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利用字迹特徵對竹簡進行分篇編聯

研究出土文獻最爲基礎的一個環節是對原本散亂無序的竹簡進行編聯。竹簡的編聯，首先是按竹簡的長度、簡兩端的形狀進行區分與歸類，然後按竹簡的契口或編痕位置等因素進行調整。在此基礎上，再根據字迹、句式、體裁、文義等進一步排序，從而得到最接近原本或與原本完全吻合的一個復原文本。對已發表的竹簡而言，包山、郭店、上博、清華等簡，整理者均是以竹簡形制與字迹特徵爲第一要素進行分類編聯的，正如李零所説：“竹簡整理，形制、字體的分類是第一步，内容的分類是第二步。我們分析簡文是否屬於同一類，首先是靠字體和形制，而不是内容。”

利用字迹結合竹簡形制來對簡牘古書進行分類分篇，加快了簡牘古書的整理速度，如我們就曾利用字迹特徵對上博八《成王既邦》與上博九《舉治王天下》的分篇做了重新調整，將被整理者分作兩卷的竹簡合爲一卷，並剔除了不屬於這一卷的部分竹簡。所以説，字迹分析本就屬於竹簡整理伊始所必須經歷的階段，並且也是竹簡後期釋讀編排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除了利用竹簡的形制進行歸類整理之外，字迹研究對於竹簡的編聯與拼合來説也是非常重要的。所謂“編聯”是指對前後連讀的兩枚竹簡或依次連讀的幾枚（或十幾枚、幾十枚）竹簡的簡序進行排列。同一篇章上的文字内容、字迹特徵能夠反映各枚竹簡之間的接續關係。對相同形制的竹簡我們可以依據抄手的字迹特徵進行分類，使這些竹簡的編聯拼合得以更好地進行。下面介紹一些利用字迹特徵對竹簡進行分篇編聯的成果。

龍永芳在《論郭店簡〈語叢三〉分篇與重新編聯的思考》一文中提到通過“也”字、“心”部的書寫差異對《語叢》三進行分組編聯。

我們利用《尊德義》與《六德》、《成之聞之》中“也”字寫法差異的字迹特徵，將《六德》簡49歸入《尊德義》篇中，印證了陳偉將《六德》簡49綴於《尊德義》簡23後的意見。

陳劍在《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一文中通過内容、形制、字迹等方面的對比將《競建内之》與《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兩篇進行編聯。

郭永秉從上博簡《競建内之》與《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的内容和字迹角度出發，得出了兩者應屬於一篇的結論。

沈培根據文義、字迹、竹簡形制等，將上博八《志書乃言》簡8編於上博六《平王與王子木》篇末。

“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指出上博八《命》、《王居》、《志書乃言》三篇形制、字體一致，並將《命》篇中簡4、5從該篇移除，將《王居》、《志書乃言》合併爲一篇。此後，魯家亮、單育辰、陳劍等幾位學者對這三篇簡序進行了重新調整。

宋華强認爲竹簡的編聯也可指對殘簡的編聯：“前後連讀的兩枚殘簡，前者有簡尾，後者有簡首，從而可以確定原來分别屬於兩支整簡。”我們曾根據香港簡6與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字迹特徵一致，將其歸入《季庚子問於孔子》一篇，並編聯在簡4之後。當然，相互編聯的竹簡前者簡尾殘、後者簡首殘，這也是經常出現的，這種情況的編聯就相當於甲骨文的“遥綴”。

當然，依據字迹特徵的同一性原則對内容相連的竹簡進行歸類、編聯，也要考慮到同一篇章中是否存在多個抄手的字迹。同一抄手可以抄寫多個篇章，同一篇章也可以由多個抄手完成。如郭店簡中《五行》就出現了三種字迹，《緇衣》、《語叢》四出現了兩種字迹，《語叢》三出現了四種字迹，上博三《周易》出現了三種字迹，等等。

利用不同抄手的字迹特徵也可以對由多個抄手完成的同一篇章進行編聯。如郭店簡《語叢》四中存在兩種不同的字迹，我們曾根據這兩種不同的字迹將《語叢》四原編聯進行重新調整，並印證了陳劍按《語叢》四的内容將其重新編聯的結果。

上博七《凡物流形》甲本中也存在兩種不同的字迹，我們曾利用不同字迹的特徵將原編聯進行重新調整，並與其他學者以文義方法編聯後的結果一致。

當然，按照字迹對竹簡進行編聯時，也應該考慮到文義的連貫與否。對文本的編聯或是復原不能只用單一的方法，而是多種因素都要考慮，這如同案件的偵破，要各種手段一起使用。例如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就是在同一支簡上同時出現了不同抄手的字迹。如郭店簡《五行》第10支簡與第11支簡的上半部，和其他簡的字迹差異甚大，無論風格、書體、字形均不相類，肯定不是出自同一抄手之筆，但根據文義及馬王堆帛書本《五行》，這支簡無疑可以編入《五行》這一篇文章中。再如上博五《競建内之》的同一支簡上還存在着不同抄手交互書寫的字迹，有的竹簡上只有一兩個字與其他字迹不同，郭永秉提出這可能是另一抄手校改的結果。再如上博六《天子建州》乙本簡9上存在兩種字迹，這種情況屬於一個抄手未完成抄寫，由另一個抄手接替抄寫完成的。我們對上博七《武王踐阼》進行字迹研究的過程中，發現該文本是由兩個人書寫（第三個人校改），其中一個抄手參與抄寫了兩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即《武王踐阼》的别本，該抄手没有完成這部分别本，而由另一抄手接替完成了這個任務，兩部分後又合編在一起，我們認爲這是起到異本並存的作用。

有關同一抄手書寫的兩篇是否爲同册合編的可能性我們也應該給予考慮。如馮師勝君曾指出郭店簡《忠信之道》、《唐虞之道》形制相同，理論上是可以編聯到一起的。井上亘根據簡文書體和竹簡形制相同的特徵，認爲上博二《昔者君老》與上博四《内豊》應合爲一篇。程少軒根據字迹特徵及竹簡的形制，認爲上博八《鶹鷅》與《有皇將起》很可能是同册編聯。

另外，余嘉錫就曾對古書的體例提出過“别本單行”的看法：

别本單行者，古人著書，本無專集，往往隨作數篇，即以行世。傳其學者各以所得，爲題書名。及劉向校定編入全書，題以其人之姓名，而其原書不復分著，後世所傳，多是單行之本，其爲劉向校本中析出，抑或民間自有古本流傳，不盡行用中秘定著之本，皆不可知。

從出土的戰國古書來看，余嘉錫所説的這種“别本單行”在先秦時期較爲流行，如郭店簡《老子》有甲、乙、丙三個不同的抄本，其中甲篇與丙篇部分内容有所重合，而《老子》這三個抄本的字迹情況也有所不同，至少可知它們是在不同時期完成的。

清華簡、北大簡、包山簡、嶽麓秦簡等簡背的劃痕與墨綫也可以作爲對這些簡編聯的依據，如“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就根據清華一《程寤》簡背的刻劃痕迹將簡6與簡7位置調换，得到新的編聯，即1+2+3+4+5+7+6+8+9。孫沛陽對竹簡背面劃痕及墨痕曾做過專門研究，他認爲簡背的刻劃痕迹對於竹簡的編聯起着十分重要的參考作用，均可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