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建筑、雕塑

如果从朝代演变、政治沿革的角度上看，中国古代文化系统可说是确立于秦、汉，成熟于隋、唐。而且，这两段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形式上又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即都是由一个变革剧烈而又短命的王朝和一个变革适度而又强盛的王朝共同完成的。范文澜曾经指出：“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战国末年，论物产不能夸富于齐，论疆域难以称雄于楚的秦国之所以能够完成横扫六合的历史任务，靠的是积极主动的政治变革。在江山一统的基础上，秦始皇继续其大胆的政治变革，废“分封”而立“郡县”，建立起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以这一政权形式维护和确立了在战国时代即已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使历史有了一个大的飞跃。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变革过于迅猛，再加上秦朝在文化问题上的倒行逆施、在基本建设上的劳民伤财、在法律实施上的暴虐残忍、在开边扩土上的穷兵黩武，因而在动乱中得不到被否定了的家族血缘和地方势力等传统的政治运作能力的支持，遂运祚不远，短命而亡。

为了不再重蹈秦朝的覆辙，后起的汉代便不得不对旧势力进行适当的让步，在名义上恢复了分封制。但是汉代的分封不同于周代的分封，王侯领地的行政事务都是由朝廷委派的官吏去主管的，法令也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因而受封的王侯实际上只是大地主而不是领主。这就是说，汉朝是在修正的形式下继承和延续了秦朝的政治变革，从而使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得以巩固。但是，也正是由于汉朝统治者对旧的政治势力做出了部分的让步和妥协，致使地方割据势力和门阀士族阶层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清除这一影响的历史任务便留给了隋、唐两代。

与秦朝的历史功绩一样，隋朝所进行的事业也不仅仅是领土的统一。在结束南北分裂的基础上，隋朝进行了大胆的政治改革。首先，在政体上，隋朝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以便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其次，在官制上，隋朝改变了汉、魏以来地方长官可自任僚佐的旧制，实行了县佐须出他郡、授官全在吏部的新制。最后，在用人上，隋朝继续并发展了北周的政策，正式下令废除推行了三百余年的“九品中正制”，用科举取士的方法而为中小地主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开辟了道路。然而，隋朝不仅在社会变革的贡献上可以同秦朝相媲美，而且在历史发展的命运上亦可与之相仿佛。隋朝好大喜功的运河开凿和秦朝耗费民力的长城修建一样，在战乱刚刚平定之际严重地损害了其有限的国力；隋朝征伐高丽的军事行为和秦朝穷兵黩武的外交政策一样，未能给疲惫不堪的民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隋朝滥用酷刑的行政管理和秦朝施行苛政的社会风气一样，在政权尚未稳固之时人为地激化了固有的矛盾；甚至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的个人素质也与秦始皇和秦二世两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其雄才大略与残酷暴虐相混合的复杂性格均难以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最终，当这些矛盾全面爆发之际，那些原先在政治变革中被剥夺了既得利益的门阀士族和地方势力便借机卷土重来，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倾向。

如果说，隋朝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扮演了秦朝的角色，那么，唐朝则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完成了汉朝的事业。和汉朝一样，唐朝统治者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对旧势力做出一些让步与妥协。这包括给地方官员以更多的自主权，重用节度使；在肯定皇室的前提下承认门阀士族的优越地位，重修《氏族志》等。然而，在政体、官制、用人等重大问题上，唐朝则基本上保留了隋朝变革的历史成果，并因此而创造了新的辉煌。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革命与改良、斗争与妥协的辩证统一。没有秦、隋二朝的革命与斗争，汉、唐两代的改良与妥协也就失去了条件；反之，没有汉、唐两代的改良与妥协，秦、隋二朝的革命和斗争也就得不到巩固。尽管秦、隋的革命内容在汉、唐的巩固和发展中已失去了其原有的锋芒，但其毕竟在某种貌似妥协的外在形式下保持了历史前进的内在趋势。这就是历史前进的辩证法。

