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文：慷慨与悲凉的二重唱

文学史上，一般将汉末建安年间（196—220）至曹魏黄初、太和年间（220—237）的文学称作建安文学，代表作家是“三曹”和“七子”，还有一个女诗人蔡琰也很杰出。建安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开始了真正的文人化写作；他们的创作，总体上是对东汉中、晚期文学，特别是《古诗十九首》所代表的文人作品中出现的感伤主义题旨的进一步深化和发挥，同时也带上了建安时代的特有气概，那就是建功立业的政治雄心和积极进取的豪迈情怀。刘勰说建安“时文，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就是说的这一情形。慷慨气概与感伤主义看起来很矛盾，但在建安文学中却是有机统一的。前人用“慷慨悲凉”描述建安文学，确为中的之论。

建安文学正处新旧时代交替之际，因而文人作家们大都有一展宏图的理想和抱负，渴望在政治上、人生上有所作为。曹操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他抒发政治抱负的四言诗最有意味，比如：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曹植更是自小就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所以他的诗多具慷慨多气的浓郁色彩，如《白马篇》写了一位英勇的游侠少年，实为诗人自我的化身：“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是何等的壮志高情！又如其《薤露行》：“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其《鰕䱇篇》：“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这又是何等的雄心豪气！

不过，汉魏之间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任人驰骋的时代，动荡变乱残酷黑暗的现实让人朝不保夕，名教崩毁伦理失序的社会令人迷茫绝望。在这样的情势下，个体企望有所作为的任何抱负都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快人由为叹，抱情不得叙”；“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曹操《善哉行其二》）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表明的正是一种外在信念和人生目标的失落感，一种对生存境遇的忧患和生命意义的怅惘。于是，我们在建安文人们笔下，看到了两种沉重而悲凉的现实：

一种是外在的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建安文学中的大量作品，以汉乐府那样的写实手法，叙述了当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粲《七哀诗》其一）的悲惨情景，表达了诗人“喟然伤心肝”（王粲）、“念之断人肠”（曹操）的痛苦心情。值得一提的是女诗人蔡琰（字文姬）的五言《悲愤诗》，作为一首长达540字的长篇叙事诗，对个人悲惨命运和苦难遭遇的白描式抒写，句句血泪，真切感人。总之，这一类诗，感时伤世，“缘事而发”，沉郁苍凉，深切质朴，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强烈的震撼力，被明人钟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一种是内在的悲怆忧伤的心理现实。对于审美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审美意识的发展而言，建安文学中所表达的内在心理现实似更令人关注。诗人们的心中普遍怀有一个“忧”字，忧虑、忧惧、忧怨、忧愁、忧伤……可谓郁结于心，挥之不去，用曹操的话说，叫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短歌行》）。他们“忧”的是什么？自然有“天不仁兮降乱离”，“志意乖兮节义亏”（《胡笳十八拍》）的现实忧虑，有“常恐失罗网，忧患一旦并”（何晏《拟古》）的生死忧惧，但更深层的是对生命本身意义的忧伤、忧愁和忧思。在深深的迷惘和苦闷中，他们进一步深切感受到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所感受到的生之悲剧，那就是生命的短促，人生的无常，命运的变幻，生存的无根！他们悲怆地写到：

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曹植《薤露行篇》）

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曹植《杂诗其二》）

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曹丕《杂诗其二》）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何晏《言志诗》）

个体的存在犹如离根的“转蓬”，无根无柢，随风飘零，自生自灭，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情境！人原来不过是寄寓世间的一个孤独的过客而已：

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曹植《浮萍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曹植《吁嗟篇》）

应当说，这种对人生无根感、孤独感的认识，虽未达到一种形而上的理性的自觉，但依然是相当深刻的。曹植在这方面尤为敏锐。他虽为魏文帝曹丕之胞弟，却备受曹丕迫害和折磨，一生抱负付诸东流，最终忧愤而死。亲兄弟尚且如此，又何谈他人！所以曹植的无根感、孤独感是切入骨髓、极为深刻的；甚至他在写人神恋爱的悲剧《洛神赋》（彩图1）时，依然摆不脱这种孤独感。那么美丽多情的爱神宓妃，也终因“人神之道殊”而不得不与追恋她的诗人含恨离别。人人互忌，人神相殊，可见个体的孤独确是无法逃避的了。

那么人该怎样活？或者说无根孤独的人怎样生存才会快乐？这是汉魏之际一个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建安诗人用诗的形式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曹丕《善哉行》其一）；所以，他们或“对酒当歌”，或“秉烛夜游”，或“临河垂钓”，或“与君媾欢”，或“慷慨时激昂”，或“逍遥步西园”……总之，他们信奉的是“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曹丕《芙蓉池作》）。心情的快乐，生命的康寿，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其他一切都是虚若浮云，靠不住的。诗人们在这种个体价值和意义的重新选择中，获得了一种心灵的慰藉、精神的解脱、情感的满足和快乐，尽管这是暂时的解脱和快乐，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真正超解内在的矛盾和痛苦，摆脱心情的悲怆和忧伤，但它毕竟使弥漫在悲云愁雾中的个体生命透出了亮色，看到了希望，显现了一种也许还不很明确的新的自我超越意识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