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對戰國簡帛字迹的分析有利於對先秦書法史的研究

戰國簡帛上的墨書字迹多爲當時流行的手寫體，能夠真實地反映出當時人們的書寫水平。不過前面已經説過，對於戰國簡帛字迹的書法形態應該分爲兩類：一類是卜筮遣策文書類；一類是傳抄古書類。這兩類的書法風格差異很大。

卜筮遣策文書類字迹應該爲當時流行的俗體字，其特點是隨意性大，更容易表現出書手的個人書寫習慣及特徵。曾侯乙簡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戰國簡。由於曾國作爲楚國的附庸，一般認爲曾侯乙簡文字是典型的楚文字。我們認爲曾國雖然在政治上處於附庸地位，不過在文化上不可能完全與楚國統一。戰國時期文字不統一是整個社會現象，即使在楚國領域内各個地區也存在着書法風格的差異。曾國在文字使用上可能和楚國十分接近，但更多地保留了自己的地域特徵。如曾侯乙簡文字形態多爲長方形，筆畫平直，彎筆爲弧綫，起筆重落，收筆輕提，故被稱爲“釘頭鼠尾”。這些特徵都與真正的典型楚文字如包山簡、新蔡簡等書體不同。包山、新蔡簡中卜筮祭禱類簡的文字形體多爲扁平形，筆畫圓轉。

傳抄古書類竹簡更多地受到抄寫内容的影響，使用的書體風格與卜筮祭禱文書類是兩個系統。如文字形體縱長、有的筆畫出現彎曳等形態，郭店、上博、清華簡的公佈使我們見到了先秦書法形態的多樣性。還有在同一篇文獻中，對同一文字使用不同寫法，如上博六《孔子見季子》中對同一個“夫”字有五種不同的寫法，上博四《相邦之道》中頓壓起筆、提筆收鋒等運筆方法與常見戰國簡帛文字用筆差别很大，等等。這些現象的出現，使我們對先秦墨筆書法的認識不再局限於包山、新蔡等卜筮祭禱文書類的風格上。如果説包山、新蔡等簡體現了當時底層知識分子的日常書寫水平的話，郭店、上博、清華這些傳抄古書類竹簡上的字迹則向我們展現了戰國時期這些書手嫺熟的書寫能力，高超的書寫水平。這些古書簡的發現，無疑豐富了對先秦書法史中墨書材料的研究。

由於材料的匱乏，以往人們對古隸形成的認識都局限在秦文字筆畫所用方折、波挑等形態上。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其他各系文字中出現的俗體向隸書類型字體轉化的例子，不過這些研究都很零星。上博簡《性情論》中的横畫下延、《季子見孔子》中筆畫平直，有意識地將圓轉變成方折，並在横畫上出現了明顯的波磔等，這些都是楚地竹簡文字向隸書轉變的端倪，正如裘錫圭所説：“如果秦没有統一全中國，六國文字的俗體遲早也是會演變成類似隸書的新字體的。”

傳抄古書類竹簡中還出現了類似後世所謂行書、草書、楷書的筆法。如上博四《相邦之道》中出現的撇畫、挑畫的筆法；上博六《季子見孔子》中筆畫書寫急速、呼應黏連的寫法；郭店簡《六德》、《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四篇中的連筆現象及上下兩字出現的呼應關係，類似後世行書的章法，並且文字筆畫有意的裝飾應是墨書“蝌蚪文”的實例。

羅運環曾在《楚簡字體分類研究》一文中對包山、郭店、上博簡的字體做過籠統的分類，這些簡上不同的文字風格是其分類的依據。傳抄古書類竹簡抄手的書寫水平也有高低之分，即便是同一風格的書法，因爲抄手的書寫習慣、書寫水平等方面的不同，表現出的作品風格也有所不同。郭店簡中的《窮達以時》、《魯穆公問子思》等篇的書法風格與上博簡中的《弟子問》、《君子爲禮》的書法風格十分相近。兩批來源不同的古書，其書法風格又十分相近，證明了這一時期該風格的書法應該是普遍存在的。又如上博簡中《昭王毁室·昭王與龔之》與《昔者君老》都是同一用筆方法，但是由於抄手個人書寫習慣的不同，使兩篇風格出現了明顯的差異。隨着戰國簡牘的不斷公佈，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更豐富的竹簡書法風格展現給我們。

近年戰國秦地、楚地簡牘的大量出土及公佈，爲我們展現了豐富多彩的戰國墨書字迹，也彌補了以往書法史上先秦墨書材料匱乏的遺憾。有關楚秦簡牘書法藝術的討論也愈加興盛，如《全國楚簡帛書法藝術研討會暨作品展論文集》一書中不少學者及書法家專門撰文討論楚簡帛書法的藝術價值及影響。有關秦簡牘書法的研究近年來孫鶴、王曉光等都做過較爲全面系統的分析。但本文主要考察的目標並不是戰國簡帛的書法藝術，所以這裏不再過多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