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宫廷台阁走向江山朔漠的“初唐四杰”
“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新唐书·柳冲传》中的这段文字把当时几大社会群体的文化特征仅仅归结为地域性的心理习惯，是缺乏历史分析的。事实上，在这些相互摩擦的心理习惯的背后，潜藏着既得利益者和现有实力者的权力斗争。山东地区是汉魏北朝旧门阀的聚集地，故而以“尚婚娅”的门第观念来维系其高贵血统的纯洁性；江左地区是东晋南朝新门阀的聚集地，故而以“重人物”的品评方式维系其“九品中正制”的举荐途径；代北地区多为入主中土的少数民族，故而以“重贵戚”的联姻手段来加强其传统大户的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以杨隋和李唐为代表的这些依靠军事实力而夺取天下的关中豪强，便不得不以“重冠冕”的官阶勋爵而与上述既得利益集团相抗衡了。如果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我们还会发现，在隋唐这一“婚”与“仕”的权力冲突背后，暗含着“士”与“庶”的政治变革。
如上所述，由于汉代的统治者在秦亡之后对传统的血缘和地方势力进行了妥协，致使健全的官吏制度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魏晋六朝以来，中国的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少数门阀士族的手中，而大批庶族地主根本就没有参与政治的合法途径。这种权力的垄断必然带来政治的腐败，占据社会要职的往往是有门第而无能力的庸人，个别有才学者也常常是谈玄论道、不务时政，从而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的凋敝。从这一意义上讲，杨隋和李唐统治者以军功和科举开“重冠冕”之新风，所维护者，便不仅是其家族或集团之少数者的利益了。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取消传统悠久的门第观念，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初唐的统治者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我们以《氏族志》和《姓氏录》为标志，似可将其分为太宗和武后两大阶段。我们知道，唐太宗在依靠关中军事豪强而夺取天下、继承大统之后，便面临着与传统势力的权力冲突。为了从理论上削弱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加强本朝政府的合法地位，他便令高士廉、长孙无忌等人实施了一场意义重大的理论变革——重修《氏族志》。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巨大束缚，只有在太宗的亲自干预下，李唐王室和皇后两族才被破例提升为一等与二等；崔民幹等山东旧族虽屈居三等之后，但仍然与三品以上的当朝官员平起平坐，具有显赫的地位。这说明，此一修订虽然体现了“主尊臣贵”的君权思想，但其“欲崇今朝冠冕”的政治意图并没有全部实现。换言之，重新修订的《氏族志》仍然是李唐王朝与门阀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到了武后时代，随着外戚势力的不断上升和庶族政治的逐渐稳固，进一步修改，乃至更新《氏族志》便再次成为可能，于是才有了更为彻底的《姓氏录》。与《氏族志》相比，《姓氏录》主要实现了三大变革：一是将皇后家族提为一等，与李氏王族相提并论；二是将当朝无官的传统士族干净彻底地排除在外，完全废除了其政治特权；三是将五品以上的当朝官员全部擢为士族，从而提高了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身份。
如果说姓氏制度的观念变革还只是在理论上调整了以往的士庶关系，那么科举制度的实施与普及则是在实践上打破了以往的门第界限。这二者实际上是相为表里、互为前提的。文献显示，有唐以来在继承和推广隋代之科举制度的问题上，也有着一个渐进的过程。太宗在位的23年里，一共取士228人，其数量虽然大大超过了高祖时代，但平均每年也不到10人。而到了武后、中宗当政的58年中，仅进士一科便取士1241人，平均每年21人，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制科取士。从考试内容来看，由于进士科在高宗以后以杂文（包括诗、赋、箴、铭、颂、表、论、议等）为主，玄宗以后又以杂文中的诗、赋为主，因而进士取士的繁荣便间接地刺激了有唐一代审美文化的创造。
武后时代之所以成为唐代诗风真正发轫的起点，有两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在创作主体上，通过科举和军功而步入政坛的庶族地主不可能再像六朝士族那样以罕关庶务、挥麈谈玄为时尚，因而支配他们的主要思想也已不再是虚玄出世的道家理论，而是积极入世的儒家学说了。历史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机遇，使他们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布衣卿相。而他们也要反过来创造历史，去实现祖祖辈辈的儒家学者所未能实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因而，他们笔下的诗歌和辞赋，便不再是显露修养、卖弄才华的工具，而是指点江山、言志抒怀的手段。于是，这些并不起眼的文学创作，便随着时代的脉搏而泛出了殷红的血色。
