是依然立足于现实的大地上，以一种理性的自觉，对个体的价值、自我的解脱和人格的超越重新进行思考与选择。当然这种重新选择并没有简单续写建安文学中的及时行乐题旨，而是追求更为高远的精神超越和自由。这使正始文学在题旨上具有了更深层的主体化、哲理化意味。阮籍《咏怀诗》中的不少作品即显露了这一自觉的审美追求。诸如“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飘摇云日间，邈与世路殊”等句，说的即是对尘世的超脱；而“临堂翳华树，悠悠念无形”，“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等句，则说的是精神向本体的飞升。

这类诗在嵇康那里更占主导。当然，与阮籍比起来，嵇康的论说文写得更好一些，《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说：“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味。”实际上他在思想界、玄学界的贡献要超过诗。但在文学上他也是很有特色、有影响的，其诗大都融玄学意味于自然生趣之中，清逸超俗，峻直幽深。比如：“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之八）“猗猗兰蔼，殖彼中原。绿叶幽茂，丽藻丰繁。馥馥蕙芳，顺风而宣。将御椒房，吐熏龙轩。瞻彼秋草，怅矣惟骞。”（《四言诗》）它们虽为四言，却清丽雅致，颇有深味。值得关注的是，这类诗已有向写景诗发展的趋势，而且其景象深味往往与玄理之思息息相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之十三》）

走向太玄境界作为一种自我超越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嵇康这里即意味着回归内心，追求一种心灵的自得和自由，亦即他在玄学上所说的“越名任心”。从审美文化史上说，这则意味着文学向内在世界的进一步开掘，意味着以“心”（主观、心灵、精神）为本的美学观念正日渐步入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