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幸福”与刑法的利益衡量思想

周建军^[1]

摘要：源于社会契约的合作精神，“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既不能得出个人利益不受限制主张，也不能得出“公共利益”必然优先的结论。与此同时，在功利主义的制度体系下，自由是不能交换的，但保障、回复自由利益的方式是可以权衡的。因此，刑法利益必然具有可以衡量、回复的属性。受此启发，报应既是一种情感反应，也是一种利益需求，兼有正义与效率的属性，具有权衡、回复的可能；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刑法教义思想、形式理性等，也都只是刑法目的及其价值的组成部分，必然具有可以衡量、折衷、妥协的范式。犯罪治理更是如此，不仅要严格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还要将个人自由、多数人幸福的利益衡量作为犯罪治理合作的核心价值，更不能顾此失彼，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蚕食个人自由的领地。

关键词：社会契约 公共利益 衡量 报应 罪刑法定

黄风教授称贝卡利亚（Cesare Bonesana Beccaria，1739-1794）的《论犯罪与刑罚》为“振聋发聩的论述”^[2]。更有意义的是，《论犯罪与刑罚》关于罪刑法定原则和死刑的论述，源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观念。在此基础上，贝卡利亚还提出了犯罪是一种对社会的损害，刑罚的目的在于阻止人们犯罪，而不是社会报复的观点。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追求、阻止犯罪抑或预防犯罪要比报复犯罪更加重要的思想，是位阶高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终极思想，对这个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刑法学界对此并不在意，因此带来了很多问题。