其次，在艺术形式上，格律诗在此一时期的定型，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唐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云：“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清人钱木庵《唐音审体》云：“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所谓“律诗”，亦为“近体诗”，其主要特征是修辞上的对仗和声调上的平仄。尽管六朝时代文坛之崇尚骈偶与诗界之讲究声律的风习已为律诗的出现做好了准备，但真正意义上的律诗却是在沈佺期、宋之问等武后时代的诗坛名宿手中定型的。从表面上看，律诗在初唐的出现，可能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关。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此一形式高度凝聚了汉语语音和词汇方面的艺术特点，符合了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诚然，唐诗的成就绝不限于近体，但格律诗毕竟占有主导和中坚的地位。试想一下，倘若近体诗未在此时出现，那么唐代能否成为诗的时代并留下如此丰富而灿烂的诗篇呢？
上述双重因素能在这一时期同时出现，或许是偶然的，但二者的最终结合却又是必然的。换言之，尽管王绩和王梵志等人在破除宫体遗风、清除诗坛污垢方面确实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但是前者不可能为唐诗的创作提供新的内容，后者也不可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新的形式。于是，真正英姿勃起、文采飞扬，并企图扫荡文场、扭转诗风者，还要属高宗、武后时代的王、杨、卢、骆了。
说起诗歌领域中的“初唐四杰”，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书法领域中的“初唐四家”。其实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从出身和地位上看，“初唐四家”都是侍奉于皇帝左右，位及于公卿王侯的显赫人物。而“初唐四杰”则“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代表了那些亟欲跻身政坛、渴望施展抱负的下层知识分子。仕途的波折、命运的坎坷，使得这些是“杰”而非“家”的诗人们不再满足于娱乐皇室、点缀升平的宫体诗，而要用笔墨来抒写其“幽忧孤愤之性”“耿介不平之气”：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
陇阪高无极，征人一望乡。
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
马系千年树，旌悬九月霜。
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王。（卢照邻《陇头水》）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
这里面有仕途的坎坷，但坎坷并非绝望；这里面有命运的悲凉，但悲凉并非消沉；这里面有羁旅的乡愁，但乡愁并非凄凄楚楚；这里面有人生的不平，但不平并非恩恩怨怨。说到底，他们毕竟是“坎坷于唐尧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王勃《夏日诸公见访诗序》）的知识分子，因而可以将毕生的坎坷和内心的悲凉化为一身正气、满腔热忱喷涌出来，为诗篇留下殷红的血色……至此，诗歌才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宫廷、台阁，重新移向江山、塞漠；至此，麻痹了百余年的情感才开始复苏，重新恢复了创作的活力；至此，真正意义上的唐诗才揭开了六朝的面纱，露出了自己青春的容颜。
作为唐代诗歌的开创者，“四杰”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清新隽永的五律之外，铺张扬厉的歌行体也具有较高的成就，这后一方面，要首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闻一多认为，卢、骆的歌行体是用铺张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恰是宫体诗的一种新的发展，所以它们实际上是改造了的宫体诗。这说法能否成立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其“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的浪子气度比那些遮遮掩掩的臣妾情怀确有几分潇洒可爱；其“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的任侠风格比那些偷偷摸摸的变态心理确有几分坦荡自如；其“专横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的得意之状比那些蝇营狗苟的侍从嘴脸确有几分动人之处。此外，还有那“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的视野，还有那“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的奢华……总之，这肆无忌惮的语言，这龙腾虎跃的节奏，是此前以往的宫体诗中不曾有过的。“这癫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
。即便说它是宫体诗，也同样显示出了“万象更新的初唐英姿”。