秦、汉与隋、唐不仅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在审美文化的风貌上亦能相互媲美。人们常用“汉唐气象”来概括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以言其开阔的视野、昂扬的气势、鲜明的色彩、刚健的力度。然而，历史只能反复，却不会重复。正如隋、唐的政治文化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向秦、汉的复归一样，隋、唐的审美文化也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完成了对秦、汉的重现。这种复归和重现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进行的：如果说浩大繁盛、刚健壮阔的秦、汉是这一发展的“肯定”阶段，而素朴自然、阴柔细腻的两晋、南北朝是这一发展的“否定”阶段，那么雍容典雅、气势开张的隋、唐则是这一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因此，这第三阶段不是简单地“抛弃”了第二个阶段的历史成果，而是在“扬弃”其外在形式的过程中保留了许多内在的要素。于是，除了上述的共同点之外，经过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和过渡，隋、唐的审美文化较之秦、汉就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了。

在隋朝所实行的重大政治变革的基础上，唐代很快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政治经济体系。政治上的统一、安定，给了人们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可能；经济上的均田制、租庸调法，维护了农民生产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军事上的府兵制，则减少了加在人们头上的军费开支。因此，在建朝只有十几年的世间里，唐朝就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接下去，武则天、唐玄宗继承和发展了太宗的政治路线，把“贞观之治”推向“开元之治”。随着政治文化的步步走高，审美文化也日趋繁盛，一种蓬勃的、向上的、自由的、开放的、万象更新而又日益宏大的审美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片兵甲强盛、风行万里的土地上，最能体现其大国气象者，莫过于建筑艺术了。我们知道，建筑是一种古老的、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艺术形式，它以砖石竹木为语言，在建筑人类栖居环境的过程中诉说着自己的情感、展现着自己的才智、表达着自己的信仰。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古人在建筑材料上更偏爱木材而不是石料，因而许许多多宝贵的艺术经典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在西方，今天的人们不仅可以去雅典瞻仰帕台农神庙的废墟、到罗马去观看斗兽场的残骸，而且可以看到古罗马时代保存下来的完好无损的万神庙、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刻满时代烙印的巴黎圣母院，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巨匠亲手营造的富于传奇色彩的圣彼得大教堂。可是在中国，不仅雄伟壮丽的阿房宫毁于项羽的一把大火，而且气势恢弘的未央宫也早已灰飞烟灭了。

顺着时代的足迹往上追索，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木制建筑的经典之作，恐怕要算是中晚唐时代建筑在佛教圣地五台山上的南禅寺和佛光寺这两座殿堂了。尤其是始建于大和年间、重建于大中十一年的佛光寺，是现存中国古建筑中斗拱挑出层数最多、距离最远，从而也最能体现木制建筑审美特征的艺术精品。熟悉建筑艺术的人都知道，西方建筑以石柱为首要的艺术语言，重在体现其指向上苍的宗教意识；中国建筑则以屋檐为重要的表现手段，重在体现其横向展开的世俗气息。这样一来，支撑在屋檐下面的木制斗拱便具有了超出力学之外的美学意义。作为梁柱和屋檐之间的中介环节，斗拱的意义即在于运用斗形木块和拱形曲木的有机组合而将立柱纵向的托力横向地传达、扩展开去。有了它，屋檐才能够探出，才能够上挑，从而使木制的建筑不至于机械、呆板、毫无生气。而斗拱本身那章法严谨、错落有序的层层叠加，也充分体现了等级社会的世俗旨趣。从佛光寺的建筑来看，由于斗拱的巧妙运用，使得横向展开的巨大殿堂并不显得压抑、沉重，从而在有限的高度中显出几分轻灵，在威严的气氛中透出一缕生机。

或许，中、晚唐时代的佛光殿还残存着初、盛唐时代的几许身影，文献记载和考古遗迹都表明，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气势上，以前的含元殿和麟德殿都曾远胜于此。那是一个何等伟大而豪迈的建筑时代啊！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人们只能借助于佛光殿的身影并通过想象而向前追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