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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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危机考验民族素质

(上)

危机往往引发恐慌,恐慌常常期盼安稳,安稳容易认可强权,强权则可能导致专制,这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舞台曾经反复展演的剧目。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20世纪初叶爆发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恶潮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接踵而来。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断断续续的经济危机之中。意大利1920年便爆发经济危机,持续达两年之久。虽然1923年—1929年意大利经济有所恢复,但好景不长,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马上使意大利的对外贸易下降60%,国内贸易下降40%,工业生产下降50%,投资减少50%,失业人数则增加约250%。英、美、法1913年—1929年事实上也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因为虽然这一时期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1.5%、3.1%和1.5%,但这三个国家的工资年均增长仅为1.1%、2.2%和0.37%,这表明民众购买力非常疲软。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三国雪上加霜,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6.2%,英国下降了16.5%,法国下降了37.2%。日本早在1927年就爆发了金融危机。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工业生产下降32.9%,农业生产下降40%。德国在1917年经济已趋于恶化,虽然1924年—1928年德国经济一度出现繁荣,但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就使德国经济凄凄惨惨。从1929年到1932年,整个德国生产下降了40.6%,仅次于美国,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人数的43.8%,加上其家属占德国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些失业和无业人员在危机中走投无路,成为纳粹党煽动和争取的对象。如果没有从1929年底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及其对德国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纳粹党也许会四分五裂并淡出人们的记忆。

与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相伴而来的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活跃。1919年意大利、1919年匈牙利、1919年奥地利、1919年罗马尼亚、1919年德国、1923年保加利亚、1923年英国、1926年波兰、1929年芬兰、1930年比利时、1931年荷兰、1931年丹麦、1933年挪威、1933年葡萄牙、1934年西班牙、1925年法国、1933年瑞士、1933年捷克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法西斯组织。二十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上也出现了“爱国勤劳党”“血盟会”“国粹大众党”等法西斯团体。

虽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思潮到处泛滥,但在不同体制的国家和不同素质的民族那里,法西斯主义者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在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最为完备的美国,似乎就没有出现过法西斯主义思潮;在资产阶级民主历史悠久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在选举中一再失败,最后随着其头目莫里斯因违法被逮捕入狱宣告灭亡;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几经波折幸存下来的法国,法西斯组织被犹太后裔、政府总理勃鲁姆当机立断地解散。除了徳、意、日之外,其他法西斯组织或者不成气候,或者借助希特勒政权外力苟延残喘,或者只是昙花一现,只有徳、意、日三国的法西斯势力较为长期地盘踞了政权,给本国乃至世界酿成了大祸。

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这三个国家得手?毫无疑问,广泛的民意支持是法西斯政权建立和延续的重要基础。除了日本法西斯是通过自上而下途径上台之外,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都是通过自下而上途径上台的,即通过民众选举掌握议会多数拥有上台条件的。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共获640.96万选票,107个议席,由最小的党一跃成为国会中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在1932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230个议席,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这两次选举都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进行的,是比较正常的选举,反映了当时的民意所向。从1930年起,纳粹党外围就形成了紧紧跟随的各个利益群体的社会组织:希特勒青年团、民族社会主义妇女团、民族社会主义机动车驾驶团、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教师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法学家联盟、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技术联盟、德意志劳动阵线、德国粮食总会、德国文化总会等。德国人民当年错误地选择了希特勒,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

(下)

希特勒是用什么价值观念来获得德国民众支持的?一是用民族主义否定个体自由权利;二是用极权主义否定政治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国德国丧失了八分之一国土,十分之一人口,它的全部殖民地和国外投资都被战胜国瓜分,还要向战胜国交付巨额战争赔款。为了羞辱德国,战胜国对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巴黎和会的时间、地点进行了精心选择。地点放在凡尔赛,时间是1919年1月18日,这正是48年前俾斯麦在凡尔赛宫为德意志帝国威廉一世举行加冕、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日子。战胜国以此来嘲弄德国,使德国对战胜国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复仇心理。

法西斯在利用民族复仇情绪的同时,提出了放弃自由权利的要求。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公开声称,自由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仇敌。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对自由主义都要采取坚决拒绝的态度。在政治领域,希特勒颁布法律停止实行宪法原来规定的公民享有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基本权利。在经济领域,他制定法令对国家经济实施直接干预和全面控制。

除了用民族主义扼杀自由权利之外,希特勒还用极权主义体制否定政治民主制度。他制定了《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规定了希特勒内阁有权违反宪法,不经国会同意就可以制定法律;他颁布了《关于帝国元首最高领袖的法令》,规定总统与总理职务合二为一,希特勒为终身国家元首,其继承人只能由希特勒本人指定;他制定了《联邦改造法》和《德国总督法》,废除联邦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他颁布了《关于国家和政党统一法》,规定了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确立了党国合一的体制。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基石。像德意志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怎么会推举专制独裁的希特勒呢?性格决定命运,经历锻造素质。德国从中世纪一路走来,既没有经过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也没有经过前期以英国为中心、后期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思想运动的冲刷,走的是俾斯麦强人治国这种类型的道路,缺乏深厚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意识。

14—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张扬人的主体意识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方面,有诗人但丁、阿利格里、弗朗西斯·彼特拉克、乔叟等;作家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等;画家乔奇、马萨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桑西、乔尔乔内、提香·维契利奥、丢勒等;科学家哥白尼、培根、哈维、开普勒、伽利略等;哲学家霍布斯、笛卡儿、斯宾诺莎、伊斯拉谟等;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法学家格老秀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莫尔;教育家夸美纽斯;等等。但在这些极富思想解放和开拓精神的巨人中,除了画家丢勒和科学家开普勒之外,却鲜有德意志民族的儿女。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欧洲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其弘扬自由民主精神的力度远远超过文艺复兴运动。著名代表人物有弥尔顿、哈林顿、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行列中,也罕见德国人的身影。

观念比模式更重要,灵魂比躯体更关键。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同样不可缺少,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同样为一个民族所必需。“二战”前德国不可谓不重视教育,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法》的国家。但是,在当时德国的国民教育中,职业技术素质备受重视,自由、权利平等、民主等人文素质被严重忽略。希特勒就说过:劳动大众只需要面包和马戏,他们永远不会理解理想的意义。因此,在纳粹德国的高中,历史课主要讲授反犹主义、反自由主义等;地理课主要讲授德国人有权统治其他民族;“种族理论课”则讲授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在大学,所有的教学内容都要突出宣传反犹主义和“生存空间”理论,《我的奋斗》成为大学生必读的“圣经”。在法西斯的统治下,人不是目的和主体,而成了手段和客体,一个民族正常的理性昏睡了几十年!一个民族事后的忏悔延续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