“四杰”不仅是唐代诗歌的奠基人，而且是唐代文学的开创者，其骈文和赋作，绝不比诗歌逊色。我们知道，诗有五、七，文有四、六。起于魏晋、盛于南朝的四六骈体要求文章的句式两两相对，这种对偶句式的大量运用虽有着形式主义的约束和局限，但也充分利用了汉字词素独立、音节均衡的语言特点，以便在跌宕起伏的节奏和旋律之中，形成整一与对称的美学效果。初唐时期，尽管王通、魏徵等人已开始鄙薄六朝文风的繁华，要求建立一种切于实用的散文，但由于近体诗歌刚刚萌生，还不能全面替代骈体文的美学功能，因而四六体余风尚炽，并于此而留下了骈文史上的压卷之作——王勃的《滕王阁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文章从滕王阁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入手，将客观的景致与主观的情感巧妙而动人地糅合在一起，感天地之无限，怀思古之悠情。文章用典甚多，但绝无堆砌辞藻之嫌；文章想象丰富，却并非无病呻吟之态。且不论其跌宕起伏的节奏、思绪万千的意象，仅就其脍炙人口的文句便已是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千里逢迎”“高朋满座”，“渔舟唱晚”“雁阵惊寒”，“关山难越”“萍水相逢”，“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东隅已失”“桑榆非晚”，“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有怀投笔”……这些至今仍极具生命力的名言成语均直接或间接地出自一篇极其短小的四六骈文，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须知，如此一唱三叹、余音绕梁的文章，并非朝思暮想、惨淡经营的产品，而是兴之所至、一挥而就的结晶。据《新唐书》记载，25岁的王勃途经南昌去交趾省亲，恰逢洪州都督在滕王阁大宴宾客。贵宾们大都知道都督的本意是要借此机会显示其女婿的才学，所以在席间都不敢接受为该阁写诗作序的邀请。然而，当笔纸传到王勃手中时，这位“雅厌城阙，酷爱江海”的书生却无法抑制内心的激情，遂欣然命笔，即席挥毫。都督心中不悦，佯作更衣，令侍者将王勃所写的文章逐句传报。开头几句尚不以为然，当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也禁不住拍案叫绝，叹为观止，惊呼“真天才也”！这便是“每有一文，海内惊瞻”的王勃。难怪杨炯在《王勃集序》中夸赞他的文章：“鼓舞其心，发泄其用。八纮驰骤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契将往而必融，防未来而先制。动摇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劳；沃荡词源，河海无息肩之地。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大则用之以时，小则施之有序，徒纵横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资。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其实，不仅王勃的文章体现了“万象更新的初唐英姿”，就是杨炯的评价也自是一篇铿锵作响的四六骈体。
如果说王勃的《滕王阁序》是一篇千古流芳的美文，那么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也是一部万代绝响的佳作。公元684年，高宗崩，中宗即位，武后临朝，旋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徐敬业以匡复唐室、讨伐武氏为己任，发兵传檄，震动朝野。其舆论之功，应首推骆宾王为其撰写的这篇檄文。文章首先历数武后妖媚惑主、阴谋篡位的罪行，指责其“践元后于翚翟，险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继而申述徐敬业起事的合法性：“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遗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再则渲染起事者的强大：“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山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接下来进行细心诱导、鼓动宣传：“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最后以决绝的语气，预示起事的成功：“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铿锵作响，掷地有声。据说武则天在初读此文时，曾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及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两句时便猝然变色，叹道：“宰相安得失此人！”一篇文章能令其唾骂的政敌叹为观止，足见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总之，尽管“四杰”的文章亦同其诗歌一样，并没有完全摆脱六朝的华美与骈俪，但已不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把戏和雕虫小技的玩偶。从而，它生动，它具体，它已经跃出了宫墙，它已经投身于战场。于是，它激越，它昂扬，它有淋漓的愤慨，它有由衷的喜悦！因此，尽管“四杰”位沉下僚，命运多舛，王、骆两族被灭，卢、杨均无子嗣，但是，有了《滕王阁序》，有了《王勃集序》，有了《长安古意》，有了《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这些永垂不朽的文字，就不怕传统的偏见和世人的诽谤。正像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所说的那样：“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