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摒弃法条思维

(一)不能一味排斥民意

“检察官作为法律的守护人，应该且只能探求法之意旨，而非上级或他人的意旨，准此，检察官不该是他人(含上级)意见的传声筒，更不可能是政府的代言人。”[7]其实，检察官以外的其他司法者要真正树立法治思维，在适用法律时也必须要探寻法律的内在意旨。实际上，法律适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找寻法律真义的困难性和适用法律的复杂性，绝非法律圈外人能够切身体会得到。很多时候，法条的字面含义往往不是法律的内在意旨。司法者探求法律的意旨，不能仅凭法条的字面含义来理解。仅凭字面含义适用法条的“法条思维”绝不是真正的法治思维，因为具体的法律条文必须经过司法者的思考、解释才有可能成为活生生的正义。

法治思维并非必然要排斥所有的民意。代表社会一般价值观念的民意并不一定意味着损害司法公正，有时候合理的民意会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妥当处理。那种极端排斥民意的观点，在当下中国，不仅司法实践难以做到，而且也未必真正有利于法治思维的落实。办案过程中，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要考虑社会的基本观念，以当下的国民观念和社会价值为判断基础。易言之，司法实务工作者必须要考虑合理的民意。司法者如果仅仅拘泥于法条的字面规定，探求不到法律的真正内涵，案件的处理可能不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在冤假错案还时有耳闻的今天，司法工作者倘若不本着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立法旨趣，做足价值判断与公正处理案件的功课，而是一味排斥民意，强调所谓的“纯粹法治思维”，则很可能会陷入机械的“法条思维”，导致案件处理结果的不妥当、非正义。如此，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会遭到质疑，法治社会的春天可能永远是个美丽的童话。

(二)不能过度依赖司法解释

机械的“法条思维”倾向不仅表现在司法者单纯凭借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来办案，还表现在办案人员过度依赖司法解释上。在司法实践中，时常听到不少司法者埋怨这个问题没有司法解释，那个问题阙如上级规定。其实，如果司法者完全依赖司法解释和内部层层请示，会导致司法者思维懒惰，不注重发现法条蕴含的内在含义，不努力推进司法文书的说理工作，树立不了真正的法治思维。况且，有些司法解释等囿于“专业性”壁垒，保持着“闭门造车”的态势，民间意见有时难以直达司法解释的制定者那里。

当然，不主张机械的“法条思维”绝不是说要抛弃法条探求法意进而断案。司法者应该既能够脚踏实地，又能够仰望星空，统筹考量法律规范教义与价值构造，在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里发现法条的真实含义，目光不断往返于法律条文、案件事实与社会生活之间，而不能以法治思维的要求为由，只盯着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司法解释和抽象的法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